“再長長吧，姑娘……你們還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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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拱又是雞在叫，開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唉，有啥法子呢！一直開到晚上。
我睡過去，又醒過來…… 就這樣，我投奔了遊擊隊…… ——安娜·約瑟佛夫娜·斯特魯米林娜 （遊擊隊員） 那次閱兵……我們遊擊隊員和紅軍部隊一起列隊受閱，但是閱兵之後我們被通知要上繳武器，回去重建城市。
我們很納悶兒：怎麼回事啊？戰争還在進行，僅有一個白俄羅斯剛剛得到解放，我們怎麼能交出槍支？！我們每個人都想把仗打下去。
于是我們來到兵役委員會，我們那兒所有的姑娘都來了……我向他們表示：我是護士，請把我派上前線。
兵役委員會的同志許諾說：“好吧，我們一定考慮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時候，我們馬上通知您。
您先去工作吧。
” 我等啊等……可他們根本沒來找我。
于是我又來到兵役委員會……我一連跑了好多次。
最後，他們對我說了實話，護士已經太多了，不再要護士了，不過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廢墟…… 您要問，我們那兒的姑娘們都是些怎樣的人？我們遊擊隊有個叫切爾諾娃的，已經懷孕了，還把地雷夾在腰裡，緊靠着胎兒噗噗跳的心髒。
通過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們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了。
唉，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又何必說？我們從小就受這種教育：祖國就是我們，我們就是祖國。
我還有一位女友，她帶着女兒走遍全城，在小姑娘的裙子裡，好幾層傳單裹在身上。
女兒舉起小手，央求媽媽說：“媽媽，我太熱了……媽媽，我難受……”這時大街上布滿了德寇和僞警。
德國人還可能瞞過去，要想蒙騙僞警就太難了。
他們也是俄國人，他們了解你的生活，能看透你的内心，猜到你的心思。
就連孩子們也參加了遊擊隊……是我們把他們帶到隊伍上的，但他們畢竟是孩子。
如何保護他們的安全呢？我們就決定把孩子們撤出前線，可是他們還是從兒童收容所跑回前線來。
他們在路上、在火車上被截住，但還是一次次逃出來，再次跑上前線。
恐怕要過上幾百年才會弄清楚這段曆史：這是怎樣的戰争？這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是怎樣造出來的？您可以設想，一個孕婦懷揣着地雷……而她還在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她熱愛生活，她想活下去……她當然心裡也害怕。
可她還是那樣做……她那樣做不是為了斯大林，而是為了自己的後代，為了孩子們的未來。
她不願意跪着生存，不想向敵人屈服……也許我們當時都太盲目了，我甚至也不否認當時有很多的事情我們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我們的盲目和純潔是共存的。
我們就是由兩部分組成，由兩個生命組成的。
您應當明白這些…… ——薇拉·謝爾蓋耶夫娜·羅曼諾夫斯卡雅 （遊擊隊護士） 夏天開始了……我正好從醫學院畢業，獲得了文憑。
就在這個時候戰争爆發了！我立刻被召到兵役委員會，得到的命令是：“給您兩個鐘頭時間，收拾一下，我們就送您上前線。
”我急忙回去整理行裝，把所有東西都裝進一隻小手提箱裡。
您打仗随身帶的是什麼？ 糖果。
什麼？ 滿滿一皮箱糖果。
我從醫學院畢業被分配到農村工作時，得到了安家費，一有了錢，我便用它們統統買了巧克力糖，整整裝了一皮箱。
我知道在戰争中我是不需要現金的。
在皮箱的最上面，我擺放了一張醫學院同班同學的合影，上頭全是女孩子。
就這樣，我又趕到兵役委員會報到。
兵役委員問我說：“您想我們派您到哪兒去呢？”我反問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兒？”——我和她是一起畢業分配到列甯格勒州來的，她在鄰村工作，離我十五公裡遠。
兵役委員聽了我的話笑了：“她恰恰也是這樣說的。
”于是，他拎起我的皮箱，要送我上一輛卡車再去火車站：“箱子裡是什麼，這麼重？”“是糖果，一箱子都是。
”他不說話了，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我看出他心情很不自在，甚至有些難為情。
這是一個中年男子……他知道要把我送到哪兒去…… ——瑪麗亞·瓦西裡耶夫娜·季霍米洛娃 （助理軍醫） 我的命運是在一瞬間決定的…… 兵役委員會貼出了一份公告：“需要司機。
”我就是從司機訓練班出來的，學了六個月開車……我本來是個教師（戰前我讀過中等師範），但根本無人問津，戰場上誰需要教書的？需要的是軍人。
我們訓練班裡有很多姑娘，組建了整整一個汽車營。
有一天外出訓練……我一想起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淚。
那是在春天，我們打完靶返回營房。
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羅蘭花，很少的幾朵。
我采來後，把紫羅蘭綁在槍刺上，就這樣一路走了回來。
回到營地，營長召集大家列隊，點到我的名字。
我跨前一步站了出來，可我忘記槍刺上還紮着一束紫羅蘭花。
營長開始厲聲訓斥我：“軍人就應該是軍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為何在這種嚴酷環境中我居然還有心思去想花花草草。
這種事情男人永遠不明白……可我沒有把紫羅蘭扔掉，而是把它悄悄取下來，揣進了衣袋。
為了這幾朵紫羅蘭，我被罰了三次額外勤務…… 還有一次，輪到我站崗。
夜裡兩點鐘，别人來換我的崗，但我不想換。
我對下一班的人說：“你就站白天的崗吧，現在再讓我站一班！”我自願站了一整夜的崗，一直到天亮，僅僅是想聽聽鳥叫。
隻有深夜才能讓我想起以前的那種安甯的生活。
我們開赴前線路過大街小巷時，道路兩旁自動排起了送行的人牆：有婦女，有老人，有孩子。
大家都在抹眼淚：“小姑娘都要上前線了。
”我們整整一個營全是姑娘。
我開車做什麼？……就是每次戰鬥結束後去收屍，戰場上到處都是散落的屍體，都是年紀輕輕的小夥子。
有一次，突然發現一位姑娘的屍體躺在地上，一個戰死的女孩子……所有人頓時都沉默無語…… ——塔瑪拉·伊拉利奧諾夫娜·達薇多維奇 （中士，司機） 我準備上前線的時候……您不會相信……我那時以為戰争不會打多久。
我們馬上就會戰勝敵人！我還買了一條十分喜愛的裙子、兩雙襪子和幾雙鞋。
那是我們從沃羅涅日撤退時，我記得當時我們沖進商店，又為自己買了一雙高跟鞋。
我記得很清楚，撤退的時候，城市上空已經是黑煙籠罩——但是商店居然還開業，真是奇怪！不知怎麼地，我就是喜歡買鞋子。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雙鞋子多麼精緻優雅……我買到的是一種精神愉悅…… 确實，要想馬上就告别戰前的生活是很困難的。
不僅是心理，就是全身各部分都很抗拒。
所以我還清楚記得當時拿着這些鞋子跑出商店時我是多麼高興，開心極了。
其實當時已經是硝煙四起炮聲隆隆了……雖然人已經處于戰争中，但還是不願意去想它，硬是拒絕相信戰争已經開始。
我們已經被戰火包圍了…… ——維拉·約瑟沃夫娜·霍列娃 （戰地外科醫生） 戰場生活和瑣事 我們的夢想……就是要去打仗…… 我們剛進入車廂，訓練就開始了。
一切滿不是我們在家時想象的那樣，必須很早起床，自由活動的時間一分鐘也沒有，而我們身上還保留着以前的生活習慣。
隻受過小學四年級教育的下士班長古利亞耶夫教我們軍事條令，他連有些單詞的音都發不準，我們很不滿意。
在我們看來，他能教我們什麼啊？其實也就是教我們怎樣在戰場上求生…… 體檢以後要進行入伍宣誓。
司務長拿來了全套的軍服：軍大衣、船形帽、軍便裝、軍裙。
沒有女式襯衣，就發了兩件厚棉布縫制的男式長袖襯衣；沒有綁腿，發的是一雙長襪子和一雙笨重的前後都釘着厚鐵掌的美制大皮鞋。
在連裡數我個子最矮，體重最輕，身高才一米五三，鞋子穿三十五碼。
不用說，軍工廠是不制作這麼小尺碼的軍鞋的，美國人更不會供給我們這種小号鞋，于是就發給了我一雙四十二碼的大皮鞋，穿鞋脫鞋都不用解開鞋帶，直接就可以把腳插進鞋筒。
這雙皮鞋那麼重，我穿上它隻能拖拖拉拉地走路。
我走列隊方步的時候，石子馬路上都迸出了火星，步伐古裡古怪，根本不像在走隊列。
那吃盡苦頭的第一次行軍，現在真是想想都可怕。
我是準備在軍隊建功立業的，但沒有料到三十五碼的小腳卻要穿上四十二碼的大皮鞋，那麼沉重又那麼醜陋！難看死了！ 連長看到我走路的模樣，把我叫住了：“斯米爾諾娃，你是怎麼走隊列的？難道你沒學過嗎？為什麼不高擡腿？我宣布罰你三次額外勤務！” 我回答說：“是，上尉同志，三次額外勤務！”我轉過身去要走，可是還沒邁出腿就摔倒了，人從鞋子中甩了出去……兩隻腳都被鞋筒磨出了血…… 這時事情才真相大白：我都不能走路了。
于是，連隊的鞋匠帕爾申奉命為我用舊帆布改制了一雙三十五碼的高筒靴…… ——諾娜·亞曆山德洛夫娜·斯米爾諾娃 （列兵，高射機槍手） 有不少可笑的事情呢…… 紀律、條令、等級标志——所有這些軍中奧妙我們并不是很快就掌握的。
我們就是每天站崗放哨守衛飛機。
按照條例規定，如果有人過來，必須命令他站住：“站住，哪一個？”可是，我的一位女伴有一天站崗看到團長遠遠過來了，竟然大聲喊道：“請停一下，那是誰呀？對不起您，我可要開槍了！”您說可笑不？她竟然喊：“對不起您，我可要開槍了！”對不起您了……哈哈哈…… ——安東尼娜·格利戈裡耶夫娜·邦達列娃 （近衛軍中尉，高級飛行員） 姑娘們剛到航校來時，都是一頭長發，梳着各式各樣的發型。
我也把一條大辮子盤在頭頂上。
可是怎麼洗頭呢？到哪兒去吹幹？剛剛洗好頭發，警報響了，就得馬上跑出去。
我們分隊長瑪利娜·拉斯柯娃命令所有人都要把長發剪去。
姑娘們一邊剪一邊哭。
後來獲得了榮譽稱号的飛行員莉麗亞·利特維亞克，當初怎麼也不願意跟她的長發分手。
我隻好去找拉斯柯娃：“隊長同志，您的命令執行了，隻有利特維亞克違抗命令。
” 瑪利娜·拉斯柯娃盡管具有女性的溫柔，但畢竟是個稱職的十分嚴肅的領導。
她命令我回去：“要是你連上級指示都不能完成，還算什麼黨小組長！向後——轉，開步——走！……” 連衣裙、高跟鞋什麼的，我們實在舍不得扔掉這些東西，就把它們藏在背囊裡。
白天穿長筒靴，晚上就在鏡子前面偷偷穿穿高跟鞋。
這事還是被拉斯柯娃發現了——過了幾天便下了個命令：所有女式衣物全部要打郵包寄回家去。
必須如此！不過，我們隻用了半年時間就學會了駕駛新式飛機，這在和平時期需要兩年。
訓練開始沒有多久，我們就犧牲了兩組學員，一共四口棺材。
我們一共三個團，大家都傷心地痛哭。
拉斯柯娃站出來說話了：“姑娘們，擦幹眼淚吧。
這還隻是我們的第一次損失，以後還會更多。
你們要把柔弱的心攥在拳頭中……” 後來在戰争期間，我們再也沒有在安葬同伴時流淚，大家不再哭泣了。
我們駕駛的是戰鬥機。
對于所有女性身體來說，高度本身就是一個可怕的負擔，有時好像肚子直接頂住了脊梁骨。
可是我們女孩子們飛得很棒，屢創奇迹，還有尖子飛行員！就是如此！您知道，我們飛行時，就連男人都看得驚奇：女飛行員又升空了！他們很羨慕我們…… ——克拉芙季亞·伊萬諾夫娜·傑列霍娃 （空軍大尉） 那是在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員會……兵役委員親自接待了我，他問我：“您能跳傘嗎？”我承認我害怕，他又把空降兵的待遇誇了一通——服裝漂亮不用說，每天還有巧克力吃。
可是我從小就有恐高症啊。
“那您願意去高射炮部隊嗎？”高射炮？這我可知道是怎麼回事。
于是他又建議：“那我們把您派到遊擊隊去吧。
”我問他：“到了那兒，我怎麼給莫斯科的媽媽寫信呢？”最後兵役委員隻好用紅鉛筆在我的派遣證上寫道：“去草原方面軍……” 在火車上，有個年輕的大尉愛上了我，整夜待在我這節車廂裡不走。
他在戰争中身心受到很大創傷，多次負傷。
他反複打量着我，說：“小維拉，您可千萬别灰心喪氣，不要學得粗暴。
您現在多麼溫柔可愛啊……我可是什麼都見識過的……”在當時那種好心情下，接下來自然發生了些什麼，人們都說，想從戰争中潔身自好地走出來真是太難了。
戰争是個地獄。
我和女伴走了一個月，總算到了烏克蘭第二方面軍第四近衛集團軍。
我們到達還沒幾分鐘，主治外科醫生出來打量我們一番，就把我們帶進手術室說：“這就是你們的手術台……”救護車一輛接一輛開來，還有史蒂倍克美國重型卡車，傷員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擔架上，我們隻問了一句：“先救誰？”“先救不吭氣的……”一個小時之後，我就已經上手術台工作了。
一直做下去……一連做了幾天幾夜手術，稍稍打個盹兒，然後很快揉揉眼、洗洗臉，繼續做。
兩三個傷員中總有一個不治而死，我們不可能救活所有人。
三分之一是死在手術台上的。
我們在士麥林卡火車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轟炸。
火車停了下來，我們都四散逃離躲避。
有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闌尾，今天就已經在奔跑了。
我們在森林裡坐了一整夜躲避飛機，可火車已經被炸成了一堆廢銅爛鐵。
清晨，德國飛機又超低空飛行，仔細搜索樹林。
我們還能躲到哪兒去呢？又不能像田鼠一樣鑽到地下去。
我抱緊一棵白桦樹站牢：“啊，我的親媽呀！……難道我就這麼死了嗎？要是我能活下來，我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後來我無論對誰講起我怎樣緊抱着白桦樹不放，都引起一陣笑聲。
其實，當時真是千鈞一發啊，不是嗎？我就是那麼直挺挺地站着，死抱住白桦樹厲聲尖叫…… 我是在維也納迎接勝利日的。
我們到動物園去玩了一趟，我一直都渴望去動物園。
本來我們也可以去參觀集中營的，大家都被帶到了集中營去看展覽受教育，但我并沒有去……直到現在我還很奇怪，當時我為什麼不去？……其實就是不想難受，就是想高興點、開心點，想看看另一種生活…… ——維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謝瓦爾德舍娃 （上尉，外科醫生） 我們家一共三口人：媽媽、爸爸和我。
父親是第一個上前線的，媽媽想跟父親一道去，她是個護士。
可是父親去了一個地方，母親去的是另一個地方。
我那時隻有十六歲，人家不願意要我。
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員會跑，磨了一年多，總算把我收下了。
我們坐了好長時間的火車。
和我們在一起的有從醫院返回前線的戰士，他們都是些年輕小夥子。
他們給我們講前線的故事，我們坐在旁邊，聽得目瞪口呆。
他們說我們會遇到敵機掃射的，我們就坐立不安地等着：敵人到底什麼時候開始掃射？于是他們又說，這樣吧，我們一起去打聲招呼，就說我們已經全都被掃射過了。
我們到達了前線。
不料，沒有派我們去握槍杆子，而是叫我們去洗衣做飯。
姑娘們全是我這個年齡，參軍前父母十分寵愛我們，我就是家裡的獨生女。
在這裡我卻要搬柴草生爐子。
最後我們還要把爐灰收起來，放到鍋裡代替肥皂，因為肥皂還沒有運到，原來的已經用完了。
襯衫都很髒，滿是虱子，還盡是血迹……在冬天要洗掉血迹很難很難…… ——斯維特蘭娜·瓦西裡耶夫娜·卡泰希娜 （野戰洗衣隊戰士） 至今我還記得我救護的第一個傷員，常常會想起那張面孔……他是大腿根附近開放性骨折。
您想想看，骨頭都戳了出來，傷口稀爛，肉全都翻到外邊。
骨頭都出來了……我雖然從書本上知道該怎麼處置這種傷口，可是當我爬到他跟前看到這樣子時，我支持不住了，惡心得直想吐。
突然，我聽到了說話聲：“小護士，給我點水喝。
”這是那個傷員在對我說話，好可憐。
我到今天還記得這情景。
當他說出這句話時，我突然冷靜下來了。
“哼！”我心裡責備自己，“好一個屠格涅夫筆下的貴族少女！人家受傷都要死了，而你這軟弱的造物，還惡心啥呢……”我趕快打開急救包，給他包紮傷口。
就這樣，我開始鎮靜下來，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戰地服務。
我現在常常看一些戰争影片：護士上前沿陣地時，總是穿得整整齊齊、幹幹淨淨，還不穿棉褲，隻穿一條小短裙，鳳尾發型上戴一頂船形帽。
唉，太虛假啦！難道我們這樣子還能去背傷員？……周圍清一色都是男人，怎麼能穿着一條短裙這樣爬來爬去？說實話，隻是在戰争結束時，上級才把裙子當作盛裝發給我們。
也隻有在那時，我們才領到了針織品内衣，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襯衣。
您知道嗎？我們真是欣喜若狂，為了能讓人看到我們裡面的内衣，我們就把套頭軍裝前面的扣子統統解開…… ——
唉，有啥法子呢！一直開到晚上。
我睡過去，又醒過來…… 就這樣，我投奔了遊擊隊…… ——安娜·約瑟佛夫娜·斯特魯米林娜 （遊擊隊員） 那次閱兵……我們遊擊隊員和紅軍部隊一起列隊受閱，但是閱兵之後我們被通知要上繳武器，回去重建城市。
我們很納悶兒：怎麼回事啊？戰争還在進行，僅有一個白俄羅斯剛剛得到解放，我們怎麼能交出槍支？！我們每個人都想把仗打下去。
于是我們來到兵役委員會，我們那兒所有的姑娘都來了……我向他們表示：我是護士，請把我派上前線。
兵役委員會的同志許諾說：“好吧，我們一定考慮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時候，我們馬上通知您。
您先去工作吧。
” 我等啊等……可他們根本沒來找我。
于是我又來到兵役委員會……我一連跑了好多次。
最後，他們對我說了實話，護士已經太多了，不再要護士了，不過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廢墟…… 您要問，我們那兒的姑娘們都是些怎樣的人？我們遊擊隊有個叫切爾諾娃的，已經懷孕了，還把地雷夾在腰裡，緊靠着胎兒噗噗跳的心髒。
通過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們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了。
唉，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又何必說？我們從小就受這種教育：祖國就是我們，我們就是祖國。
我還有一位女友，她帶着女兒走遍全城，在小姑娘的裙子裡，好幾層傳單裹在身上。
女兒舉起小手，央求媽媽說：“媽媽，我太熱了……媽媽，我難受……”這時大街上布滿了德寇和僞警。
德國人還可能瞞過去，要想蒙騙僞警就太難了。
他們也是俄國人，他們了解你的生活，能看透你的内心，猜到你的心思。
就連孩子們也參加了遊擊隊……是我們把他們帶到隊伍上的，但他們畢竟是孩子。
如何保護他們的安全呢？我們就決定把孩子們撤出前線，可是他們還是從兒童收容所跑回前線來。
他們在路上、在火車上被截住，但還是一次次逃出來，再次跑上前線。
恐怕要過上幾百年才會弄清楚這段曆史：這是怎樣的戰争？這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是怎樣造出來的？您可以設想，一個孕婦懷揣着地雷……而她還在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她熱愛生活，她想活下去……她當然心裡也害怕。
可她還是那樣做……她那樣做不是為了斯大林，而是為了自己的後代，為了孩子們的未來。
她不願意跪着生存，不想向敵人屈服……也許我們當時都太盲目了，我甚至也不否認當時有很多的事情我們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我們的盲目和純潔是共存的。
我們就是由兩部分組成，由兩個生命組成的。
您應當明白這些…… ——薇拉·謝爾蓋耶夫娜·羅曼諾夫斯卡雅 （遊擊隊護士） 夏天開始了……我正好從醫學院畢業，獲得了文憑。
就在這個時候戰争爆發了！我立刻被召到兵役委員會，得到的命令是：“給您兩個鐘頭時間，收拾一下，我們就送您上前線。
”我急忙回去整理行裝，把所有東西都裝進一隻小手提箱裡。
您打仗随身帶的是什麼？ 糖果。
什麼？ 滿滿一皮箱糖果。
我從醫學院畢業被分配到農村工作時，得到了安家費，一有了錢，我便用它們統統買了巧克力糖，整整裝了一皮箱。
我知道在戰争中我是不需要現金的。
在皮箱的最上面，我擺放了一張醫學院同班同學的合影，上頭全是女孩子。
就這樣，我又趕到兵役委員會報到。
兵役委員問我說：“您想我們派您到哪兒去呢？”我反問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兒？”——我和她是一起畢業分配到列甯格勒州來的，她在鄰村工作，離我十五公裡遠。
兵役委員聽了我的話笑了：“她恰恰也是這樣說的。
”于是，他拎起我的皮箱，要送我上一輛卡車再去火車站：“箱子裡是什麼，這麼重？”“是糖果，一箱子都是。
”他不說話了，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我看出他心情很不自在，甚至有些難為情。
這是一個中年男子……他知道要把我送到哪兒去…… ——瑪麗亞·瓦西裡耶夫娜·季霍米洛娃 （助理軍醫） 我的命運是在一瞬間決定的…… 兵役委員會貼出了一份公告：“需要司機。
”我就是從司機訓練班出來的，學了六個月開車……我本來是個教師（戰前我讀過中等師範），但根本無人問津，戰場上誰需要教書的？需要的是軍人。
我們訓練班裡有很多姑娘，組建了整整一個汽車營。
有一天外出訓練……我一想起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淚。
那是在春天，我們打完靶返回營房。
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羅蘭花，很少的幾朵。
我采來後，把紫羅蘭綁在槍刺上，就這樣一路走了回來。
回到營地，營長召集大家列隊，點到我的名字。
我跨前一步站了出來，可我忘記槍刺上還紮着一束紫羅蘭花。
營長開始厲聲訓斥我：“軍人就應該是軍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為何在這種嚴酷環境中我居然還有心思去想花花草草。
這種事情男人永遠不明白……可我沒有把紫羅蘭扔掉，而是把它悄悄取下來，揣進了衣袋。
為了這幾朵紫羅蘭，我被罰了三次額外勤務…… 還有一次，輪到我站崗。
夜裡兩點鐘，别人來換我的崗，但我不想換。
我對下一班的人說：“你就站白天的崗吧，現在再讓我站一班！”我自願站了一整夜的崗，一直到天亮，僅僅是想聽聽鳥叫。
隻有深夜才能讓我想起以前的那種安甯的生活。
我們開赴前線路過大街小巷時，道路兩旁自動排起了送行的人牆：有婦女，有老人，有孩子。
大家都在抹眼淚：“小姑娘都要上前線了。
”我們整整一個營全是姑娘。
我開車做什麼？……就是每次戰鬥結束後去收屍，戰場上到處都是散落的屍體，都是年紀輕輕的小夥子。
有一次，突然發現一位姑娘的屍體躺在地上，一個戰死的女孩子……所有人頓時都沉默無語…… ——塔瑪拉·伊拉利奧諾夫娜·達薇多維奇 （中士，司機） 我準備上前線的時候……您不會相信……我那時以為戰争不會打多久。
我們馬上就會戰勝敵人！我還買了一條十分喜愛的裙子、兩雙襪子和幾雙鞋。
那是我們從沃羅涅日撤退時，我記得當時我們沖進商店，又為自己買了一雙高跟鞋。
我記得很清楚，撤退的時候，城市上空已經是黑煙籠罩——但是商店居然還開業，真是奇怪！不知怎麼地，我就是喜歡買鞋子。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雙鞋子多麼精緻優雅……我買到的是一種精神愉悅…… 确實，要想馬上就告别戰前的生活是很困難的。
不僅是心理，就是全身各部分都很抗拒。
所以我還清楚記得當時拿着這些鞋子跑出商店時我是多麼高興，開心極了。
其實當時已經是硝煙四起炮聲隆隆了……雖然人已經處于戰争中，但還是不願意去想它，硬是拒絕相信戰争已經開始。
我們已經被戰火包圍了…… ——維拉·約瑟沃夫娜·霍列娃 （戰地外科醫生） 戰場生活和瑣事 我們的夢想……就是要去打仗…… 我們剛進入車廂，訓練就開始了。
一切滿不是我們在家時想象的那樣，必須很早起床，自由活動的時間一分鐘也沒有，而我們身上還保留着以前的生活習慣。
隻受過小學四年級教育的下士班長古利亞耶夫教我們軍事條令，他連有些單詞的音都發不準，我們很不滿意。
在我們看來，他能教我們什麼啊？其實也就是教我們怎樣在戰場上求生…… 體檢以後要進行入伍宣誓。
司務長拿來了全套的軍服：軍大衣、船形帽、軍便裝、軍裙。
沒有女式襯衣，就發了兩件厚棉布縫制的男式長袖襯衣；沒有綁腿，發的是一雙長襪子和一雙笨重的前後都釘着厚鐵掌的美制大皮鞋。
在連裡數我個子最矮，體重最輕，身高才一米五三，鞋子穿三十五碼。
不用說，軍工廠是不制作這麼小尺碼的軍鞋的，美國人更不會供給我們這種小号鞋，于是就發給了我一雙四十二碼的大皮鞋，穿鞋脫鞋都不用解開鞋帶，直接就可以把腳插進鞋筒。
這雙皮鞋那麼重，我穿上它隻能拖拖拉拉地走路。
我走列隊方步的時候，石子馬路上都迸出了火星，步伐古裡古怪，根本不像在走隊列。
那吃盡苦頭的第一次行軍，現在真是想想都可怕。
我是準備在軍隊建功立業的，但沒有料到三十五碼的小腳卻要穿上四十二碼的大皮鞋，那麼沉重又那麼醜陋！難看死了！ 連長看到我走路的模樣，把我叫住了：“斯米爾諾娃，你是怎麼走隊列的？難道你沒學過嗎？為什麼不高擡腿？我宣布罰你三次額外勤務！” 我回答說：“是，上尉同志，三次額外勤務！”我轉過身去要走，可是還沒邁出腿就摔倒了，人從鞋子中甩了出去……兩隻腳都被鞋筒磨出了血…… 這時事情才真相大白：我都不能走路了。
于是，連隊的鞋匠帕爾申奉命為我用舊帆布改制了一雙三十五碼的高筒靴…… ——諾娜·亞曆山德洛夫娜·斯米爾諾娃 （列兵，高射機槍手） 有不少可笑的事情呢…… 紀律、條令、等級标志——所有這些軍中奧妙我們并不是很快就掌握的。
我們就是每天站崗放哨守衛飛機。
按照條例規定，如果有人過來，必須命令他站住：“站住，哪一個？”可是，我的一位女伴有一天站崗看到團長遠遠過來了，竟然大聲喊道：“請停一下，那是誰呀？對不起您，我可要開槍了！”您說可笑不？她竟然喊：“對不起您，我可要開槍了！”對不起您了……哈哈哈…… ——安東尼娜·格利戈裡耶夫娜·邦達列娃 （近衛軍中尉，高級飛行員） 姑娘們剛到航校來時，都是一頭長發，梳着各式各樣的發型。
我也把一條大辮子盤在頭頂上。
可是怎麼洗頭呢？到哪兒去吹幹？剛剛洗好頭發，警報響了，就得馬上跑出去。
我們分隊長瑪利娜·拉斯柯娃命令所有人都要把長發剪去。
姑娘們一邊剪一邊哭。
後來獲得了榮譽稱号的飛行員莉麗亞·利特維亞克，當初怎麼也不願意跟她的長發分手。
我隻好去找拉斯柯娃：“隊長同志，您的命令執行了，隻有利特維亞克違抗命令。
” 瑪利娜·拉斯柯娃盡管具有女性的溫柔，但畢竟是個稱職的十分嚴肅的領導。
她命令我回去：“要是你連上級指示都不能完成，還算什麼黨小組長！向後——轉，開步——走！……” 連衣裙、高跟鞋什麼的，我們實在舍不得扔掉這些東西，就把它們藏在背囊裡。
白天穿長筒靴，晚上就在鏡子前面偷偷穿穿高跟鞋。
這事還是被拉斯柯娃發現了——過了幾天便下了個命令：所有女式衣物全部要打郵包寄回家去。
必須如此！不過，我們隻用了半年時間就學會了駕駛新式飛機，這在和平時期需要兩年。
訓練開始沒有多久，我們就犧牲了兩組學員，一共四口棺材。
我們一共三個團，大家都傷心地痛哭。
拉斯柯娃站出來說話了：“姑娘們，擦幹眼淚吧。
這還隻是我們的第一次損失，以後還會更多。
你們要把柔弱的心攥在拳頭中……” 後來在戰争期間，我們再也沒有在安葬同伴時流淚，大家不再哭泣了。
我們駕駛的是戰鬥機。
對于所有女性身體來說，高度本身就是一個可怕的負擔，有時好像肚子直接頂住了脊梁骨。
可是我們女孩子們飛得很棒，屢創奇迹，還有尖子飛行員！就是如此！您知道，我們飛行時，就連男人都看得驚奇：女飛行員又升空了！他們很羨慕我們…… ——克拉芙季亞·伊萬諾夫娜·傑列霍娃 （空軍大尉） 那是在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員會……兵役委員親自接待了我，他問我：“您能跳傘嗎？”我承認我害怕，他又把空降兵的待遇誇了一通——服裝漂亮不用說，每天還有巧克力吃。
可是我從小就有恐高症啊。
“那您願意去高射炮部隊嗎？”高射炮？這我可知道是怎麼回事。
于是他又建議：“那我們把您派到遊擊隊去吧。
”我問他：“到了那兒，我怎麼給莫斯科的媽媽寫信呢？”最後兵役委員隻好用紅鉛筆在我的派遣證上寫道：“去草原方面軍……” 在火車上，有個年輕的大尉愛上了我，整夜待在我這節車廂裡不走。
他在戰争中身心受到很大創傷，多次負傷。
他反複打量着我，說：“小維拉，您可千萬别灰心喪氣，不要學得粗暴。
您現在多麼溫柔可愛啊……我可是什麼都見識過的……”在當時那種好心情下，接下來自然發生了些什麼，人們都說，想從戰争中潔身自好地走出來真是太難了。
戰争是個地獄。
我和女伴走了一個月，總算到了烏克蘭第二方面軍第四近衛集團軍。
我們到達還沒幾分鐘，主治外科醫生出來打量我們一番，就把我們帶進手術室說：“這就是你們的手術台……”救護車一輛接一輛開來，還有史蒂倍克美國重型卡車，傷員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擔架上，我們隻問了一句：“先救誰？”“先救不吭氣的……”一個小時之後，我就已經上手術台工作了。
一直做下去……一連做了幾天幾夜手術，稍稍打個盹兒，然後很快揉揉眼、洗洗臉，繼續做。
兩三個傷員中總有一個不治而死，我們不可能救活所有人。
三分之一是死在手術台上的。
我們在士麥林卡火車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轟炸。
火車停了下來，我們都四散逃離躲避。
有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闌尾，今天就已經在奔跑了。
我們在森林裡坐了一整夜躲避飛機，可火車已經被炸成了一堆廢銅爛鐵。
清晨，德國飛機又超低空飛行，仔細搜索樹林。
我們還能躲到哪兒去呢？又不能像田鼠一樣鑽到地下去。
我抱緊一棵白桦樹站牢：“啊，我的親媽呀！……難道我就這麼死了嗎？要是我能活下來，我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後來我無論對誰講起我怎樣緊抱着白桦樹不放，都引起一陣笑聲。
其實，當時真是千鈞一發啊，不是嗎？我就是那麼直挺挺地站着，死抱住白桦樹厲聲尖叫…… 我是在維也納迎接勝利日的。
我們到動物園去玩了一趟，我一直都渴望去動物園。
本來我們也可以去參觀集中營的，大家都被帶到了集中營去看展覽受教育，但我并沒有去……直到現在我還很奇怪，當時我為什麼不去？……其實就是不想難受，就是想高興點、開心點，想看看另一種生活…… ——維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謝瓦爾德舍娃 （上尉，外科醫生） 我們家一共三口人：媽媽、爸爸和我。
父親是第一個上前線的，媽媽想跟父親一道去，她是個護士。
可是父親去了一個地方，母親去的是另一個地方。
我那時隻有十六歲，人家不願意要我。
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員會跑，磨了一年多，總算把我收下了。
我們坐了好長時間的火車。
和我們在一起的有從醫院返回前線的戰士，他們都是些年輕小夥子。
他們給我們講前線的故事，我們坐在旁邊，聽得目瞪口呆。
他們說我們會遇到敵機掃射的，我們就坐立不安地等着：敵人到底什麼時候開始掃射？于是他們又說，這樣吧，我們一起去打聲招呼，就說我們已經全都被掃射過了。
我們到達了前線。
不料，沒有派我們去握槍杆子，而是叫我們去洗衣做飯。
姑娘們全是我這個年齡，參軍前父母十分寵愛我們，我就是家裡的獨生女。
在這裡我卻要搬柴草生爐子。
最後我們還要把爐灰收起來，放到鍋裡代替肥皂，因為肥皂還沒有運到，原來的已經用完了。
襯衫都很髒，滿是虱子，還盡是血迹……在冬天要洗掉血迹很難很難…… ——斯維特蘭娜·瓦西裡耶夫娜·卡泰希娜 （野戰洗衣隊戰士） 至今我還記得我救護的第一個傷員，常常會想起那張面孔……他是大腿根附近開放性骨折。
您想想看，骨頭都戳了出來，傷口稀爛，肉全都翻到外邊。
骨頭都出來了……我雖然從書本上知道該怎麼處置這種傷口，可是當我爬到他跟前看到這樣子時，我支持不住了，惡心得直想吐。
突然，我聽到了說話聲：“小護士，給我點水喝。
”這是那個傷員在對我說話，好可憐。
我到今天還記得這情景。
當他說出這句話時，我突然冷靜下來了。
“哼！”我心裡責備自己，“好一個屠格涅夫筆下的貴族少女！人家受傷都要死了，而你這軟弱的造物，還惡心啥呢……”我趕快打開急救包，給他包紮傷口。
就這樣，我開始鎮靜下來，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戰地服務。
我現在常常看一些戰争影片：護士上前沿陣地時，總是穿得整整齊齊、幹幹淨淨，還不穿棉褲，隻穿一條小短裙，鳳尾發型上戴一頂船形帽。
唉，太虛假啦！難道我們這樣子還能去背傷員？……周圍清一色都是男人，怎麼能穿着一條短裙這樣爬來爬去？說實話，隻是在戰争結束時，上級才把裙子當作盛裝發給我們。
也隻有在那時，我們才領到了針織品内衣，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襯衣。
您知道嗎？我們真是欣喜若狂，為了能讓人看到我們裡面的内衣，我們就把套頭軍裝前面的扣子統統解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