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長長吧，姑娘……你們還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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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未婚夫是一個好小夥兒。
可是突然間打仗了，我們都出城去挖反坦克壕溝，宿舍裡的東西都要給管理員。
可是那裙子怎麼辦？“裙子你拿去吧，薇拉。
”出城前我對她說。
可她沒有接受，說是都講好了要在婚禮上才送她的。
好看的裙子就在大火中被燒毀了。
現在我們是一步三回頭，就好像我們的後背在受着燒烤。
但我們一整夜都腳步不停，天一亮就開始工作了，挖反坦克壕溝，寬度三米半，深度七米，裡面要像陡峭的牆壁一樣。
我挖得鐵鏟都像烤紅了似的，沙土好像都紅了。
可是我的眼前還是浮現着鮮花和丁香叢中的家屋……白色的丁香…… 我們住的帳篷搭在兩條河流之間的水草甸中。
悶熱又潮濕，蚊子黑壓壓的，臨睡前必須從帳篷裡把蚊子熏出去，一到黎明就漏水，真是一夜都睡不了一刻安甯覺。
我病了，被送到醫院。
我們并排睡在地上，很多人生病發高燒打擺子。
我躺着那兒正哭呢，病房門開了，醫生出現在門口（她不可能邁進門來，因為床墊鋪滿了）說：“在伊萬諾娃的血液中發現了瘧原蟲。
”她說的就是我。
但她不知道，對我來說，自從在讀六年級時從書本上知道了瘧疾之後，最害怕的東西莫過于瘧原蟲。
但此刻，廣播裡不停地播放着：“起來，強大的國家……”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
我想：“我得趕緊治好病，立即去前線。
” 我被轉移到距離羅斯拉夫爾不遠的克茲洛夫卡，他們從車上把我擡下來放在闆凳上。
我坐在那兒，身不由己地要倒下去，恍恍惚惚聽到有人說： “就是這個姑娘嗎？” “是的。
”醫生助理說。
“先把她送到食堂去，喂她吃些東西。
” 這下我是真的睡在床上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說，我不是睡在篝火邊的草上，不是睡在大樹下的帳篷中，而是睡在暖融融的醫院裡，睡在有床單的病床上了。
我一覺睡了七天都沒有醒來。
後來别人告訴我：護士們曾經喚醒我，喂我吃飯，可我全都不記得了。
七天後我才真的醒了過來，醫生來查看了一番，說：“身體強壯了，已經恢複過來。
” 而我再一次沉入了睡夢中。
回到前線後，我和部隊一起很快就陷入了敵人的圍困中。
正常定量是每天兩塊面包幹。
埋葬死者沒有足夠的時間，就用沙土草草掩埋，用船型軍帽蓋上他們的臉……連長對我說：“如果我們這次能夠活着突圍出去，我一定要把你送回後方。
我從前以為，女人在這樣的環境中是堅持不了兩天的，我就是這樣想我妻子的……”聽了這話，我委屈得都哭出來了，在這樣的時刻待在後方，對我來說比死還要糟糕。
不過，雖然我的精神和心靈都頂得住，可是身子卻不争氣，體力上負擔太重……我記得當時如何用身子背炮彈，在泥淖中運武器。
尤其是在烏克蘭，春雨過後的土地非常泥濘和沉重，就像松軟的面團一樣。
甚至為了在這裡挖個墓穴合葬戰友，我們也要三天三夜不能睡覺……簡直太艱難了。
我們都不再哭了，因為連哭也要費力氣。
就是想睡覺，想睡它幾天幾夜。
每次上哨，我都要來回不停地走路或者是大聲地讀詩。
還有别的女孩就唱歌，為的是不要倒下去，不要睡過去…… ——瓦蓮京娜·巴甫洛夫娜·馬克西姆丘克 （高射炮手） 我們從明斯克往外運送傷員……我以前走路總是要穿高跟鞋，因為我很介意自己的個子矮。
有一次一個鞋跟斷了，馬上就有人大聲喊道：“空降兵落地啦！”吓得我趕緊把鞋子拿在手裡，赤着腳跑掉了。
那是雙很漂亮的鞋子，讓我心疼不已。
當我們被敵人團團圍住，又看不到突圍的希望時，我和護士達莎就站起身來走出了戰壕，挺胸擡頭不躲不藏了：就算腦袋被子彈打爆，也比被敵人抓住當俘虜受羞辱好。
我的所有傷員，凡是能站起來的，也都站了起來…… 當我看到第一個法西斯士兵時，我一個字也說不出，我失語了。
他們都很年輕開朗，滿面笑容。
不管他們在哪裡駐紮下來，隻要看到水管或者水井，就洗開了。
他們的袖子總是卷起來，不停地洗啊洗的……到處都在流血，到處都是哀号，而他們還走到哪兒洗到哪兒……我心頭的仇恨直往上蹿……我回到家時，一連換了兩件襯衫，即便如此，内心還是充滿反感，因為德國兵來過這裡。
我一連幾夜都無法入睡，難以自制。
而我們的鄰居——克拉娃大嬸，看到德國人走在我們的土地上，一下子就氣暈了，就在她自己的家裡……因為她實在忍受不了德國人，很快就死去了…… ——瑪麗亞·瓦西裡耶夫娜·什洛巴 （譯電員） 德國兵進了我們村……他們駕着大黑摩托車……我睜大眼睛仔細望去：他們都是些快樂的年輕人，總是笑容滿面，還哈哈大笑！看到他們在我們的土地上嘻嘻哈哈，我的心跳都停止了。
我做夢都在想如何報仇，也想象着如何壯烈犧牲，以後會有人寫一本關于我的書。
我的名字将永遠被人牢記，這就是我的夢想…… 1943年，我生下女兒……這時我已經和丈夫進森林參加了遊擊隊。
我是在沼澤地的草叢裡生産的。
我要用自己的體溫烘幹尿布，焐在懷裡，溫暖了再給孩子墊上。
周圍的一切都燒毀了，連人帶村子都燒成灰燼。
德寇把我們的人趕進學校或者教堂……澆上煤油……聽到我們的對話後，我那五歲的侄女就問：“瑪麗亞阿姨，如果我被燒死了，會留下什麼呢？隻是靴子嗎？”這就是我們的孩子問我們的話…… 我自己去搜集殘骸……為我的女友尋找她的家人……我們在灰燼中搜索遺骨，就算看到有一點衣服碎片，雖然斑駁不清，我們也能認出這是誰的。
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家人。
我撿起一片碎布，女友馬上叫起來：“這是我媽媽的毛衣……”說着就暈倒了。
還有人用床單、枕套收集骨頭，有什麼用什麼。
我和女友帶了一個拎包去，撿到的還沒有半個包。
我們把所有的遺骨葬在一個小公墓裡，什麼都是黑色的，隻有骨頭是白色的，還有骨灰……我已經熟悉了骨灰是什麼樣……骨灰是那種磷白色…… 從那兒以後，不管上級派我去什麼地方，我都不害怕了。
我的孩子還很小，隻有三個月，我就抱着他去執行任務。
政委派我出去時，他自己都忍不住流淚……我從城市帶回來藥品、繃帶，還有血清……就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間，用嬰兒襁褓緊緊包住，就這麼帶出來。
森林裡的傷員危在旦夕，我必須這樣做，必須！到處都是德國人和警察，沒有其他人可以混過去，沒有人可以攜帶物品，隻有我能過關，因為我帶着寶寶，他在我的襁褓中…… 我現在要承認，那真是太可怕了……真的很難過！為了讓寶寶熱得哭出來，就用鹽揉搓他。
他全身都被搓紅了，就像生皮疹一樣，這樣他就會哇哇大哭。
哨卡叫住我時，我就說：“孩子正在出斑疹，也可能是傷寒……”他們一聽就趕緊放行，催我快走快走。
我用鹽搓過孩子，還用大蒜頭辣過他。
我可憐的孩子還那麼小，我當時還在給他喂奶呢。
每次通過關卡後，一回到森林我就哭起來，号啕大哭啊！真對不起我心愛的孩子。
可是過了一兩天我又要去執行任務了…… ——瑪麗亞·季莫菲耶夫娜·薩維茨卡雅-拉丘凱維奇 （遊擊隊聯絡員） 我學會了仇恨……第一次知道了這種感覺……他們憑什麼能随意走在我們的土地上！他們算是什麼東西？我一看到這些場面就怒火中燒。
他們為什麼要在這裡？ 戰俘列車開走了，丢下幾百具屍體在路上……幾百具啊……那些沒有力量站起來的人就被他們立即槍斃。
活着的人像牲口一樣被驅趕，死者沒人理睬，來不及埋葬，實在太多了。
他們躺在地上很久很久……生者與死者相伴着過活…… 我遇到我的繼妹，她住的村莊全被燒毀了。
她有三個兒子，一個都沒活下來。
房子被燒毀，孩子被燒死。
她坐在地上逢人就哭訴，哭訴自己的不幸。
等她終于站起身來，又不知道該去哪兒，該去找誰？ 我們全家都進了森林：爸爸、哥哥們和我。
沒有任何人鼓動我們，更沒有人強迫，我們是自己要參加遊擊隊的。
隻有媽媽和一頭牛留在村裡…… ——埃琳娜·費多洛夫娜·克瓦列夫斯卡雅 （遊擊隊員） 我根本就沒有多想……我有自己的專業，那是前線需要的。
我絲毫也沒有猶豫和動搖。
其實我沒怎麼見到誰在這個時候還想安坐家中等待什麼。
我隻記得一位年輕女子，她是我們家鄰居……她對我坦誠地說：“我很熱愛生活，我喜歡打扮，我不想死掉。
”我見過的其他人都不是這樣子，也許他們是不想說出來，是掩飾自己。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您…… 我記得我臨行前把自己房間的花搬出來，請鄰居照看：“請幫我澆澆花吧，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 可是等到我回來時，已經是四年以後了…… 留在家裡的小女孩們都羨慕我們上前線，可成年女人們都哭了。
和我一起走的姑娘當中隻有一個站着沒有哭，其他全都哭了。
可是後來她也禁不住淚水如潮，一次次用手帕擦眼睛。
她說大家都在哭，不哭不合适。
難道我們真的明白了什麼是戰争？我們那時太年輕了……現在我還經常半夜吓醒，夢見我還在戰鬥……夢見飛機在空中，是我的飛機，飛得很高……突然又下來……我知道是我被打下來了，隻有人生的最後幾分鐘了……可怕極了，直到醒過來，直到這個噩夢散去。
老年人都怕死，年輕人就知道笑。
年輕人不相信死！我當時也不相信我有一天會死去…… ——安娜·謝苗諾夫娜·杜波羅維納-庫諾娃 （近衛軍上尉，飛行員） 從醫學院畢業後我回到家鄉，家裡有個生病的父親。
戰争就在這時候爆發了。
我記得戰争是在早上……而我得知這個可怕消息是在上午……樹上的露水還沒幹呢，人們就在說戰争來了！直到上了前線之後，我都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天我好像突然發現草叢和樹木上的露珠那麼晶瑩剔透，那麼清澈明亮。
大自然和人類社會發生的事情有着那麼鮮明的反差。
那一天陽光明媚，鮮花盛開，遍地都是我最喜愛的矢車菊，在草地上星星點點，時隐時現…… 我記得我們都藏身在小麥田中，那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
德國鬼子的自動沖鋒槍嗒嗒嗒地掃射，然後就是一片沉寂。
隻聽到麥浪搖動的嘩嘩聲。
又是一陣德國沖鋒槍的嗒嗒嗒……我就想：以後還能聽到麥浪的聲音嗎？那是多麼惬意的聲音…… ——瑪麗亞·阿法納西耶夫娜·加拉楚克 （助理軍醫） 我和媽媽一起被疏散到後方，到了薩拉托夫……我在那裡三個月就學會了機床車工，我們每天十二個小時站在機器旁，忍饑挨餓。
我每天隻有一個念頭：要去上前線。
前線總會有些食物吧，總會有面包幹和加了糖的茶吧？應該還有黃油吧？我不記得這是聽誰說的了，也許是在火車站上聽那些傷員說的吧。
能從饑餓中活下來的，很顯然，都是共青團員。
我和女友一起去兵役委員會，沒有承認我們已經在工廠工作，否則是不會要我們的。
就這樣我們當上了兵。
我們被派到梁贊步兵學校，那裡是專門培訓機槍班長的。
重機槍很沉，都得自己拖着走，我們就像馬匹一樣。
夜間要站崗，留意捕捉每一種聲音，就像猞猁一樣，每個沙沙的響動都要密切小心……在戰争時期，就像俗話所說，我們一半是人一半是獸。
真是如此……沒有獨到的本事就活不下來。
如果你隻是個人類，那就無法安然無恙，腦袋随時搬家！在戰争中為了自保，必須要學會某些本事……必須要找回人類還沒有完成進化時的那些本事……我不是很有學問，隻是個普通的會計，但我知道這一點。
我打到了華沙……大家都像是散兵遊勇了。
用我們的話說，步兵是戰争中的無産階級。
我們簡直就是爬行前進……不要再多問我了……我真不喜歡戰争書籍，不喜歡看英雄書籍……實際上我們都疾病纏身，咳嗽不斷，睡眠不夠，肮髒不堪，衣衫褴褛。
餓肚子更是家常便飯……但是，我們勝利了！ ——柳鮑芙·伊萬諾夫娜·柳布契克 （排長，沖鋒槍手） 我知道爸爸陣亡了……哥哥也犧牲了。
死或不死，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什麼意義。
最可憐的是我的媽媽，她本來是個大美人，一瞬間卻變成一個老太婆，被命運折磨得不成人形，因為沒有父親她就活不下去。
“你為什麼還要去打仗？”她問我。
“我要為爸爸報仇。
” “如果爸爸看到你背上了槍，他也不會好受的。
” 從小就是爸爸給我編辮子，紮蝴蝶結。
他自己就比媽媽還喜歡穿漂亮衣服。
我曾經在部隊裡做電話接線員。
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指揮官在電話中大嚷大叫：“援兵，我要援兵！我要求補充兵力！”每一天都是這樣子…… ——烏裡揚娜·奧西波夫娜·赫姆澤 （中士，話務員） 我可不是女英雄……我過去是一個美人坯子，從小就受到溺愛…… 戰争爆發了……我不願意去死，又那麼害怕打槍，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去射擊。
唉，有啥法子呢！我還很怕黑，害怕進入茂密的森林。
當然我也害怕野獸啦……嗯……反正我無法想象自己怎麼可能和老狼或者野豬相遇。
小時候連狗我都害怕呢，因為我很小的時候被一隻大牧羊犬咬過，從此我就怕狗了。
唉，有啥法子呢！我就是這樣子啦……可是在遊擊隊裡我學會了一切：我學會了用步槍、手槍和機槍射擊。
如果需要的話，我現在就可以表演給你看，記得可牢了。
我甚至還學會了除了刀鏟之外沒有任何武器時怎樣和人搏鬥。
我也不再害怕黑暗與野獸了……不過見到蛇還是要繞着走，我一直不能習慣蛇。
一到深夜，在樹林中常常有野狼嗥叫。
我們坐在自己的掩蔽洞裡，一無所有。
隻有外面的惡狼和身體的饑餓。
我們栖身的掩蔽洞非常小，也就是個貓耳洞。
森林就是我們的家，遊擊隊的家。
唉，有啥法子呢！戰争結束後我就一直害怕森林了……我現在從不進入森林…… 整個戰争中我都在想，要是能夠坐在家裡依偎在媽媽身邊該多好。
我有個漂亮的媽媽，非常美麗的媽媽。
唉，有啥法子呢！我自己又不可能決定……身不由己……我們被告知……德國占領了城市，我知道自己是猶太人。
戰前我們所有民族都和睦相處：俄羅斯人、鞑靼人、德國人、猶太人……不分你我。
唉，有啥法子呢！我以前甚至都沒有聽說過“猶太佬”這個詞，因為我隻是和父親母親還有書籍住在一起。
戰争開始後，我們變得跟麻風病人似的，到處都被人驅趕，人人都對我們避之不及。
甚至我們過去的一些朋友也不再打招呼，他們的孩子也不敢同我們打招呼。
有些鄰居還對我們說：“交出你們所有的東西吧，反正你們也不需要這些東西了。
”在戰争之前我們與他們還都是好朋友啊，每天叫着沃洛佳叔叔啦、安娜阿姨啦……忽然間全都變了！ 媽媽被他們射殺了……就是在我們不得不搬到猶太人隔離區去的前幾天。
城市無處不在地張貼着禁令：猶太人不允許在人行道上走，不允許去理發店，不允許在商店裡買東西……還不許笑、不許唱歌……唉，有啥法子呢！媽媽還沒有習慣這些禁令，她還總是四處逛街。
大概她不相信這些是真的……也許她是去了商店？人們非常粗魯地對待她，她還報以微笑。
媽媽是個絕色美女……在戰争之前她是愛樂樂團的歌唱家，人人都喜愛她。
唉，有啥法子呢！我覺得，如果她不是那麼漂亮的話，或者她一直跟我或爸爸在一起的話……我想這一切就不會發生。
有個陌生人在深夜把我們帶去看她，她已經死了，身上的大衣和靴子已經不見了。
這真是一場噩夢，那個可怕的夜晚！太恐怖了！媽媽的外套和靴子都被人搶走了，還搶走了她的金戒指，那是爸爸給她的結婚禮物…… 在隔離區裡我們是沒有自己的住房的，隻能擠在别人房子的閣樓上。
爸爸有一把小提琴，那是我們家戰前最貴重的物品，爸爸想賣掉它。
我當時扁桃體發炎很厲害，躺在床上發高燒無法說話。
爸爸想要買一些東西給我吃，他怕我會死掉。
沒有媽媽我真的要死了……聽不到媽媽說話，沒有媽媽的懷抱。
我是個從小受到寵愛嬌生慣養的女孩……就這樣，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等爸爸回來，後來有認識的人傳話來說，爸爸也被打死了……他們說，就是因為那把小提琴……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麼貴重，隻記得爸爸離開的時候說：“太好了，也許能換來一罐蜂蜜和一塊黃油呢。
”唉，有啥法子呢！我沒有了母親……又失去了父親…… 我出去尋找爸爸……就算他死了，我還是想找到他，我要和他在一起。
我那時是金色頭發，不是黑色，頭發和眉毛都是金黃色，在城裡誰都不敢接觸我。
我去到市場……見到了爸爸的一個朋友，他已經搬到農村住了，和他父母一起。
他和我爸爸一樣也是個音樂家，我叫他沃洛佳叔叔。
我把一切都告訴了他……他把我藏在一輛蓋着帆布的貨車上。
車上又是豬
可是突然間打仗了，我們都出城去挖反坦克壕溝，宿舍裡的東西都要給管理員。
可是那裙子怎麼辦？“裙子你拿去吧，薇拉。
”出城前我對她說。
可她沒有接受，說是都講好了要在婚禮上才送她的。
好看的裙子就在大火中被燒毀了。
現在我們是一步三回頭，就好像我們的後背在受着燒烤。
但我們一整夜都腳步不停，天一亮就開始工作了，挖反坦克壕溝，寬度三米半，深度七米，裡面要像陡峭的牆壁一樣。
我挖得鐵鏟都像烤紅了似的，沙土好像都紅了。
可是我的眼前還是浮現着鮮花和丁香叢中的家屋……白色的丁香…… 我們住的帳篷搭在兩條河流之間的水草甸中。
悶熱又潮濕，蚊子黑壓壓的，臨睡前必須從帳篷裡把蚊子熏出去，一到黎明就漏水，真是一夜都睡不了一刻安甯覺。
我病了，被送到醫院。
我們并排睡在地上，很多人生病發高燒打擺子。
我躺着那兒正哭呢，病房門開了，醫生出現在門口（她不可能邁進門來，因為床墊鋪滿了）說：“在伊萬諾娃的血液中發現了瘧原蟲。
”她說的就是我。
但她不知道，對我來說，自從在讀六年級時從書本上知道了瘧疾之後，最害怕的東西莫過于瘧原蟲。
但此刻，廣播裡不停地播放着：“起來，強大的國家……”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
我想：“我得趕緊治好病，立即去前線。
” 我被轉移到距離羅斯拉夫爾不遠的克茲洛夫卡，他們從車上把我擡下來放在闆凳上。
我坐在那兒，身不由己地要倒下去，恍恍惚惚聽到有人說： “就是這個姑娘嗎？” “是的。
”醫生助理說。
“先把她送到食堂去，喂她吃些東西。
” 這下我是真的睡在床上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說，我不是睡在篝火邊的草上，不是睡在大樹下的帳篷中，而是睡在暖融融的醫院裡，睡在有床單的病床上了。
我一覺睡了七天都沒有醒來。
後來别人告訴我：護士們曾經喚醒我，喂我吃飯，可我全都不記得了。
七天後我才真的醒了過來，醫生來查看了一番，說：“身體強壯了，已經恢複過來。
” 而我再一次沉入了睡夢中。
回到前線後，我和部隊一起很快就陷入了敵人的圍困中。
正常定量是每天兩塊面包幹。
埋葬死者沒有足夠的時間，就用沙土草草掩埋，用船型軍帽蓋上他們的臉……連長對我說：“如果我們這次能夠活着突圍出去，我一定要把你送回後方。
我從前以為，女人在這樣的環境中是堅持不了兩天的，我就是這樣想我妻子的……”聽了這話，我委屈得都哭出來了，在這樣的時刻待在後方，對我來說比死還要糟糕。
不過，雖然我的精神和心靈都頂得住，可是身子卻不争氣，體力上負擔太重……我記得當時如何用身子背炮彈，在泥淖中運武器。
尤其是在烏克蘭，春雨過後的土地非常泥濘和沉重，就像松軟的面團一樣。
甚至為了在這裡挖個墓穴合葬戰友，我們也要三天三夜不能睡覺……簡直太艱難了。
我們都不再哭了，因為連哭也要費力氣。
就是想睡覺，想睡它幾天幾夜。
每次上哨，我都要來回不停地走路或者是大聲地讀詩。
還有别的女孩就唱歌，為的是不要倒下去，不要睡過去…… ——瓦蓮京娜·巴甫洛夫娜·馬克西姆丘克 （高射炮手） 我們從明斯克往外運送傷員……我以前走路總是要穿高跟鞋，因為我很介意自己的個子矮。
有一次一個鞋跟斷了，馬上就有人大聲喊道：“空降兵落地啦！”吓得我趕緊把鞋子拿在手裡，赤着腳跑掉了。
那是雙很漂亮的鞋子，讓我心疼不已。
當我們被敵人團團圍住，又看不到突圍的希望時，我和護士達莎就站起身來走出了戰壕，挺胸擡頭不躲不藏了：就算腦袋被子彈打爆，也比被敵人抓住當俘虜受羞辱好。
我的所有傷員，凡是能站起來的，也都站了起來…… 當我看到第一個法西斯士兵時，我一個字也說不出，我失語了。
他們都很年輕開朗，滿面笑容。
不管他們在哪裡駐紮下來，隻要看到水管或者水井，就洗開了。
他們的袖子總是卷起來，不停地洗啊洗的……到處都在流血，到處都是哀号，而他們還走到哪兒洗到哪兒……我心頭的仇恨直往上蹿……我回到家時，一連換了兩件襯衫，即便如此，内心還是充滿反感，因為德國兵來過這裡。
我一連幾夜都無法入睡，難以自制。
而我們的鄰居——克拉娃大嬸，看到德國人走在我們的土地上，一下子就氣暈了，就在她自己的家裡……因為她實在忍受不了德國人，很快就死去了…… ——瑪麗亞·瓦西裡耶夫娜·什洛巴 （譯電員） 德國兵進了我們村……他們駕着大黑摩托車……我睜大眼睛仔細望去：他們都是些快樂的年輕人，總是笑容滿面，還哈哈大笑！看到他們在我們的土地上嘻嘻哈哈，我的心跳都停止了。
我做夢都在想如何報仇，也想象着如何壯烈犧牲，以後會有人寫一本關于我的書。
我的名字将永遠被人牢記，這就是我的夢想…… 1943年，我生下女兒……這時我已經和丈夫進森林參加了遊擊隊。
我是在沼澤地的草叢裡生産的。
我要用自己的體溫烘幹尿布，焐在懷裡，溫暖了再給孩子墊上。
周圍的一切都燒毀了，連人帶村子都燒成灰燼。
德寇把我們的人趕進學校或者教堂……澆上煤油……聽到我們的對話後，我那五歲的侄女就問：“瑪麗亞阿姨，如果我被燒死了，會留下什麼呢？隻是靴子嗎？”這就是我們的孩子問我們的話…… 我自己去搜集殘骸……為我的女友尋找她的家人……我們在灰燼中搜索遺骨，就算看到有一點衣服碎片，雖然斑駁不清，我們也能認出這是誰的。
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家人。
我撿起一片碎布，女友馬上叫起來：“這是我媽媽的毛衣……”說着就暈倒了。
還有人用床單、枕套收集骨頭，有什麼用什麼。
我和女友帶了一個拎包去，撿到的還沒有半個包。
我們把所有的遺骨葬在一個小公墓裡，什麼都是黑色的，隻有骨頭是白色的，還有骨灰……我已經熟悉了骨灰是什麼樣……骨灰是那種磷白色…… 從那兒以後，不管上級派我去什麼地方，我都不害怕了。
我的孩子還很小，隻有三個月，我就抱着他去執行任務。
政委派我出去時，他自己都忍不住流淚……我從城市帶回來藥品、繃帶，還有血清……就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間，用嬰兒襁褓緊緊包住，就這麼帶出來。
森林裡的傷員危在旦夕，我必須這樣做，必須！到處都是德國人和警察，沒有其他人可以混過去，沒有人可以攜帶物品，隻有我能過關，因為我帶着寶寶，他在我的襁褓中…… 我現在要承認，那真是太可怕了……真的很難過！為了讓寶寶熱得哭出來，就用鹽揉搓他。
他全身都被搓紅了，就像生皮疹一樣，這樣他就會哇哇大哭。
哨卡叫住我時，我就說：“孩子正在出斑疹，也可能是傷寒……”他們一聽就趕緊放行，催我快走快走。
我用鹽搓過孩子，還用大蒜頭辣過他。
我可憐的孩子還那麼小，我當時還在給他喂奶呢。
每次通過關卡後，一回到森林我就哭起來，号啕大哭啊！真對不起我心愛的孩子。
可是過了一兩天我又要去執行任務了…… ——瑪麗亞·季莫菲耶夫娜·薩維茨卡雅-拉丘凱維奇 （遊擊隊聯絡員） 我學會了仇恨……第一次知道了這種感覺……他們憑什麼能随意走在我們的土地上！他們算是什麼東西？我一看到這些場面就怒火中燒。
他們為什麼要在這裡？ 戰俘列車開走了，丢下幾百具屍體在路上……幾百具啊……那些沒有力量站起來的人就被他們立即槍斃。
活着的人像牲口一樣被驅趕，死者沒人理睬，來不及埋葬，實在太多了。
他們躺在地上很久很久……生者與死者相伴着過活…… 我遇到我的繼妹，她住的村莊全被燒毀了。
她有三個兒子，一個都沒活下來。
房子被燒毀，孩子被燒死。
她坐在地上逢人就哭訴，哭訴自己的不幸。
等她終于站起身來，又不知道該去哪兒，該去找誰？ 我們全家都進了森林：爸爸、哥哥們和我。
沒有任何人鼓動我們，更沒有人強迫，我們是自己要參加遊擊隊的。
隻有媽媽和一頭牛留在村裡…… ——埃琳娜·費多洛夫娜·克瓦列夫斯卡雅 （遊擊隊員） 我根本就沒有多想……我有自己的專業，那是前線需要的。
我絲毫也沒有猶豫和動搖。
其實我沒怎麼見到誰在這個時候還想安坐家中等待什麼。
我隻記得一位年輕女子，她是我們家鄰居……她對我坦誠地說：“我很熱愛生活，我喜歡打扮，我不想死掉。
”我見過的其他人都不是這樣子，也許他們是不想說出來，是掩飾自己。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您…… 我記得我臨行前把自己房間的花搬出來，請鄰居照看：“請幫我澆澆花吧，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 可是等到我回來時，已經是四年以後了…… 留在家裡的小女孩們都羨慕我們上前線，可成年女人們都哭了。
和我一起走的姑娘當中隻有一個站着沒有哭，其他全都哭了。
可是後來她也禁不住淚水如潮，一次次用手帕擦眼睛。
她說大家都在哭，不哭不合适。
難道我們真的明白了什麼是戰争？我們那時太年輕了……現在我還經常半夜吓醒，夢見我還在戰鬥……夢見飛機在空中，是我的飛機，飛得很高……突然又下來……我知道是我被打下來了，隻有人生的最後幾分鐘了……可怕極了，直到醒過來，直到這個噩夢散去。
老年人都怕死，年輕人就知道笑。
年輕人不相信死！我當時也不相信我有一天會死去…… ——安娜·謝苗諾夫娜·杜波羅維納-庫諾娃 （近衛軍上尉，飛行員） 從醫學院畢業後我回到家鄉，家裡有個生病的父親。
戰争就在這時候爆發了。
我記得戰争是在早上……而我得知這個可怕消息是在上午……樹上的露水還沒幹呢，人們就在說戰争來了！直到上了前線之後，我都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天我好像突然發現草叢和樹木上的露珠那麼晶瑩剔透，那麼清澈明亮。
大自然和人類社會發生的事情有着那麼鮮明的反差。
那一天陽光明媚，鮮花盛開，遍地都是我最喜愛的矢車菊，在草地上星星點點，時隐時現…… 我記得我們都藏身在小麥田中，那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
德國鬼子的自動沖鋒槍嗒嗒嗒地掃射，然後就是一片沉寂。
隻聽到麥浪搖動的嘩嘩聲。
又是一陣德國沖鋒槍的嗒嗒嗒……我就想：以後還能聽到麥浪的聲音嗎？那是多麼惬意的聲音…… ——瑪麗亞·阿法納西耶夫娜·加拉楚克 （助理軍醫） 我和媽媽一起被疏散到後方，到了薩拉托夫……我在那裡三個月就學會了機床車工，我們每天十二個小時站在機器旁，忍饑挨餓。
我每天隻有一個念頭：要去上前線。
前線總會有些食物吧，總會有面包幹和加了糖的茶吧？應該還有黃油吧？我不記得這是聽誰說的了，也許是在火車站上聽那些傷員說的吧。
能從饑餓中活下來的，很顯然，都是共青團員。
我和女友一起去兵役委員會，沒有承認我們已經在工廠工作，否則是不會要我們的。
就這樣我們當上了兵。
我們被派到梁贊步兵學校，那裡是專門培訓機槍班長的。
重機槍很沉，都得自己拖着走，我們就像馬匹一樣。
夜間要站崗，留意捕捉每一種聲音，就像猞猁一樣，每個沙沙的響動都要密切小心……在戰争時期，就像俗話所說，我們一半是人一半是獸。
真是如此……沒有獨到的本事就活不下來。
如果你隻是個人類，那就無法安然無恙，腦袋随時搬家！在戰争中為了自保，必須要學會某些本事……必須要找回人類還沒有完成進化時的那些本事……我不是很有學問，隻是個普通的會計，但我知道這一點。
我打到了華沙……大家都像是散兵遊勇了。
用我們的話說，步兵是戰争中的無産階級。
我們簡直就是爬行前進……不要再多問我了……我真不喜歡戰争書籍，不喜歡看英雄書籍……實際上我們都疾病纏身，咳嗽不斷，睡眠不夠，肮髒不堪，衣衫褴褛。
餓肚子更是家常便飯……但是，我們勝利了！ ——柳鮑芙·伊萬諾夫娜·柳布契克 （排長，沖鋒槍手） 我知道爸爸陣亡了……哥哥也犧牲了。
死或不死，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什麼意義。
最可憐的是我的媽媽，她本來是個大美人，一瞬間卻變成一個老太婆，被命運折磨得不成人形，因為沒有父親她就活不下去。
“你為什麼還要去打仗？”她問我。
“我要為爸爸報仇。
” “如果爸爸看到你背上了槍，他也不會好受的。
” 從小就是爸爸給我編辮子，紮蝴蝶結。
他自己就比媽媽還喜歡穿漂亮衣服。
我曾經在部隊裡做電話接線員。
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指揮官在電話中大嚷大叫：“援兵，我要援兵！我要求補充兵力！”每一天都是這樣子…… ——烏裡揚娜·奧西波夫娜·赫姆澤 （中士，話務員） 我可不是女英雄……我過去是一個美人坯子，從小就受到溺愛…… 戰争爆發了……我不願意去死，又那麼害怕打槍，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去射擊。
唉，有啥法子呢！我還很怕黑，害怕進入茂密的森林。
當然我也害怕野獸啦……嗯……反正我無法想象自己怎麼可能和老狼或者野豬相遇。
小時候連狗我都害怕呢，因為我很小的時候被一隻大牧羊犬咬過，從此我就怕狗了。
唉，有啥法子呢！我就是這樣子啦……可是在遊擊隊裡我學會了一切：我學會了用步槍、手槍和機槍射擊。
如果需要的話，我現在就可以表演給你看，記得可牢了。
我甚至還學會了除了刀鏟之外沒有任何武器時怎樣和人搏鬥。
我也不再害怕黑暗與野獸了……不過見到蛇還是要繞着走，我一直不能習慣蛇。
一到深夜，在樹林中常常有野狼嗥叫。
我們坐在自己的掩蔽洞裡，一無所有。
隻有外面的惡狼和身體的饑餓。
我們栖身的掩蔽洞非常小，也就是個貓耳洞。
森林就是我們的家，遊擊隊的家。
唉，有啥法子呢！戰争結束後我就一直害怕森林了……我現在從不進入森林…… 整個戰争中我都在想，要是能夠坐在家裡依偎在媽媽身邊該多好。
我有個漂亮的媽媽，非常美麗的媽媽。
唉，有啥法子呢！我自己又不可能決定……身不由己……我們被告知……德國占領了城市，我知道自己是猶太人。
戰前我們所有民族都和睦相處：俄羅斯人、鞑靼人、德國人、猶太人……不分你我。
唉，有啥法子呢！我以前甚至都沒有聽說過“猶太佬”這個詞，因為我隻是和父親母親還有書籍住在一起。
戰争開始後，我們變得跟麻風病人似的，到處都被人驅趕，人人都對我們避之不及。
甚至我們過去的一些朋友也不再打招呼，他們的孩子也不敢同我們打招呼。
有些鄰居還對我們說：“交出你們所有的東西吧，反正你們也不需要這些東西了。
”在戰争之前我們與他們還都是好朋友啊，每天叫着沃洛佳叔叔啦、安娜阿姨啦……忽然間全都變了！ 媽媽被他們射殺了……就是在我們不得不搬到猶太人隔離區去的前幾天。
城市無處不在地張貼着禁令：猶太人不允許在人行道上走，不允許去理發店，不允許在商店裡買東西……還不許笑、不許唱歌……唉，有啥法子呢！媽媽還沒有習慣這些禁令，她還總是四處逛街。
大概她不相信這些是真的……也許她是去了商店？人們非常粗魯地對待她，她還報以微笑。
媽媽是個絕色美女……在戰争之前她是愛樂樂團的歌唱家，人人都喜愛她。
唉，有啥法子呢！我覺得，如果她不是那麼漂亮的話，或者她一直跟我或爸爸在一起的話……我想這一切就不會發生。
有個陌生人在深夜把我們帶去看她，她已經死了，身上的大衣和靴子已經不見了。
這真是一場噩夢，那個可怕的夜晚！太恐怖了！媽媽的外套和靴子都被人搶走了，還搶走了她的金戒指，那是爸爸給她的結婚禮物…… 在隔離區裡我們是沒有自己的住房的，隻能擠在别人房子的閣樓上。
爸爸有一把小提琴，那是我們家戰前最貴重的物品，爸爸想賣掉它。
我當時扁桃體發炎很厲害，躺在床上發高燒無法說話。
爸爸想要買一些東西給我吃，他怕我會死掉。
沒有媽媽我真的要死了……聽不到媽媽說話，沒有媽媽的懷抱。
我是個從小受到寵愛嬌生慣養的女孩……就這樣，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等爸爸回來，後來有認識的人傳話來說，爸爸也被打死了……他們說，就是因為那把小提琴……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麼貴重，隻記得爸爸離開的時候說：“太好了，也許能換來一罐蜂蜜和一塊黃油呢。
”唉，有啥法子呢！我沒有了母親……又失去了父親…… 我出去尋找爸爸……就算他死了，我還是想找到他，我要和他在一起。
我那時是金色頭發，不是黑色，頭發和眉毛都是金黃色，在城裡誰都不敢接觸我。
我去到市場……見到了爸爸的一個朋友，他已經搬到農村住了，和他父母一起。
他和我爸爸一樣也是個音樂家，我叫他沃洛佳叔叔。
我把一切都告訴了他……他把我藏在一輛蓋着帆布的貨車上。
車上又是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