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去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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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給您看了，那是個年輕的女狙擊手，已經犧牲了。
”她就是薩莎·施利亞霍娃，是在單獨執行狙擊任務時犧牲的。
使她遭殃的，是一條紅圍巾。
她非常喜歡那條紅圍巾，由于紅圍巾在雪地裡太顯眼，結果暴露了僞裝。
當這個德國軍官聽到這一切都是一個姑娘幹出來的時候，非常震撼，不知如何回答，再也說不出話來……他似乎是一個大人物，在把他押送莫斯科之前，對他進行最後一次審問，他承認：“我從來沒有和女人打過仗。
你們都是一些美女……我們的宣傳總是說在紅軍裡面是沒有女兵參戰的，都是陰陽兩性人……”他看來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永遠忘不掉…… 我們都是兩人一組，從早到晚埋伏在戰位上一動不動，眼睛酸痛流淚，手臂發麻，就連身子也由于緊張而失去知覺，真是難受極了。
春天尤其難熬，雪就在你身體下面融化，整天就泡在水裡。
你就好像是在遊水，可又經常被凍在土地上。
天剛破曉，我們就得出發，直到夜幕降臨才從前沿回來。
我們通常卧在雪地裡或爬到樹梢上、蹲在棚子或被毀壞的房屋頂上，一連十二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
我們在那裡僞裝好，不讓敵人發現我們的觀測位置。
我們會盡量靠近敵人選擇監視點，與德軍塹壕的距離隻有七百至八百米，還經常隻有五百來米。
在清晨，我們甚至能聽到他們的講話和笑聲。
我不知道當時為什麼一點都不害怕……直到現在也想不通…… 我們開始反攻了，推進十分迅速。
但我們筋疲力盡，後勤保障又跟不上來，幾乎是彈盡糧絕，連炊事車都被炮彈炸了個稀巴爛。
我們一連三天三夜光吃面包幹，大家舌頭都磨破了，簡直再也嚼不動那玩意兒了。
我的搭檔被打死了，于是我又帶上一個新兵到前沿去。
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在中間地帶有一匹小公馬。
它真漂亮，尾巴特别柔軟……它悠然自得地溜達着，好像周圍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也根本不存在戰争。
我們聽到德國人已經嚷了起來，原來他們也發現了它。
我們的戰士也在吵個不休： “它要逃走了，用它煮一鍋馬肉湯就好了……” “這麼遠的距離，沖鋒槍可打不着……” 大家看着我們： “狙擊手過來了。
現在就請她們打吧……快打呀，姑娘們！” 我想都來不及細想，習慣性地先瞄準後開槍。
小馬腿一軟，橫倒下來，我似乎聽到它在細聲細氣地嘶鳴，也許是幻覺，但我感覺到了。
事後我才想：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麼漂亮可愛的小馬，而我卻把它殺了，要拿它來熬湯！可是當時，我聽到身後有人在抽噎，回頭一看，是那個新兵女娃。
“你怎麼啦？”我問。
“我可憐那匹小馬……”她眼睛裡噙滿淚水。
“哦喲——喲，好一副軟心腸啊！可我們大家已餓了三天了。
你可憐這匹馬，是因為你還沒有親手埋葬過自己的戰友。
你去試試吧，一天全副武裝趕三十公裡路，而且空着肚子，是啥滋味？首先是要趕走德國鬼子；其次，我們也得活下去。
我們是會心軟的，但不是現在……你懂的，心軟是以後的事……” 說完話，我又轉過身看看那幫男兵，他們剛才還在慫恿我，大叫大喊地請求我開槍呢。
而現在才過了幾分鐘啊，就誰都不再看我一眼了，好像從來就沒發現我似的，每個人都在埋頭幹自己的事。
他們在抽煙，在挖戰壕……也有人在磨着什麼東西……至于我怎麼樣，他們才不管呢，哪怕我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就好像我是個屠夫，我動刀殺生就那麼輕輕松松、随随便便！其實，我從小就喜歡各種小動物，上小學的時候，我們家的母牛病了，家裡人把它宰了。
為這件事我還不停地哭了兩天。
可是今天呢，我“叭”的一槍就殺了一匹孤苦伶仃的小馬。
可以說，那是我兩年多來見過的第一匹小馬…… 晚飯送來了。
炊事員對我說：“嘿，狙擊手真棒！……今天菜裡見葷啦……”他們把飯盒留下來就走了。
但是我們這幾個姑娘坐在那兒，根本沒去碰一下飯盒。
我明白是怎麼回事，噙着眼淚走出掩蔽部……姑娘們跟着我出來，異口同聲地安慰我。
她們很快地拿走各自的飯盒，吃了起來…… 這算是怎麼一回事啊……我永遠忘不掉…… 每天晚上，我們照例都要聊大天。
聊些什麼？當然，要聊家庭，聊自己的媽媽，聊已開赴前線的父親和兄弟。
我們還暢談戰後要幹什麼工作，談我們會嫁給什麼樣的人，丈夫是否會愛我們，等等。
我們連長故意逗我們說： “哎喲，姑娘們！誰都覺得你們可愛。
可是打完仗一準沒人敢娶你們。
你們打槍打得那麼準，要是摔盤子準會摔中人家的腦門心，還不把丈夫的命給要了！” 我和丈夫是在戰争中相識的，是一個團裡的戰友。
他負過兩次槍傷、一次震傷，從頭至尾整個戰争他都堅持下來了，後來在部隊幹了一輩子。
對他根本不用解釋什麼是戰争。
我的脾氣他心裡完全有數。
如果我可着大嗓門說話，他或者毫不在意，或者默不作聲。
我也學會對他寬容。
我們養大了兩個孩子，兒子和女兒，供他們讀完了大學。
再對您講些什麼呢？……嗯，我複員後到了莫斯科。
從莫斯科到自己家要乘車，步行有幾公裡。
現在那兒通了地鐵，可當時還是一片連一片的櫻桃園和窪谷。
當時那兒有一道很寬的深溝，我得穿過去。
等我好不容易趕到那兒時，天已經黑下來了。
不用問，我不敢在夜裡過這條深溝。
當時我站在溝邊上，
”她就是薩莎·施利亞霍娃，是在單獨執行狙擊任務時犧牲的。
使她遭殃的，是一條紅圍巾。
她非常喜歡那條紅圍巾，由于紅圍巾在雪地裡太顯眼，結果暴露了僞裝。
當這個德國軍官聽到這一切都是一個姑娘幹出來的時候，非常震撼，不知如何回答，再也說不出話來……他似乎是一個大人物，在把他押送莫斯科之前，對他進行最後一次審問，他承認：“我從來沒有和女人打過仗。
你們都是一些美女……我們的宣傳總是說在紅軍裡面是沒有女兵參戰的，都是陰陽兩性人……”他看來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永遠忘不掉…… 我們都是兩人一組，從早到晚埋伏在戰位上一動不動，眼睛酸痛流淚，手臂發麻，就連身子也由于緊張而失去知覺，真是難受極了。
春天尤其難熬，雪就在你身體下面融化，整天就泡在水裡。
你就好像是在遊水，可又經常被凍在土地上。
天剛破曉，我們就得出發，直到夜幕降臨才從前沿回來。
我們通常卧在雪地裡或爬到樹梢上、蹲在棚子或被毀壞的房屋頂上，一連十二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
我們在那裡僞裝好，不讓敵人發現我們的觀測位置。
我們會盡量靠近敵人選擇監視點，與德軍塹壕的距離隻有七百至八百米，還經常隻有五百來米。
在清晨，我們甚至能聽到他們的講話和笑聲。
我不知道當時為什麼一點都不害怕……直到現在也想不通…… 我們開始反攻了，推進十分迅速。
但我們筋疲力盡，後勤保障又跟不上來，幾乎是彈盡糧絕，連炊事車都被炮彈炸了個稀巴爛。
我們一連三天三夜光吃面包幹，大家舌頭都磨破了，簡直再也嚼不動那玩意兒了。
我的搭檔被打死了，于是我又帶上一個新兵到前沿去。
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在中間地帶有一匹小公馬。
它真漂亮，尾巴特别柔軟……它悠然自得地溜達着，好像周圍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也根本不存在戰争。
我們聽到德國人已經嚷了起來，原來他們也發現了它。
我們的戰士也在吵個不休： “它要逃走了，用它煮一鍋馬肉湯就好了……” “這麼遠的距離，沖鋒槍可打不着……” 大家看着我們： “狙擊手過來了。
現在就請她們打吧……快打呀，姑娘們！” 我想都來不及細想，習慣性地先瞄準後開槍。
小馬腿一軟，橫倒下來，我似乎聽到它在細聲細氣地嘶鳴，也許是幻覺，但我感覺到了。
事後我才想：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麼漂亮可愛的小馬，而我卻把它殺了，要拿它來熬湯！可是當時，我聽到身後有人在抽噎，回頭一看，是那個新兵女娃。
“你怎麼啦？”我問。
“我可憐那匹小馬……”她眼睛裡噙滿淚水。
“哦喲——喲，好一副軟心腸啊！可我們大家已餓了三天了。
你可憐這匹馬，是因為你還沒有親手埋葬過自己的戰友。
你去試試吧，一天全副武裝趕三十公裡路，而且空着肚子，是啥滋味？首先是要趕走德國鬼子；其次，我們也得活下去。
我們是會心軟的，但不是現在……你懂的，心軟是以後的事……” 說完話，我又轉過身看看那幫男兵，他們剛才還在慫恿我，大叫大喊地請求我開槍呢。
而現在才過了幾分鐘啊，就誰都不再看我一眼了，好像從來就沒發現我似的，每個人都在埋頭幹自己的事。
他們在抽煙，在挖戰壕……也有人在磨着什麼東西……至于我怎麼樣，他們才不管呢，哪怕我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就好像我是個屠夫，我動刀殺生就那麼輕輕松松、随随便便！其實，我從小就喜歡各種小動物，上小學的時候，我們家的母牛病了，家裡人把它宰了。
為這件事我還不停地哭了兩天。
可是今天呢，我“叭”的一槍就殺了一匹孤苦伶仃的小馬。
可以說，那是我兩年多來見過的第一匹小馬…… 晚飯送來了。
炊事員對我說：“嘿，狙擊手真棒！……今天菜裡見葷啦……”他們把飯盒留下來就走了。
但是我們這幾個姑娘坐在那兒，根本沒去碰一下飯盒。
我明白是怎麼回事，噙着眼淚走出掩蔽部……姑娘們跟着我出來，異口同聲地安慰我。
她們很快地拿走各自的飯盒，吃了起來…… 這算是怎麼一回事啊……我永遠忘不掉…… 每天晚上，我們照例都要聊大天。
聊些什麼？當然，要聊家庭，聊自己的媽媽，聊已開赴前線的父親和兄弟。
我們還暢談戰後要幹什麼工作，談我們會嫁給什麼樣的人，丈夫是否會愛我們，等等。
我們連長故意逗我們說： “哎喲，姑娘們！誰都覺得你們可愛。
可是打完仗一準沒人敢娶你們。
你們打槍打得那麼準，要是摔盤子準會摔中人家的腦門心，還不把丈夫的命給要了！” 我和丈夫是在戰争中相識的，是一個團裡的戰友。
他負過兩次槍傷、一次震傷，從頭至尾整個戰争他都堅持下來了，後來在部隊幹了一輩子。
對他根本不用解釋什麼是戰争。
我的脾氣他心裡完全有數。
如果我可着大嗓門說話，他或者毫不在意，或者默不作聲。
我也學會對他寬容。
我們養大了兩個孩子，兒子和女兒，供他們讀完了大學。
再對您講些什麼呢？……嗯，我複員後到了莫斯科。
從莫斯科到自己家要乘車，步行有幾公裡。
現在那兒通了地鐵，可當時還是一片連一片的櫻桃園和窪谷。
當時那兒有一道很寬的深溝，我得穿過去。
等我好不容易趕到那兒時，天已經黑下來了。
不用問，我不敢在夜裡過這條深溝。
當時我站在溝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