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去回憶……”
關燈
小
中
大
不是德國人嗎？”
我對她說：“我在觀測，你開槍吧！”
“等我們在這裡弄清楚分工，他早就跑掉了。
”她說。
我還是固執己見：“應當先想好射擊要領，瞄準好目标：哪兒是幹草棚，哪兒是白桦樹……” “你是在學校裡解方程式吧？我在這裡可不會解難題，我是來射擊的！” 我看出，瑪莎已經對我發火了。
“那好，你就開槍吧，怎麼不開啊？” 我們就這樣拌起嘴來。
這時，對面有個德國軍官正在給他手下的士兵們下命令。
來了一輛馬車，士兵們在流水作業地卸着貨物。
軍官站在那兒又說了幾句什麼，就消失了。
而我們還在争執。
我發現那軍官又露面了，如果我們再錯過一次時機，就有可能放跑了他。
于是當他第三次露面時——這是短暫的一瞬，因為他立刻會消失——我下決心要開槍了。
主意一定，卻突然又閃出一個念頭：這是一個活人哪，雖然是敵人，可畢竟是個活人。
于是，我的雙手不知怎麼發起抖來，而且渾身都打起了寒戰，産生一種恐懼感。
就是現在有時在睡覺時這種感覺也會回來。
在打過膠合闆靶子以後，要朝活生生的人體開槍，還真不容易。
我通過瞄準鏡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在眼前，那麼近……而我内心很糾結，猶豫不決。
最後我總算鎮定下來，扣動了扳機……隻見那個德國軍官晃了兩下胳膊，就倒了下去。
他死沒死我不知道。
可是開槍之後我身上哆嗦得更厲害了，心裡害怕極了：我真的殺死了一個人？！必須習慣于這個想法。
是的，簡單說，就是驚心動魄！ 永生難忘…… 我們回到營地後，女兵排專門召開會議讨論我的行為。
團小組長克拉瓦·伊萬諾娃對我說：“不能憐憫他們，應該憎恨他們……”她的父親就是被法西斯殺死的。
那時我們常常喜歡圍在一堆唱歌，而她總是請求說：“别唱了，姑娘們，等我們打垮了這幫壞蛋，到那時再唱吧。
” 我們并沒有很快适應，真不容易習慣。
去仇恨并且去殺人，這确實不是女人應該幹的活兒，不是我們的事……所以必須不斷勸說自己、說服自己…… ——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莫羅卓娃 （當時叫伊萬努希金娜，上等兵，狙擊手） 幾天後，瑪麗亞·伊萬諾夫娜打電話給我，約我到她前線的戰友克拉芙季娅·格利戈裡耶夫娜·科羅辛娜家裡去做客。
于是，我又一次聽到這樣的故事…… 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害怕極了…… 我們卧倒後，我開始觀測。
這時我發現有個德國兵從戰壕裡站了起來，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
結果您知道怎樣？我一個勁兒地哆嗦，渾身發抖，都能聽到自己的骨頭咯咯作響。
我哭了。
以前我是朝靶子射擊，根本不在乎。
可是在這裡，我是怎麼把一個活人給打死了？我，殺死了某個與我素昧平生的人。
我對他一無所知，卻把他打死了。
但這種惶恐很快就過去了，經過是這樣的：我們已經反攻了。
一次，我們行軍路過一個小鎮，大概是在烏克蘭。
到達那裡時，道路旁邊有一座既像闆棚又像房屋的建築，已經辨認不清了。
它剛剛遭到大火焚燒，火苗漸熄，隻留下一堆焦炭，剩下房基……很多姑娘都不敢靠近，我不知怎麼就過去了。
在焦炭裡我們發現了人骨，還有燒光了琺琅質的五星帽徽。
一定是我們的傷員或者俘虜在這兒被燒死了。
從那兒以後，不管殺死多少敵人，我都無動于衷了，仿佛看到那些燒焦的五星帽徽…… 我從前線回來時，頭發全白了。
我才二十一歲，卻像個滿頭白發的小老太太。
我負過重傷，腦袋也震傷了，一隻耳朵聽力很差。
媽媽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我相信你準會回來的，我白天黑夜都在為你祈禱呀。
”我哥哥已在前線陣亡了。
媽媽痛哭着說： “無論生兒還是生女，如今全一個樣。
不過，他到底是個男子漢，有義務保衛祖國，而你卻是個女孩子。
我總在向上帝祈求：與其叫你受傷，倒不如被打死的好。
我每天都要去火車站等火車。
有一次看到一個被燒傷破相的女兵姑娘……我猛地一哆嗦，以為是你！後來我也一直為那姑娘禱告。
” 我老家在車裡亞賓斯克州，我家附近有各種金屬采礦場。
不知為啥總是在夜裡搞爆破，隻要爆破的炸藥一響，我總是刹那間就從床上跳起來，頭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随便跑到哪兒去都行。
這時媽媽就把我拽住，緊緊摟在懷裡，像哄小孩一樣地哄我：“睡吧睡吧。
戰争已經結束了。
你已經回家了。
”我好幾次從床上一個跟頭栽下來，去抓外套……媽媽的聲音讓我恢複意識：“我是你的媽媽呀，是媽媽……”她輕聲細語地哄我，生怕大聲會吓着我…… 屋子裡暖融融的，可是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裹着一條厚羊毛毯，還是渾身發冷的樣子。
她繼續給我講： 我們很快就成了戰士……您知道，那時候沒有什麼特别時間去想事情。
心裡的感覺，真是冷暖自知…… 有一回，我們的偵察員抓到一個德國軍官，有件事他十分疑惑：在他的陣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而且都是打在腦殼上，還幾乎都是同一個部位。
他說，普通射手是不可能專打腦袋的，那麼準确。
“請你們告訴我，”他請求道，“這位打死我這麼多士兵的射手是哪一個？我補充了大量士兵，可是每天都損失十來個人。
”我們團長對他說：“很遺憾，我不
”她說。
我還是固執己見：“應當先想好射擊要領，瞄準好目标：哪兒是幹草棚，哪兒是白桦樹……” “你是在學校裡解方程式吧？我在這裡可不會解難題，我是來射擊的！” 我看出，瑪莎已經對我發火了。
“那好，你就開槍吧，怎麼不開啊？” 我們就這樣拌起嘴來。
這時，對面有個德國軍官正在給他手下的士兵們下命令。
來了一輛馬車，士兵們在流水作業地卸着貨物。
軍官站在那兒又說了幾句什麼，就消失了。
而我們還在争執。
我發現那軍官又露面了，如果我們再錯過一次時機，就有可能放跑了他。
于是當他第三次露面時——這是短暫的一瞬，因為他立刻會消失——我下決心要開槍了。
主意一定，卻突然又閃出一個念頭：這是一個活人哪，雖然是敵人，可畢竟是個活人。
于是，我的雙手不知怎麼發起抖來，而且渾身都打起了寒戰，産生一種恐懼感。
就是現在有時在睡覺時這種感覺也會回來。
在打過膠合闆靶子以後，要朝活生生的人體開槍，還真不容易。
我通過瞄準鏡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在眼前，那麼近……而我内心很糾結，猶豫不決。
最後我總算鎮定下來，扣動了扳機……隻見那個德國軍官晃了兩下胳膊，就倒了下去。
他死沒死我不知道。
可是開槍之後我身上哆嗦得更厲害了，心裡害怕極了：我真的殺死了一個人？！必須習慣于這個想法。
是的，簡單說，就是驚心動魄！ 永生難忘…… 我們回到營地後，女兵排專門召開會議讨論我的行為。
團小組長克拉瓦·伊萬諾娃對我說：“不能憐憫他們，應該憎恨他們……”她的父親就是被法西斯殺死的。
那時我們常常喜歡圍在一堆唱歌，而她總是請求說：“别唱了，姑娘們，等我們打垮了這幫壞蛋，到那時再唱吧。
” 我們并沒有很快适應，真不容易習慣。
去仇恨并且去殺人，這确實不是女人應該幹的活兒，不是我們的事……所以必須不斷勸說自己、說服自己…… ——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莫羅卓娃 （當時叫伊萬努希金娜，上等兵，狙擊手） 幾天後，瑪麗亞·伊萬諾夫娜打電話給我，約我到她前線的戰友克拉芙季娅·格利戈裡耶夫娜·科羅辛娜家裡去做客。
于是，我又一次聽到這樣的故事…… 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害怕極了…… 我們卧倒後，我開始觀測。
這時我發現有個德國兵從戰壕裡站了起來，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
結果您知道怎樣？我一個勁兒地哆嗦，渾身發抖，都能聽到自己的骨頭咯咯作響。
我哭了。
以前我是朝靶子射擊，根本不在乎。
可是在這裡，我是怎麼把一個活人給打死了？我，殺死了某個與我素昧平生的人。
我對他一無所知，卻把他打死了。
但這種惶恐很快就過去了，經過是這樣的：我們已經反攻了。
一次，我們行軍路過一個小鎮，大概是在烏克蘭。
到達那裡時，道路旁邊有一座既像闆棚又像房屋的建築，已經辨認不清了。
它剛剛遭到大火焚燒，火苗漸熄，隻留下一堆焦炭，剩下房基……很多姑娘都不敢靠近，我不知怎麼就過去了。
在焦炭裡我們發現了人骨，還有燒光了琺琅質的五星帽徽。
一定是我們的傷員或者俘虜在這兒被燒死了。
從那兒以後，不管殺死多少敵人，我都無動于衷了，仿佛看到那些燒焦的五星帽徽…… 我從前線回來時，頭發全白了。
我才二十一歲，卻像個滿頭白發的小老太太。
我負過重傷，腦袋也震傷了，一隻耳朵聽力很差。
媽媽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我相信你準會回來的，我白天黑夜都在為你祈禱呀。
”我哥哥已在前線陣亡了。
媽媽痛哭着說： “無論生兒還是生女，如今全一個樣。
不過，他到底是個男子漢，有義務保衛祖國，而你卻是個女孩子。
我總在向上帝祈求：與其叫你受傷，倒不如被打死的好。
我每天都要去火車站等火車。
有一次看到一個被燒傷破相的女兵姑娘……我猛地一哆嗦，以為是你！後來我也一直為那姑娘禱告。
” 我老家在車裡亞賓斯克州，我家附近有各種金屬采礦場。
不知為啥總是在夜裡搞爆破，隻要爆破的炸藥一響，我總是刹那間就從床上跳起來，頭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随便跑到哪兒去都行。
這時媽媽就把我拽住，緊緊摟在懷裡，像哄小孩一樣地哄我：“睡吧睡吧。
戰争已經結束了。
你已經回家了。
”我好幾次從床上一個跟頭栽下來，去抓外套……媽媽的聲音讓我恢複意識：“我是你的媽媽呀，是媽媽……”她輕聲細語地哄我，生怕大聲會吓着我…… 屋子裡暖融融的，可是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裹着一條厚羊毛毯，還是渾身發冷的樣子。
她繼續給我講： 我們很快就成了戰士……您知道，那時候沒有什麼特别時間去想事情。
心裡的感覺，真是冷暖自知…… 有一回，我們的偵察員抓到一個德國軍官，有件事他十分疑惑：在他的陣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而且都是打在腦殼上，還幾乎都是同一個部位。
他說，普通射手是不可能專打腦袋的，那麼準确。
“請你們告訴我，”他請求道，“這位打死我這麼多士兵的射手是哪一個？我補充了大量士兵，可是每天都損失十來個人。
”我們團長對他說：“很遺憾，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