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戰争，更是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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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倒在地上還繼續打。
我就坐在窗邊，看到了這一切……而這些遊擊隊員中間，竟然還有我的哥哥……當他回到自己家裡，一邊想要擁抱我，一邊還喊着“好妹妹”時，我尖聲叫起來：“不許過來，不要碰我！你這個劊子手！”後來我失聲了，整整一個月沒有說過話。
最後，哥哥也犧牲了……我經常會想，如果他活下來，又會是怎麼樣？他總是要回家的…… 早上，讨伐隊燒毀了我們的村莊……隻有逃進森林裡的人還生還着。
我們是兩手空空逃出去的，面包也沒有，更沒有雞蛋或熏肉。
每到夜晚，我們的鄰居娜斯佳阿姨就揍她的女兒，因為那女孩總是大哭不止。
娜斯佳阿姨有五個孩子，女兒尤莉娅是我的小夥伴，她本來體質就很差，三天兩頭生病……那四個男孩也都很瘦小，也吵着要吃的。
娜斯佳阿姨快要瘋了，嗚嗚痛哭。
有一天夜裡，我聽得很清楚……尤莉娅在央求她的媽媽：“好媽媽，你不要淹死我……我不再要吃的了，我再也不要一點吃的了。
我不會了……” 可是從第二天早上起，再沒有人看到過尤莉娅…… 娜斯佳阿姨呢？……後來我們回到了村裡，滿眼一片灰燼……村莊全被燒毀了。
沒過幾天，在自家園子裡的蘋果樹上，娜斯佳阿姨吊死了自己。
吊得很低很低，幾個孩子還圍在她身邊要東西吃…… 與審查官對話摘要 “您寫的純粹是謊言！這是對解放了半個歐洲的蘇聯紅軍的诽謗，是對我們遊擊隊的污蔑，是對我們人民英雄的中傷。
您寫的這些小故事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需要的是偉大的故事，是勝利的故事。
您根本不愛我們的英雄！您不愛我們偉大的思想，不愛馬克思和列甯的思想。
” “沒錯，我不喜歡偉大的思想，我隻喜愛小人物……” 作者本人删除内容摘錄 那是在1941年……我們被敵人包圍了，政治指導員盧甯和我們在一起……他宣讀了一項命令，蘇軍戰士決不能向敵人投降。
用斯大林同志的話說，我軍絕沒有俘虜，有的隻是叛徒。
聽完命令，同志們全都掏出了槍……指導員又下令說：“不許這樣，孩子們，你們要活下去，你們還年輕。
”結果他自己開槍自殺了…… 還有一件事情，發生在1943年……蘇軍反攻，踏上了白俄羅斯土地。
我記得有個小男孩，不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跑出來的，好像從地底下，從地窖裡鑽出來似的，他一邊跑一邊大叫着：“你們快去殺了我媽媽吧……快殺了她！她愛上了一個德國人……”男孩的眼睛，因為恐懼而瞪得圓圓的。
在男孩身後，跑上來一個一身黑色的老女人，全身黑衣服，一邊跑一邊畫着十字：“可别聽孩子的話，願上帝寬恕這些孩子吧……” 他們叫我去學校……一個疏散後返回的老師和我談話： “我想把您的兒子轉到另一個班級去。
在我的班上，都是最好的學生。
” “但我兒子門門功課都是五分啊！” “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孩子在德國占領區生活過。
” “是的，我們在那兒過得十分困苦。
” “我不知道那些。
我隻知道，所有在占領區生活過的……都要被懷疑……” “您在說什麼？我不明白……” “他對别的孩子講過德國人，可是他結結巴巴的。
” “這是因為他害怕，一個住過我們公寓的德國軍官打過他。
因為我兒子沒有擦幹淨他的皮靴，他不滿意。
” “您看，您自己也承認了，你們曾經和敵人住在一起……” “那又是誰放縱敵人到莫斯科城下的？是誰把我和孩子們抛棄在這兒的？” 我簡直要歇斯底裡了…… 我擔心了兩天，害怕那個女教師會去告發我。
不過，她還是把我兒子留在了她的班上…… 白天我們害怕的是德國人和警察，晚上害怕的是遊擊隊。
遊擊隊把我最後一頭牛都牽走了，隻給我家留下一隻貓。
遊擊隊員們也很饑餓，但是也很兇惡。
他們牽走了我的牛，我就一直跟着他們走……走了十多公裡。
我央求他們：把牛還給我吧，在我的破房子裡，還有三個孩子圍着爐子挨餓呢。
“快滾開，娘們兒！”他們威脅我，“再不走我們就一槍斃了你！” 你試試在戰争中還能不能發現好人吧…… 人各有命。
富農的孩子們從流亡中返回老家來，他們的父母都已經死了，于是，他們就為德國當局服務，報仇雪恨。
一個人在農舍裡擊斃了我家鄰舍的一位老教師，那位老教師早先告發了他的父親，沒收了他家的财産，是個狂熱的共産黨人。
德國人先是解散了集體農莊，又把土地分給民衆，人們沒有了斯大林體制後感到舒了一口氣。
我們開始付地租，按時交租……可是，後來德國人就開始燒我們的人和我們的房子了。
趕走我們的牲畜，燒死我們的人。
哦，親愛的閨女，我害怕說話。
說話是很可怕的……我是行善自救，不想對任何人兇惡。
我憐憫所有人…… 我随着軍隊一直打到柏林…… 我是戴着兩枚光榮勳章和好多獎章回到村裡的。
可是，我剛剛回家待了三天，在第四天大清早，家裡其他人都還睡着的時候，媽媽就把我從床上叫起來，跟我說：“閨女啊，我給你打了個包裹，你就走吧……快走吧……你還有兩個妹妹要長大了。
可是有誰敢娶她們？全村人都知道，你在前線待了四年，和男人們在一起……” 所以，請不要再觸碰我的心靈了。
像别人一樣，您就寫寫我的功勞吧…… 上戰場就是上戰場，可不是請你們去看戲…… 我們在一個場地上列好隊形，圍成一個圓圈。
站在中間的是米沙和科利亞——我們的戰友。
米沙是個勇敢的偵察兵，口琴吹得好，至于科利亞，沒有人比他的歌唱得更好…… 宣讀了一份長長的判決書：他們在某村莊勒索了兩瓶土釀酒，某天夜裡他們強奸了兩個農村姑娘……也是在同一村莊，在一個農民家裡，他們搶走了一件大衣和一台縫紉機，當時又向另外一戶農民家去換了酒喝…… 結論是判處槍決……這是最終判決，不許上訴。
由誰去執行？隊伍裡鴉雀無聲……誰去？無人應聲……指揮員隻好親自去執行了死刑令…… 我那時是個機槍手，殺了這麼多人…… 戰争結束後我很長時間都不敢生孩子。
一直過了七年，一切平複之後才生孩子…… 但直到今天，我還是不能原諒一切，絕不寬恕……看到有德軍被我們俘虜時，我那個高興啊，終于看到他們的可憐相了：腳上沒有靴子，而是纏着包腳布，腦瓜子也纏着繃帶……他們被押着穿過村子，用俄語請求：“媽媽，給一塊面包吧……面包。
”讓我非常驚訝的是，農民們居然還紛紛走出小屋給他們食物，這個給一塊面包，那個給一塊土豆……男孩子們跑到柱子後面向那些俘虜扔石頭……而女人們卻在哭…… 我似乎度過了兩種生命：一種是男性的，另一種是女性的…… 戰争結束之後……那時候人的生命簡直沒有任何價值了。
舉一個例子說，有一天，我下班後乘坐公共汽車，突然聽到有人尖叫：“抓小偷！抓賊啊！我的錢包啊……”巴士立刻停了下來，是在一個二手市場。
隻見一位年輕軍官把一個男孩推到街上，把孩子的手折斷了……軍官跳回車上，公共汽車繼續開動……沒有一個人為男孩站出來說話，沒人叫警察，也沒有人叫醫生。
那個軍官胸前挂滿了戰功獎章……我到站要下車時，他一步跳了過來，向我伸出他的手：“從這兒過吧，姑娘……”如此殷勤，彬彬有禮。
我至今都還記得這件事……當時我們所有人都還是戰争中的人，生活在戒嚴時期。
可是，難道這種人也算人類嗎？ 紅軍打回來了…… 我們被允許挖開墳墓，尋找失去的親人。
按照舊習俗，與死者在一起要穿白色服裝，白色披肩，白色襯衫。
我會終身銘記這個情景：人們披着白色繡花毛巾，一身白色……可他們是從哪裡找出這些白色服飾的？ 人們都在埋頭挖掘……誰找到了什麼，認定了就取走。
有人在獨輪車上裝着手臂，有人在馬車上放着頭顱……長久埋在土地下的人沒有全屍，他們都互相混雜在一起了，和黏土、沙礫一起。
我沒有找到姐姐，隻是看到一片裙子布，感到很熟悉：這就是她了，是我認識的東西……爺爺也說，帶走吧，總要埋葬點什麼啊。
就是那點衣服碎片被我們放進棺材，安葬了…… 還有人隻收到了父親的失蹤通知書。
反正别人總會因為死者而得到什麼證明，隻有我和媽媽在村委會遭到幹部的恐吓：“你們不會得到任何幫助的，他和德國娘們生活得可好了。
他是人民的敵人。
” 我在赫魯曉夫時代就開始尋找父親。
經過了四十多年，到戈爾巴喬夫時代才得到答複：“在花名冊中沒有記錄……”可是從父親戰友們的口中，我知道他是英勇犧牲的。
在莫吉廖夫城下，爸爸帶着一枚手雷，鑽到了敵軍的坦克下…… 遺憾的是，媽媽沒有等到這個消息，她是帶着人民敵人妻子的恥辱去世的，到死都是叛徒的老婆。
和她有一樣經曆的，還有很多人，他們都沒有能夠活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我帶了一封信去看望死去的母親，在她的墓前讀給她聽…… 我們許多人一直都相信…… 我們以為戰後一切都可以改變……以為斯大林相信自己的人民。
可是戰争還沒有結束，一列列火車就開往遠東的馬加丹了。
那是運載勝利者的列車……他們逮捕了那些被俘并且在德國人的集中營裡熬過來的人，這些人曾經被德國人送去做苦力，他們所有人都見過歐洲的樣子，可能會講述歐洲人民的生活狀況。
他們會說那裡沒有共産主義，那裡有怎樣的房子、怎樣的道路，他們會說在那裡到處都沒有集體農莊…… 勝利之後，所有人重歸沉默，和戰前一樣，人們沉默着，并且恐懼着…… 我是個曆史教師……在我的記憶中，我們的曆史課本改寫了三次。
我用三種不同的曆史課本教過孩子們…… 趁我們還活着，來問我們吧。
可别等以後我們不在時又要改寫曆史。
請提問吧…… 您知道殺人是多麼困難嗎？我是做地下工作的，半年後，我接到了一個任務，是到德國軍官食堂中去當女服務員。
我那時又年輕又漂亮，上級就選中我了。
我是應該在那天把毒藥投放在湯鍋裡，然後就去投奔遊擊隊的。
可是我已經和他們成了熟人。
他們是敵人，可是您每天跟他們打照面，他們都要說：“謝謝您……謝謝您……”這任務實在太難了，殺人實在太難了……殺死别人比自己死還痛苦…… 我一輩子都教曆史課……但我永遠都不知道該如何講述這件事。
用什麼樣的語言去講述…… 我也有自己的一場戰争……我和我的女主人公們一起，走過了漫長的道路。
我和她們一樣，久久都不能相信，我們的勝利有着兩副面孔：一副是完美的，一副是恐怖的，傷痕累累，讓人看不下去。
“在肉搏戰中殺人時，總是會直視着對方的眼睛。
這不是投擲炸彈，或者從戰壕裡射擊那麼遠的距離。
”——他們都這樣告訴我。
傾聽人們講述他們怎樣殺人或者怎樣死去，一定也是這樣的：必須直視對方的眼睛。
我就坐在窗邊，看到了這一切……而這些遊擊隊員中間，竟然還有我的哥哥……當他回到自己家裡，一邊想要擁抱我，一邊還喊着“好妹妹”時，我尖聲叫起來：“不許過來，不要碰我！你這個劊子手！”後來我失聲了，整整一個月沒有說過話。
最後，哥哥也犧牲了……我經常會想，如果他活下來，又會是怎麼樣？他總是要回家的…… 早上，讨伐隊燒毀了我們的村莊……隻有逃進森林裡的人還生還着。
我們是兩手空空逃出去的，面包也沒有，更沒有雞蛋或熏肉。
每到夜晚，我們的鄰居娜斯佳阿姨就揍她的女兒，因為那女孩總是大哭不止。
娜斯佳阿姨有五個孩子，女兒尤莉娅是我的小夥伴，她本來體質就很差，三天兩頭生病……那四個男孩也都很瘦小，也吵着要吃的。
娜斯佳阿姨快要瘋了，嗚嗚痛哭。
有一天夜裡，我聽得很清楚……尤莉娅在央求她的媽媽：“好媽媽，你不要淹死我……我不再要吃的了，我再也不要一點吃的了。
我不會了……” 可是從第二天早上起，再沒有人看到過尤莉娅…… 娜斯佳阿姨呢？……後來我們回到了村裡，滿眼一片灰燼……村莊全被燒毀了。
沒過幾天，在自家園子裡的蘋果樹上，娜斯佳阿姨吊死了自己。
吊得很低很低，幾個孩子還圍在她身邊要東西吃…… 與審查官對話摘要 “您寫的純粹是謊言！這是對解放了半個歐洲的蘇聯紅軍的诽謗，是對我們遊擊隊的污蔑，是對我們人民英雄的中傷。
您寫的這些小故事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需要的是偉大的故事，是勝利的故事。
您根本不愛我們的英雄！您不愛我們偉大的思想，不愛馬克思和列甯的思想。
” “沒錯，我不喜歡偉大的思想，我隻喜愛小人物……” 作者本人删除内容摘錄 那是在1941年……我們被敵人包圍了，政治指導員盧甯和我們在一起……他宣讀了一項命令，蘇軍戰士決不能向敵人投降。
用斯大林同志的話說，我軍絕沒有俘虜，有的隻是叛徒。
聽完命令，同志們全都掏出了槍……指導員又下令說：“不許這樣，孩子們，你們要活下去，你們還年輕。
”結果他自己開槍自殺了…… 還有一件事情，發生在1943年……蘇軍反攻，踏上了白俄羅斯土地。
我記得有個小男孩，不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跑出來的，好像從地底下，從地窖裡鑽出來似的，他一邊跑一邊大叫着：“你們快去殺了我媽媽吧……快殺了她！她愛上了一個德國人……”男孩的眼睛，因為恐懼而瞪得圓圓的。
在男孩身後，跑上來一個一身黑色的老女人，全身黑衣服，一邊跑一邊畫着十字：“可别聽孩子的話，願上帝寬恕這些孩子吧……” 他們叫我去學校……一個疏散後返回的老師和我談話： “我想把您的兒子轉到另一個班級去。
在我的班上，都是最好的學生。
” “但我兒子門門功課都是五分啊！” “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孩子在德國占領區生活過。
” “是的，我們在那兒過得十分困苦。
” “我不知道那些。
我隻知道，所有在占領區生活過的……都要被懷疑……” “您在說什麼？我不明白……” “他對别的孩子講過德國人，可是他結結巴巴的。
” “這是因為他害怕，一個住過我們公寓的德國軍官打過他。
因為我兒子沒有擦幹淨他的皮靴，他不滿意。
” “您看，您自己也承認了，你們曾經和敵人住在一起……” “那又是誰放縱敵人到莫斯科城下的？是誰把我和孩子們抛棄在這兒的？” 我簡直要歇斯底裡了…… 我擔心了兩天，害怕那個女教師會去告發我。
不過，她還是把我兒子留在了她的班上…… 白天我們害怕的是德國人和警察，晚上害怕的是遊擊隊。
遊擊隊把我最後一頭牛都牽走了，隻給我家留下一隻貓。
遊擊隊員們也很饑餓，但是也很兇惡。
他們牽走了我的牛，我就一直跟着他們走……走了十多公裡。
我央求他們：把牛還給我吧，在我的破房子裡，還有三個孩子圍着爐子挨餓呢。
“快滾開，娘們兒！”他們威脅我，“再不走我們就一槍斃了你！” 你試試在戰争中還能不能發現好人吧…… 人各有命。
富農的孩子們從流亡中返回老家來，他們的父母都已經死了，于是，他們就為德國當局服務，報仇雪恨。
一個人在農舍裡擊斃了我家鄰舍的一位老教師，那位老教師早先告發了他的父親，沒收了他家的财産，是個狂熱的共産黨人。
德國人先是解散了集體農莊，又把土地分給民衆，人們沒有了斯大林體制後感到舒了一口氣。
我們開始付地租，按時交租……可是，後來德國人就開始燒我們的人和我們的房子了。
趕走我們的牲畜，燒死我們的人。
哦，親愛的閨女，我害怕說話。
說話是很可怕的……我是行善自救，不想對任何人兇惡。
我憐憫所有人…… 我随着軍隊一直打到柏林…… 我是戴着兩枚光榮勳章和好多獎章回到村裡的。
可是，我剛剛回家待了三天，在第四天大清早，家裡其他人都還睡着的時候，媽媽就把我從床上叫起來，跟我說：“閨女啊，我給你打了個包裹，你就走吧……快走吧……你還有兩個妹妹要長大了。
可是有誰敢娶她們？全村人都知道，你在前線待了四年，和男人們在一起……” 所以，請不要再觸碰我的心靈了。
像别人一樣，您就寫寫我的功勞吧…… 上戰場就是上戰場，可不是請你們去看戲…… 我們在一個場地上列好隊形，圍成一個圓圈。
站在中間的是米沙和科利亞——我們的戰友。
米沙是個勇敢的偵察兵，口琴吹得好，至于科利亞，沒有人比他的歌唱得更好…… 宣讀了一份長長的判決書：他們在某村莊勒索了兩瓶土釀酒，某天夜裡他們強奸了兩個農村姑娘……也是在同一村莊，在一個農民家裡，他們搶走了一件大衣和一台縫紉機，當時又向另外一戶農民家去換了酒喝…… 結論是判處槍決……這是最終判決，不許上訴。
由誰去執行？隊伍裡鴉雀無聲……誰去？無人應聲……指揮員隻好親自去執行了死刑令…… 我那時是個機槍手，殺了這麼多人…… 戰争結束後我很長時間都不敢生孩子。
一直過了七年，一切平複之後才生孩子…… 但直到今天，我還是不能原諒一切，絕不寬恕……看到有德軍被我們俘虜時，我那個高興啊，終于看到他們的可憐相了：腳上沒有靴子，而是纏着包腳布，腦瓜子也纏着繃帶……他們被押着穿過村子，用俄語請求：“媽媽，給一塊面包吧……面包。
”讓我非常驚訝的是，農民們居然還紛紛走出小屋給他們食物，這個給一塊面包，那個給一塊土豆……男孩子們跑到柱子後面向那些俘虜扔石頭……而女人們卻在哭…… 我似乎度過了兩種生命：一種是男性的，另一種是女性的…… 戰争結束之後……那時候人的生命簡直沒有任何價值了。
舉一個例子說，有一天，我下班後乘坐公共汽車，突然聽到有人尖叫：“抓小偷！抓賊啊！我的錢包啊……”巴士立刻停了下來，是在一個二手市場。
隻見一位年輕軍官把一個男孩推到街上，把孩子的手折斷了……軍官跳回車上，公共汽車繼續開動……沒有一個人為男孩站出來說話，沒人叫警察，也沒有人叫醫生。
那個軍官胸前挂滿了戰功獎章……我到站要下車時，他一步跳了過來，向我伸出他的手：“從這兒過吧，姑娘……”如此殷勤，彬彬有禮。
我至今都還記得這件事……當時我們所有人都還是戰争中的人，生活在戒嚴時期。
可是，難道這種人也算人類嗎？ 紅軍打回來了…… 我們被允許挖開墳墓，尋找失去的親人。
按照舊習俗，與死者在一起要穿白色服裝，白色披肩，白色襯衫。
我會終身銘記這個情景：人們披着白色繡花毛巾，一身白色……可他們是從哪裡找出這些白色服飾的？ 人們都在埋頭挖掘……誰找到了什麼，認定了就取走。
有人在獨輪車上裝着手臂，有人在馬車上放着頭顱……長久埋在土地下的人沒有全屍，他們都互相混雜在一起了，和黏土、沙礫一起。
我沒有找到姐姐，隻是看到一片裙子布，感到很熟悉：這就是她了，是我認識的東西……爺爺也說，帶走吧，總要埋葬點什麼啊。
就是那點衣服碎片被我們放進棺材，安葬了…… 還有人隻收到了父親的失蹤通知書。
反正别人總會因為死者而得到什麼證明，隻有我和媽媽在村委會遭到幹部的恐吓：“你們不會得到任何幫助的，他和德國娘們生活得可好了。
他是人民的敵人。
” 我在赫魯曉夫時代就開始尋找父親。
經過了四十多年，到戈爾巴喬夫時代才得到答複：“在花名冊中沒有記錄……”可是從父親戰友們的口中，我知道他是英勇犧牲的。
在莫吉廖夫城下，爸爸帶着一枚手雷，鑽到了敵軍的坦克下…… 遺憾的是，媽媽沒有等到這個消息，她是帶着人民敵人妻子的恥辱去世的，到死都是叛徒的老婆。
和她有一樣經曆的，還有很多人，他們都沒有能夠活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我帶了一封信去看望死去的母親，在她的墓前讀給她聽…… 我們許多人一直都相信…… 我們以為戰後一切都可以改變……以為斯大林相信自己的人民。
可是戰争還沒有結束，一列列火車就開往遠東的馬加丹了。
那是運載勝利者的列車……他們逮捕了那些被俘并且在德國人的集中營裡熬過來的人，這些人曾經被德國人送去做苦力，他們所有人都見過歐洲的樣子，可能會講述歐洲人民的生活狀況。
他們會說那裡沒有共産主義，那裡有怎樣的房子、怎樣的道路，他們會說在那裡到處都沒有集體農莊…… 勝利之後，所有人重歸沉默，和戰前一樣，人們沉默着，并且恐懼着…… 我是個曆史教師……在我的記憶中，我們的曆史課本改寫了三次。
我用三種不同的曆史課本教過孩子們…… 趁我們還活着，來問我們吧。
可别等以後我們不在時又要改寫曆史。
請提問吧…… 您知道殺人是多麼困難嗎？我是做地下工作的，半年後，我接到了一個任務，是到德國軍官食堂中去當女服務員。
我那時又年輕又漂亮，上級就選中我了。
我是應該在那天把毒藥投放在湯鍋裡，然後就去投奔遊擊隊的。
可是我已經和他們成了熟人。
他們是敵人，可是您每天跟他們打照面，他們都要說：“謝謝您……謝謝您……”這任務實在太難了，殺人實在太難了……殺死别人比自己死還痛苦…… 我一輩子都教曆史課……但我永遠都不知道該如何講述這件事。
用什麼樣的語言去講述…… 我也有自己的一場戰争……我和我的女主人公們一起，走過了漫長的道路。
我和她們一樣，久久都不能相信，我們的勝利有着兩副面孔：一副是完美的，一副是恐怖的，傷痕累累，讓人看不下去。
“在肉搏戰中殺人時，總是會直視着對方的眼睛。
這不是投擲炸彈，或者從戰壕裡射擊那麼遠的距離。
”——他們都這樣告訴我。
傾聽人們講述他們怎樣殺人或者怎樣死去，一定也是這樣的：必須直視對方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