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女”與“娼妓”的分離支配

我在前面兩章講過，男人為了成為性的主體而将對女人的蔑視深植于自我确認的核心，這就是厭女症。

    而同性戀憎惡，則可以理解為男人對男女界線的模糊暧昧而帶來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懼。

    男人們必須持續不斷地證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樣的男人”。

     但是，這種厭女症有個緻命弱點，即母親。

    公然侮辱生下自己的女人，會引來對自己出身身份的精神危機。

    所以實際上，厭女症不單是蔑視女人，還有崇拜女人的另一個側面。

    這是自相矛盾的嗎？ 性的雙重标準（sexualdoublestandard）告訴我們，這其實并不矛盾。

     在厭女思想的曆史上，我們可以舉出叔本華、奧托·魏甯格（OttoWeininger）等從18到19世紀的諸多男性思想家的名字。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近代性别二元制的思想領袖們，同時也是性的雙重标準的發明者。

    在曆史上，性的雙重标準，是在以夫妻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時期成立的，而這也是作為産業的娼妓制度形成的時期，近代家庭制度與娼妓制度，兩者互為表裡。

    米歇爾·福柯的大作《性史》〔Foucault,1976〕的第一章，标題為含有諷刺意味的“我們也是維多利亞人”。

    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治下的19世紀初，是奠定近代社會諸多制度的黎明期。

    在這個時代，一夫一妻與買娼賣娼作為制度同時确立，因此，“維克多利亞時代式的”詞組等同于“僞善”之意。

    那個時代的紳士們，一邊恭維一見蟑螂便要驚叫暈倒的優雅淑女，一邊頻頻造訪妓院。

    在那個時代，這被視為理所當然。

     所謂性的雙重标準，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與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樣。

    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如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風等），而女人則以對性的無知純潔為善。

    近代一夫一妻制表面上稱頌“相互對等的貞操”，但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把男人的“犯規”編入制度之中了（既然無法遵守一開始就别發誓好了），所以，另外需要充當男人的“犯規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