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姐和二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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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用一個整版來捧她了。
既然唱戲丢人現眼，中國銀行就跟戲院打招呼，不許捧四姐。
銀行界捧戲子是有名的，不讓捧誰，戲院也得買銀行的賬。
雖然不是封殺令，但楊家發了話，比較像樣的戲院就不敢讓四姐演了。
我們那次看四姐票戲，是在“春和”，中國大戲院建好之前，春和差不多是天津最好的戲院，四姐下了海，就再不能在春和唱了。
春和在法租界、日租界的戲園子要差一等，後來她在日租界的戲園也站不住腳，隻好到“中國地”的“下天仙”這樣的地方唱——聽名字就知道，那是下等的戲院。
在天津唱不出名堂，四姐隻好到外地去唱。
我知道她去過南京，還到過山東的濟南。
但是她不懂唱戲是要拜碼頭的，而且她還拒絕唱堂會，達官貴人喝着酒吃着飯，讓她在那兒唱，她不幹。
也不是沒唱過堂會，但都是唱完了就走，陪酒什麼的就不幹了。
好像是在山東，據說韓複榘還是什麼人，反正是個軍閥，土皇帝式的人物，讓她去唱，像叫條子似的，她就拒絕了，說她“賣藝不賣身”。
她還到過僞滿洲國，又不肯給日本人唱。
這樣在哪兒都站不住腳，又回到了天津。
回來之後比之前情況更糟了，隻能在等級最低的小戲園唱。
這時她已不能不唱了，因為一大家子都指着她。
那個奶媽和陸二有兩個孩子，陸二和二姨太又生了倆還是仨，那麼多口人，全靠她養着。
她們剛從花園街搬出去時，住的地方在英租界，當然貴，後來就住不起，也不知搬到了哪裡。
二姨太的錢早花完了，四姐要置辦行頭，要請人教戲，都要花不少錢。
她不是童子功，隻能靠苦練，學刀馬旦的戲很苦，一直就那麼撐着。
最後一次唱戲，早上剛打了胎，晚上就登台。
打胎是因為她和一個北昆名角好上了，懷了他的孩子。
其實一直有人追她，追她的人裡，還有大學生，她有文化，會說英文，會唱戲，人又長得漂亮，挺拿得出去的，但是她偏偏喜歡上了那個名角。
那人是北昆的頭牌，早有家室，将四姐明媒正娶是不可能的，有了孩子，隻能打掉，何況她也不能不唱戲養家。
據說那天晚上唱完了戲，到後台她就倒下了，大出血。
她躺在地闆上，用草紙墊着，十刀草紙也不夠用，全浸透了，簡直就是躺在血泊裡。
四姐就這麼沒了。
這些都是解放後聽說才知道的。
抗戰後，二姨太、四姐她們完全沒了音信。
事實上二姨太她們搬出去後，和楊家基本上就斷了來往，隻是在四姐票戲那陣子，來請了，去看過她的戲，四姐當真下海唱戲，就徹底斷了。
我最後一次見到四姐還是三八年離開天津以前，是有天下午，我去中西，算是對母校最後的告别吧。
車夫小本兒（因為駝背，也喊他“羅鍋”）拉着車忽然慢下來，對我說，看，是四姑娘吧？一輛洋車過來，車篷拉着的，因是迎面而來，我還是馬上認出了四姐。
從看她票戲《女起解》之後，幾年了，再沒見過她。
我吃驚不小，她變化太大了。
她大概是下了戲回去，很濃的妝，臉色憔悴，顯老，穿着旗袍，下面是緞子帶花邊的大腳褲，顔色搭配很俗豔，有一種風塵感，就像人們印象裡的那種下等戲子。
我們對視了一下，她肯定是認出我了，但裝作沒看見，我沒和她打招呼，小本兒也隻是頓了一下，很快就過去了。
回家後他把遇到四姐的事跟我母親說，母親叮囑他，下次老遠見着就繞道走，還跟我說，如果再見着四姐，也别招呼。
雖然如此，母親心裡其實一直挺可憐四姐，替她惋惜，後來不止一次跟我說，當年二姨太離開時，若是硬留四姐，也就留下了（父親遺囑裡說她是“楊家骨血”嘛），要是留下來，她就不會下海，更不會死得那麼慘。
當然這都是假設，人的命運經常是料不到的。
母親的叮囑對我也是多餘的了，因為我很快就離開天津，再也沒見過四姐。
我怎麼也不會想到，那次街上的相遇，是我見四姐的最後一面。
幾十年過去，我好多次想起她，也曾想把她的故事寫出來。
那時我姐還在，她不反對我寫二姐（事實上我也寫了），寫四姐她卻不贊成，覺得有點家醜外揚。
我倒不覺得這算什麼“家醜”，四姐，還有二姨太，都是那個時代的悲劇。
不過也就沒寫。
沒寫，還是老想起，她在家裡扮戲的情形，《北洋畫報》上她的照片，最後是她坐在洋車上的樣子，那是最後的定格，連細節都清清楚楚，就像電影畫面一樣。
既然唱戲丢人現眼，中國銀行就跟戲院打招呼，不許捧四姐。
銀行界捧戲子是有名的，不讓捧誰，戲院也得買銀行的賬。
雖然不是封殺令，但楊家發了話，比較像樣的戲院就不敢讓四姐演了。
我們那次看四姐票戲，是在“春和”，中國大戲院建好之前，春和差不多是天津最好的戲院，四姐下了海，就再不能在春和唱了。
春和在法租界、日租界的戲園子要差一等，後來她在日租界的戲園也站不住腳，隻好到“中國地”的“下天仙”這樣的地方唱——聽名字就知道，那是下等的戲院。
在天津唱不出名堂，四姐隻好到外地去唱。
我知道她去過南京，還到過山東的濟南。
但是她不懂唱戲是要拜碼頭的，而且她還拒絕唱堂會，達官貴人喝着酒吃着飯，讓她在那兒唱，她不幹。
也不是沒唱過堂會，但都是唱完了就走，陪酒什麼的就不幹了。
好像是在山東，據說韓複榘還是什麼人，反正是個軍閥，土皇帝式的人物，讓她去唱，像叫條子似的，她就拒絕了，說她“賣藝不賣身”。
她還到過僞滿洲國，又不肯給日本人唱。
這樣在哪兒都站不住腳，又回到了天津。
回來之後比之前情況更糟了，隻能在等級最低的小戲園唱。
這時她已不能不唱了，因為一大家子都指着她。
那個奶媽和陸二有兩個孩子，陸二和二姨太又生了倆還是仨，那麼多口人，全靠她養着。
她們剛從花園街搬出去時，住的地方在英租界，當然貴，後來就住不起，也不知搬到了哪裡。
二姨太的錢早花完了，四姐要置辦行頭，要請人教戲，都要花不少錢。
她不是童子功，隻能靠苦練，學刀馬旦的戲很苦，一直就那麼撐着。
最後一次唱戲，早上剛打了胎，晚上就登台。
打胎是因為她和一個北昆名角好上了，懷了他的孩子。
其實一直有人追她，追她的人裡，還有大學生，她有文化，會說英文，會唱戲，人又長得漂亮，挺拿得出去的，但是她偏偏喜歡上了那個名角。
那人是北昆的頭牌，早有家室，将四姐明媒正娶是不可能的，有了孩子，隻能打掉，何況她也不能不唱戲養家。
據說那天晚上唱完了戲，到後台她就倒下了，大出血。
她躺在地闆上，用草紙墊着，十刀草紙也不夠用，全浸透了，簡直就是躺在血泊裡。
四姐就這麼沒了。
這些都是解放後聽說才知道的。
抗戰後，二姨太、四姐她們完全沒了音信。
事實上二姨太她們搬出去後，和楊家基本上就斷了來往，隻是在四姐票戲那陣子，來請了，去看過她的戲，四姐當真下海唱戲，就徹底斷了。
我最後一次見到四姐還是三八年離開天津以前，是有天下午，我去中西，算是對母校最後的告别吧。
車夫小本兒（因為駝背，也喊他“羅鍋”）拉着車忽然慢下來，對我說，看，是四姑娘吧？一輛洋車過來，車篷拉着的，因是迎面而來，我還是馬上認出了四姐。
從看她票戲《女起解》之後，幾年了，再沒見過她。
我吃驚不小，她變化太大了。
她大概是下了戲回去，很濃的妝，臉色憔悴，顯老，穿着旗袍，下面是緞子帶花邊的大腳褲，顔色搭配很俗豔，有一種風塵感，就像人們印象裡的那種下等戲子。
我們對視了一下，她肯定是認出我了，但裝作沒看見，我沒和她打招呼，小本兒也隻是頓了一下，很快就過去了。
回家後他把遇到四姐的事跟我母親說，母親叮囑他，下次老遠見着就繞道走，還跟我說，如果再見着四姐，也别招呼。
雖然如此，母親心裡其實一直挺可憐四姐，替她惋惜，後來不止一次跟我說，當年二姨太離開時，若是硬留四姐，也就留下了（父親遺囑裡說她是“楊家骨血”嘛），要是留下來，她就不會下海，更不會死得那麼慘。
當然這都是假設，人的命運經常是料不到的。
母親的叮囑對我也是多餘的了，因為我很快就離開天津，再也沒見過四姐。
我怎麼也不會想到，那次街上的相遇，是我見四姐的最後一面。
幾十年過去，我好多次想起她，也曾想把她的故事寫出來。
那時我姐還在，她不反對我寫二姐（事實上我也寫了），寫四姐她卻不贊成，覺得有點家醜外揚。
我倒不覺得這算什麼“家醜”，四姐，還有二姨太，都是那個時代的悲劇。
不過也就沒寫。
沒寫，還是老想起，她在家裡扮戲的情形，《北洋畫報》上她的照片，最後是她坐在洋車上的樣子，那是最後的定格，連細節都清清楚楚，就像電影畫面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