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心沒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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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諸神也無法改變過去。
” ——希臘諺語 經曆了所有這些有意思的事兒，在清澈的奧巴裡哈河賜予了我們快樂的節日後，對一個老早以前的故事作一番回憶，便再合适不過了。
它淡淡地留在了我的記憶裡。
為了弄明白和搞清楚我們生活在哪裡，我們都知道什麼，為什麼要追蹤我已經講過和還要講的，需要花點時間，回憶一下往事。
弟弟生命垂危。
他受盡了痛苦，開始失去活下去的勇氣和耐力。
他打算自殺，準備好了子彈，給槍裝上了彈藥，隻等一個時機。
我們感到不妙，退出了槍裡的子彈，把它藏到了頂樓。
麻醉劑，隻有讓病人變得傻傻的昏昏沉沉的麻醉劑能使他稍微擺脫些痛苦。
可是在上帝保佑的楚什鎮裡到哪去找麻醉劑呢？夜裡，在狗叫、鼾聲的折磨中，他就像在擺脫籬笆的釘子，正在将自己從醉鬼無賴漢和頑皮的年輕人中解脫出來。
醫療站的護士小心地拿着注射器悄悄地進了弟弟的屋子。
她喘了口氣，大膽地朝我和弟弟笑了笑，打開了裝着棉球和注射器的鐵盒，讓病人脫掉衣服給他打了“一小針”。
護士因為罪過，努力地又笑了一下，祝病人晚安，便消失在黑暗的走道裡了。
這些籬笆和棚子走道戶戶相鄰，院院相連。
随着楚什鎮裡的狗叫聲漸漸遠去，聽不見了，最終完全安靜下來，我們也安下心來，輕松地呼吸着。
護士平安回到了鎮裡的醫療站，它設在三十年代式樣的木房子裡。
然而這樣的光景不長。
夏天時，一群流浪漢從海洋上聚集到了楚什，為的是有麻醉劑的注射器和去犯罪。
光棍兒、流浪漢，也是驚險故事的主角阿基姆，臂彎上夾着斧子送護士到醫院，因為忙碌和弟弟的病，故事差點就和她沒有關系了。
時光流逝。
“一小針”的作用越來越小，護士的笑也越來越有罪惡感。
夜裡、壞天氣時，她仍舊不顧個人安危按時前來完成已經幾乎沒有意義的工作。
于是我打算去找鄰近城市的朋友，他妻子在區衛生科工作，或許能搞到需要的藥。
我沒有馬上走。
當時正是仲夏。
在杜金卡就擠滿了諾裡爾斯克工人的那些白色的内燃機船從楚什疾馳而過。
北方的大款們休假去了。
終于有天夜裡，一艘船在楚什靠了岸。
我找到了當班的駕駛員，他穿着奶油色的漂亮襯衫，戴着制服帽。
我向他說了我必須得走，求他随便給個什麼位置，“哪怕是在甲闆上”。
駕駛員聽到說甲闆上的位置後，甚至哈哈大笑起來。
這是以前人們的心理——現如今沒人坐甲闆、木柴、麻袋和四等艙出行，這等艙早就沒有了。
我明白自己讓原始的本能客套搞砸了一切，便使用了希望渺茫的極端手段，掏出了一張薄薄的、淡褐色的證，它粘在硬皮筆記本下面。
用指甲揭下證件後，字母“蘇聯作家協會”在它的硬皮上陰暗地閃着光，裡面則是濕乎乎的煙草斑迹。
當時我真的不吸煙，但是煙草到處可見，嗬，傳染啊！駕駛員懷疑地看着這個證，然後更加懷疑地打量着我，說：平生第一次拿着這樣的證和見到活着的作家。
我由于這番關注開始有些發窘，然後精神了起來。
對于我個人寫過什麼的問題，說了兩部最近在西伯利亞出版的書。
駕駛員承認說沒有讀過我的書，也從來沒有讀過航海的書，但是從收音機裡聽過一些。
這些苦役地的人們亘古以來便充滿了警惕性。
駕駛員以防萬一又問了我，尼古拉·瓦西裡耶維奇·阿斯塔菲耶夫是否是我的親屬，他在“卡林尼柯夫”号輪船上做機械師。
我說，是親屬，他是我叔叔的兒子，綽号“四十”，戰争中被殺害了。
又解釋說，想給“卡林尼柯夫”号發封電報，可是鎮裡的電報機壞了，前來修理電報機的修理工們突然間不由自主地都喝多了。
駕駛員陷入了沉思。
他在解決某個難題，還得快點解決掉。
停泊在青色碼頭上的輪船已經開始松開纜繩了。
“我們有一個座兒，可是……” 我取消了對他的第一個要求。
我完全可以不占座位，在甲闆上站一下…… “您把自己看成什麼了啊！”駕駛員喘了口氣，說：“好吧，那就一個旅客坐雙人艙吧。
交了錢就走。
多舒服，大款！我們給他付差價。
您可别說出去啊……” 駕駛員帶我到收款窗口，又去叫醒了女售票員。
我警覺地聽着下面機器的轟鳴，船長橋樓裡傳來的認真低沉的各種指令，緊張地盯着使輪船和碼頭隔得越來越寬的那道縫…… 離城市已經不遠了的時候我醒了，我得在那裡上岸。
陽光透過百葉木窗，淡淡地灑下一片斑駁。
艙門邊有位健壯卻身體蒼白的男人，穿着白色的毛織短褲，腰上接頭處有點泛黑，在認真地做操。
“早上好！”他背對着我精神十足地高聲說道。
我沒有馬上明白他是從門上的鏡子裡看到的我。
“本想吵一架的，可是……是個不吸煙的旅客，還是個作家……” 他精神十足地說着這些話，一邊做着運動，絲毫也不氣喘。
看，又開始身體前傾，把微翹的臀部甩給了我，甜膩的毛料短褲緊緊地繃着他的“陽物”。
我不知道為什麼忍無可忍地想照着做體操人的“屁股”踹一腳。
艙主仔細地洗漱了好長時間，又用更長的時間擦幹玫紅色的毛巾，在鏡子前照來照去，自我欣賞，活動自己的肌肉，一邊用手掰開嘴，好像覺得牙有什麼毛病或者是已經習慣了作怪相。
他從桌子下掏出瓶白蘭地，一個大酒杯，像隻鵝蛋，向裡面倒入了琥珀色的液體，然後捧起一杯，喝了幾小口，漫不經心地将幾瓣橘色的橙子扔進了嘴裡。
我看着，感到奇怪。
這個人可真的是在哪有了文化，我們呢，也是些一副土頭土臉混進知識分子行列的人，這樣合适嗎？應該文明地大吃大喝，否則就太荒唐了！我們不會打造雅緻，不會縱酒作樂中無拘無束的随意。
人們那特有的精緻的教養，甚至就像對過度生活和安康的厭倦。
我的好友們每逢首都的喜慶日都會聚攏在飯店的單間。
抽着煙，嚷嚷着，用唯一的茶缸子輪流喝酒，有人機靈地從衛生間拿來涮杯盆。
人們麻木地大口喝着昂貴的白蘭地，狼吞虎咽地吃着橙子，有時洗都不洗，沒有時間，因為得大聲地嚷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嚷嚷它對祖國文學總的危害影響，也包括對我們自己。
因此，不會有人發覺也不會有人記得喝了多少，夜裡是向誰花了多少錢買的，是就着什麼水果喝的。
早晨，膽大的機靈鬼會去讨好女服務員，把十盧布的紙币塞給她，因為弄髒了房間，砸碎了最後一個酒杯，後背撞掉了牆上的挂畫。
艙主不慌不忙地開始穿衣。
新襪子、新襯衫、新的灰色毛料褲，上面帶着白得像腸蟲的吊帶。
穿上這些，就是啪的吐一口痰嘛，可是他拖拉着，享受了半個小時。
用鞋刷刷完鞋，純褐色甚至于淡紅色的鞋，他刮去鬓角稀疏的汗毛，拍打了下肉色秃頂上的細毛。
我懂了，這才是他今天生活中擔心的主要事情。
他一邊做着這些，一邊呷着白蘭地，還不住地絮叨着，随口說出了在和五金部旅行團“出國航行”，以及局裡的四個戰友正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等着他呢。
當提到了在“燈光”（小型的“葉尼塞河燈光”飯店）的相遇後，他已經過些天就去巴黎了。
“巴黎的美女啊，哎哎哎！” “沒去過巴黎嗎？可……惜啊！不想來口白蘭地嗎？……” “我喝家釀酒。
” “您咋這麼兇啊？懂了，不走運；懂了，太累了。
您真的是作家嗎？對不起，外表看起來……” “您知道，我遇到的所有的作家啊，他們全都不太像的……” “哈，哈，哈，哈！我看重機智！……” “哪有什麼機智可言？” 這個男青年，他很敏感，善于避開預感到的不妙。
他換了一種推心置腹的親近語調，說： “讀過索爾仁尼琴的《癌症樓》《第一圈》嗎？” “沒有，沒讀過。
” “您說什麼啊？！”他不相信地說。
“您是行得通的啊。
” “不，行不通。
” “當真，哼……” “鑽被窩裡偷偷地讀，和老婆咬耳朵批評當局，在兜裡攥拳，我覺得對于自己這個退伍軍人和俄羅斯作家來說是種侮辱。
因此，我不用什麼‘當真，哼……’，甚至不聽夜台（收音機）。
” “也沒有用啊！瞧着吧，但願有個新樣兒啊！如此看來，人家說文學落後了也不是白說了……” “落後于生活？” “就算是吧！” “生活的秘訣就在這裡，小夥子，它，就像是霍亂，起初是落在後面的，但肯定會趕超上去的…………” “巴黎人”厭煩了，我轉身張望着窗外。
整個冬天，我們帶來着新的生命，“巴黎人”悄悄地偷走妻子的兩三份計件工資，把錢存入儲蓄所。
他在留言裡奉承上級，賴掉了給瘦弱的北方弱視男孩的極地補助，那個孩子因此沒有了自己的脂肪和維生素。
色鬼冬天時一粒粒地啄食，好打造自己“奢侈的生活”。
于是就打造好了！一把糖塊不經意撒滿了桌子，小橙子星星般地裂開着，“花早已幹枯，失掉了芳香”[1]，他閑躺着，摳摳這兒挖挖那兒的鍍金小玩意兒閃着光芒，瓶子口用痛苦的塞子塞住了，以防酒香外洩。
酒杯沒有立起，側倒着。
酒杯裡的白蘭地像生雞蛋一樣，不能舔着喝，不能大口地喝，隻能吸吮。
我真想嘔吐，這個蘇維埃的小老爺大概還好，習慣了。
嗬，我們國家的成就多麼的大啊！嗬，我們升到了多麼高的才智巅峰啊！ 這個失去自我、缺乏我們文明造就的人，曾是或者還是個可愛的人，曾幾何時行進在少先隊員的行列中，齊聲高唱：“我們是少年先鋒隊員，全都是工農的孩子！……”然後吃着土豆，吃着胡蘿蔔，得到了技術學院的獎學金。
他疲憊的、不言不語的母親或者帶着孩子、被男人抛棄的姊妹則在某個科斯特羅馬或者阿爾漢格爾斯克破敗的鄉村，不然就是在叫做紮托諾耶工人新村邊上度日或者過上一輩子。
她們活着就是為了連最小的孩子也要成才，使他“成人”。
這些人已經不去送葬，無論步行還是開車。
知識分子會在“聖母”聖像前燃起永恒的蠟燭，它們是從故鄉帶來的。
他會在妻子同意下喝醉，會聽錄制的教堂音樂，輕易不往襯衫上落淚。
躺下入睡時，憂郁地嗚咽：“唉，唉，唉，生活，狗日的諾裡爾斯克冒煙的煙囪……媽媽乞求安魂祈禱，可是哪有教堂呢？在這永遠死去的凍土上嗎？……” “或者不管是誰落後于誰，那也總有得可追。
這樣，社會才不會衰敗。
您也聽說了吧：兔子沒人追的話，會死絕的。
”艙主繼續了充滿理性的談話，他兀自做了些準備，進行了某種自我治療。
“令人震驚的發現。
或許不是最好的，但整個理性時代最狡猾的文學因為簡單的原因什麼都不想趕超，就怕露出原形。
” “您是辯證法學家嗎？” “别提那個啦！我的辯證法真的不是黑格爾式的，我是通過親愛的父親和導師的講話領悟了辯證法的。
瞧，在這兒，”我用腳後跟踏了下船艙地闆，說，“小夥子，在家鄉河岸和實踐中，實現了他的召喚：‘幹部決定一切！’小夥子，您看看，不是人民，不是個人，而是幹……部！總是哪裡哪裡的，可這個辯證法就是在你們的太陽城得到了最燦爛的實現……” 男青年面色黯淡起來，臉上的紅暈一下子褪掉了。
他煩躁起來，手插進衣兜裡拍打起自己，又瞪大了眼睛好像要找什麼東西。
這個人真能堵我們還沒堵完的碉堡口！這個人真能捍衛朋友，捍衛鄰居！這個人真能改變世界啊！ 我的鄰居又出現了，充滿了活力、友善，就像被葉尼塞河風剝掉了層皮。
他從枕頭下面掏出了一個小的電影攝影機，有個機槍似的小孔，朝着開着的窗戶嗡嗡了一陣。
因為沒有人說話便窘迫地提議到飯廳去：“那有飯菜，确實……”我回答說沒有去飯廳的錢，我會挺到目的地碼頭的，那裡我朋友有自家菜園，有不花錢的土豆。
“好吧，這點錢都沒有。
真是的，聽說肖洛霍夫有幾百萬啊！” “小夥子，您的消息不準啊！有幾百萬，這是那些偵探小說家啊，譬如，瓦西裡·阿爾達馬特斯基。
” “阿爾達馬特斯基？阿爾達馬特斯基？他寫了什麼？” “《阿巴依之路》。
” “啊，啊！是呀，是翻譯的小說。
按說我是喜歡外國文學的，比如，法國的。
沒事玩玩文字。
Кесь-кесю,месье?[2]”他露出了刷得幹幹淨淨的牙齒，說道。
“就像布傑爾維裡先生唱的是咱家鄉的《松明》[3]歌，彼季帕[4]去指揮的就是特列帕克曲[5]！……” “這是沃茲涅辛斯基寫的嗎？” “您是怎麼猜出來的？” “強烈的節奏。
還有激情！激情！” “是啊，他在咱們國家當真論得上有節奏。
葉夫圖申科也是節奏行家嘛！總是撕扯開胸前的襯衫！襯衫可是别人的啊，真的，是個壯小夥子。
” “你們認識？” “上帝不給機會啊。
” 盡管做體操可還是胖乎乎的小夥子向甲闆蹿去，他腿快地帶着一群女孩和弄得嗡嗡響的電影攝影機跑過了窗口，邊跑邊把手伸進窗戶抓了瓶酒和兩個橙子。
甲闆上傳來了喊叫聲、叽叽喳喳的說話聲，甚至鼓掌聲。
我的鄰居被白蘭地和玩樂弄累了後回到了船艙，躺在枕頭上半眯起眼睛。
我的床鋪已經收拾好了，女服務員這會兒卻好長時間找不到我根本沒用過的毛巾。
卷成一卷的床單搭在沙發背上。
女服務員一邊忙着，找着毛巾，一邊不時地充滿了懷疑地看看我。
我想起認識的一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作家從四層跌到樓梯平台上，屁股撞碎了木條凳。
他自己甚至都沒有劃痕，側面口袋裡的一瓶白蘭地也完好無損。
他的第一個念頭非常接地氣，令人吃驚的簡單：“真是的，還得賠償凳子……” 我的思緒也是在圍着毛巾打轉，甚至想要賠上多四倍的錢，好不讓好心腸的駕駛員挨訓：“瞧，你弄了個什麼家夥到艙裡啊！”那個到巴黎-阿達馬諾夫（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下面的一個碼頭，旁邊是少先隊夏令營裡的諾裡爾斯克的孩子們，他們受到了某種核污染，嬌生慣養，北方的那些“巴黎人”在養足精神，積蓄着力量）前都是我的鄰居，我的到達阿達馬諾夫前的“巴黎人”會問：“黑利[6]，厄普代克[7]會偷毛巾嗎？” 一個小姑娘像隻白胸脯的小燕子一樣有一兩次跑過窗前，頭發被風吹得飄了起來。
她晃動着揚起的頭，歡快地哈哈笑着。
每次她閃過窗前時，我鄰居的眼皮都會抖動，蒼白虛弱的鼻翼也像野獸似的向裡翕動着。
是……呀，我強烈地破壞了諾裡爾斯克知識分子們文明的休假，強烈地！ “聽着，小夥子！這個岬角後是個島，後面還有一個島，然後在河岔子拐彎，我和您就會在那告别，請原諒帶給您的不便。
但作為您問了我那麼多問題的交換，我想問您個問題。
您總是和我講諾裡爾斯克的奢侈生活，講玫瑰園、遊泳池、薪水、水運和空運的水果，甚至法國的衛生紙，上面還有色情畫，可是沒有一句話講到這座城市，就是它的曆史……” 男青年眼都沒睜，仍然躺在那喘着氣，聳了聳肩膀，說：“它難道有曆史嗎？” 說完了！再沒别的話了。
有個結過婚的城市諾裡爾斯克，也就是加拿大的特魯多[8]總理在市民政局登記結了婚，應該由着他的性子。
應該向特魯多乞讨小面包，就用黃金換吧。
這可不是蘇聯農莊莊員給您的，可以什麼都向農莊莊員，卻什麼都不用給他們。
特魯多看到了有許多噴泉、宮殿和紀念碑的城市，艱難卻有着高薪生活的城市，現代交通工具抛棄了數以百計的村莊和葉尼塞河流域破敗的老舊小城，載着至極的美味和時尚向其飛馳。
但是也有他不想說也不願想的城市，那裡信息爆炸，先進社會的現代建設者看不起文學，因為它“滿後于生活”。
這種生活裡的人們才真的是空談、做決定、鼓掌、跳舞、喝酒和歌唱大大地多于寫作。
就是，就是的。
但是這個現代生活和光輝未來的創造者“讀完了”中小學，在技術學院裡也“考試通過了”我們過去的輝煌的文學。
對于舒适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讀完了，得到了。
他城市的曆史讓他感到難堪，沒法忍受。
可能會頭痛城市的曆史，你會因此開始沉思。
可是這個色鬼并不想沉思什麼。
為什麼呢？他在等待美女小燕子飛進船艙，我卻在糾結“曆史”。
啊，糾結于哪門子的曆史呀！ 我們弟兄三人、爸爸和姓維索京的流刑移民在葉尼塞河上捕過魚，旁邊是傑米揚諾夫-克柳齊鎮，它在伊加爾卡市上遊五十俄裡。
仲夏過後，我們很快就被偷了。
在泰加，三十年代初在紮波利亞裡耶架設線路的郵電通信人員建成的小木舍，甚至都沒有上鎖的門栓，因為沒有歹徒，可是卻被偷了。
從偷走的都是食物、帶子彈的槍和衣物來看，很容易明白，是諾裡爾斯克人偷的。
當時把“諾裡爾斯克人”叫做凍原[9]來的逃犯，他們在那兒建了座陌生的很少有人知道名字的城市“諾裡爾斯克”。
建設者鋪設了最北的鐵路——從杜金卡到未來的城市。
這條路立刻就出現在了所有的地圖上。
各所中小學的老師和學生都高興地用手指戳着它，激動地談論着它，就好像是他們自己建設了它。
不知道也不再想知道更多的了。
從春天到深秋川流不息的駁船隊向北方運載着各種設備、機器、夥食和生鮮商品。
“囚犯”一詞是後來才有的，當時委婉地把他們叫做特殊移民、特種兵、被招募的、被押送的人，以及一些花哨的、神秘的稱呼。
囚犯散關在輪船和駁船的底艙裡。
北方的葉尼塞河，風暴強猛，巨浪滔天，但是有押解員。
膽小鬼和下流鬼不敢打開船艙，卸船上岸後輕松高興得就像到了天堂，到了享福的新大陸。
北方流傳着一個比一個可怕的傳言，但是
” ——希臘諺語 經曆了所有這些有意思的事兒，在清澈的奧巴裡哈河賜予了我們快樂的節日後，對一個老早以前的故事作一番回憶，便再合适不過了。
它淡淡地留在了我的記憶裡。
為了弄明白和搞清楚我們生活在哪裡，我們都知道什麼，為什麼要追蹤我已經講過和還要講的，需要花點時間，回憶一下往事。
弟弟生命垂危。
他受盡了痛苦，開始失去活下去的勇氣和耐力。
他打算自殺，準備好了子彈，給槍裝上了彈藥，隻等一個時機。
我們感到不妙，退出了槍裡的子彈，把它藏到了頂樓。
麻醉劑，隻有讓病人變得傻傻的昏昏沉沉的麻醉劑能使他稍微擺脫些痛苦。
可是在上帝保佑的楚什鎮裡到哪去找麻醉劑呢？夜裡，在狗叫、鼾聲的折磨中，他就像在擺脫籬笆的釘子，正在将自己從醉鬼無賴漢和頑皮的年輕人中解脫出來。
醫療站的護士小心地拿着注射器悄悄地進了弟弟的屋子。
她喘了口氣，大膽地朝我和弟弟笑了笑，打開了裝着棉球和注射器的鐵盒，讓病人脫掉衣服給他打了“一小針”。
護士因為罪過，努力地又笑了一下，祝病人晚安，便消失在黑暗的走道裡了。
這些籬笆和棚子走道戶戶相鄰，院院相連。
随着楚什鎮裡的狗叫聲漸漸遠去，聽不見了，最終完全安靜下來，我們也安下心來，輕松地呼吸着。
護士平安回到了鎮裡的醫療站，它設在三十年代式樣的木房子裡。
然而這樣的光景不長。
夏天時，一群流浪漢從海洋上聚集到了楚什，為的是有麻醉劑的注射器和去犯罪。
光棍兒、流浪漢，也是驚險故事的主角阿基姆，臂彎上夾着斧子送護士到醫院，因為忙碌和弟弟的病，故事差點就和她沒有關系了。
時光流逝。
“一小針”的作用越來越小，護士的笑也越來越有罪惡感。
夜裡、壞天氣時，她仍舊不顧個人安危按時前來完成已經幾乎沒有意義的工作。
于是我打算去找鄰近城市的朋友，他妻子在區衛生科工作，或許能搞到需要的藥。
我沒有馬上走。
當時正是仲夏。
在杜金卡就擠滿了諾裡爾斯克工人的那些白色的内燃機船從楚什疾馳而過。
北方的大款們休假去了。
終于有天夜裡，一艘船在楚什靠了岸。
我找到了當班的駕駛員，他穿着奶油色的漂亮襯衫，戴着制服帽。
我向他說了我必須得走，求他随便給個什麼位置，“哪怕是在甲闆上”。
駕駛員聽到說甲闆上的位置後，甚至哈哈大笑起來。
這是以前人們的心理——現如今沒人坐甲闆、木柴、麻袋和四等艙出行，這等艙早就沒有了。
我明白自己讓原始的本能客套搞砸了一切，便使用了希望渺茫的極端手段，掏出了一張薄薄的、淡褐色的證，它粘在硬皮筆記本下面。
用指甲揭下證件後，字母“蘇聯作家協會”在它的硬皮上陰暗地閃着光，裡面則是濕乎乎的煙草斑迹。
當時我真的不吸煙，但是煙草到處可見，嗬，傳染啊！駕駛員懷疑地看着這個證，然後更加懷疑地打量着我，說：平生第一次拿着這樣的證和見到活着的作家。
我由于這番關注開始有些發窘，然後精神了起來。
對于我個人寫過什麼的問題，說了兩部最近在西伯利亞出版的書。
駕駛員承認說沒有讀過我的書，也從來沒有讀過航海的書，但是從收音機裡聽過一些。
這些苦役地的人們亘古以來便充滿了警惕性。
駕駛員以防萬一又問了我，尼古拉·瓦西裡耶維奇·阿斯塔菲耶夫是否是我的親屬，他在“卡林尼柯夫”号輪船上做機械師。
我說，是親屬，他是我叔叔的兒子，綽号“四十”，戰争中被殺害了。
又解釋說，想給“卡林尼柯夫”号發封電報，可是鎮裡的電報機壞了，前來修理電報機的修理工們突然間不由自主地都喝多了。
駕駛員陷入了沉思。
他在解決某個難題，還得快點解決掉。
停泊在青色碼頭上的輪船已經開始松開纜繩了。
“我們有一個座兒，可是……” 我取消了對他的第一個要求。
我完全可以不占座位，在甲闆上站一下…… “您把自己看成什麼了啊！”駕駛員喘了口氣，說：“好吧，那就一個旅客坐雙人艙吧。
交了錢就走。
多舒服，大款！我們給他付差價。
您可别說出去啊……” 駕駛員帶我到收款窗口，又去叫醒了女售票員。
我警覺地聽着下面機器的轟鳴，船長橋樓裡傳來的認真低沉的各種指令，緊張地盯着使輪船和碼頭隔得越來越寬的那道縫…… 離城市已經不遠了的時候我醒了，我得在那裡上岸。
陽光透過百葉木窗，淡淡地灑下一片斑駁。
艙門邊有位健壯卻身體蒼白的男人，穿着白色的毛織短褲，腰上接頭處有點泛黑，在認真地做操。
“早上好！”他背對着我精神十足地高聲說道。
我沒有馬上明白他是從門上的鏡子裡看到的我。
“本想吵一架的，可是……是個不吸煙的旅客，還是個作家……” 他精神十足地說着這些話，一邊做着運動，絲毫也不氣喘。
看，又開始身體前傾，把微翹的臀部甩給了我，甜膩的毛料短褲緊緊地繃着他的“陽物”。
我不知道為什麼忍無可忍地想照着做體操人的“屁股”踹一腳。
艙主仔細地洗漱了好長時間，又用更長的時間擦幹玫紅色的毛巾，在鏡子前照來照去，自我欣賞，活動自己的肌肉，一邊用手掰開嘴，好像覺得牙有什麼毛病或者是已經習慣了作怪相。
他從桌子下掏出瓶白蘭地，一個大酒杯，像隻鵝蛋，向裡面倒入了琥珀色的液體，然後捧起一杯，喝了幾小口，漫不經心地将幾瓣橘色的橙子扔進了嘴裡。
我看着，感到奇怪。
這個人可真的是在哪有了文化，我們呢，也是些一副土頭土臉混進知識分子行列的人，這樣合适嗎？應該文明地大吃大喝，否則就太荒唐了！我們不會打造雅緻，不會縱酒作樂中無拘無束的随意。
人們那特有的精緻的教養，甚至就像對過度生活和安康的厭倦。
我的好友們每逢首都的喜慶日都會聚攏在飯店的單間。
抽着煙，嚷嚷着，用唯一的茶缸子輪流喝酒，有人機靈地從衛生間拿來涮杯盆。
人們麻木地大口喝着昂貴的白蘭地，狼吞虎咽地吃着橙子，有時洗都不洗，沒有時間，因為得大聲地嚷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嚷嚷它對祖國文學總的危害影響，也包括對我們自己。
因此，不會有人發覺也不會有人記得喝了多少，夜裡是向誰花了多少錢買的，是就着什麼水果喝的。
早晨，膽大的機靈鬼會去讨好女服務員，把十盧布的紙币塞給她，因為弄髒了房間，砸碎了最後一個酒杯，後背撞掉了牆上的挂畫。
艙主不慌不忙地開始穿衣。
新襪子、新襯衫、新的灰色毛料褲，上面帶着白得像腸蟲的吊帶。
穿上這些，就是啪的吐一口痰嘛，可是他拖拉着，享受了半個小時。
用鞋刷刷完鞋，純褐色甚至于淡紅色的鞋，他刮去鬓角稀疏的汗毛，拍打了下肉色秃頂上的細毛。
我懂了，這才是他今天生活中擔心的主要事情。
他一邊做着這些，一邊呷着白蘭地，還不住地絮叨着，随口說出了在和五金部旅行團“出國航行”，以及局裡的四個戰友正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等着他呢。
當提到了在“燈光”（小型的“葉尼塞河燈光”飯店）的相遇後，他已經過些天就去巴黎了。
“巴黎的美女啊，哎哎哎！” “沒去過巴黎嗎？可……惜啊！不想來口白蘭地嗎？……” “我喝家釀酒。
” “您咋這麼兇啊？懂了，不走運；懂了，太累了。
您真的是作家嗎？對不起，外表看起來……” “您知道，我遇到的所有的作家啊，他們全都不太像的……” “哈，哈，哈，哈！我看重機智！……” “哪有什麼機智可言？” 這個男青年，他很敏感，善于避開預感到的不妙。
他換了一種推心置腹的親近語調，說： “讀過索爾仁尼琴的《癌症樓》《第一圈》嗎？” “沒有，沒讀過。
” “您說什麼啊？！”他不相信地說。
“您是行得通的啊。
” “不，行不通。
” “當真，哼……” “鑽被窩裡偷偷地讀，和老婆咬耳朵批評當局，在兜裡攥拳，我覺得對于自己這個退伍軍人和俄羅斯作家來說是種侮辱。
因此，我不用什麼‘當真，哼……’，甚至不聽夜台（收音機）。
” “也沒有用啊！瞧着吧，但願有個新樣兒啊！如此看來，人家說文學落後了也不是白說了……” “落後于生活？” “就算是吧！” “生活的秘訣就在這裡，小夥子，它，就像是霍亂，起初是落在後面的，但肯定會趕超上去的…………” “巴黎人”厭煩了，我轉身張望着窗外。
整個冬天，我們帶來着新的生命，“巴黎人”悄悄地偷走妻子的兩三份計件工資，把錢存入儲蓄所。
他在留言裡奉承上級，賴掉了給瘦弱的北方弱視男孩的極地補助，那個孩子因此沒有了自己的脂肪和維生素。
色鬼冬天時一粒粒地啄食，好打造自己“奢侈的生活”。
于是就打造好了！一把糖塊不經意撒滿了桌子，小橙子星星般地裂開着，“花早已幹枯，失掉了芳香”[1]，他閑躺着，摳摳這兒挖挖那兒的鍍金小玩意兒閃着光芒，瓶子口用痛苦的塞子塞住了，以防酒香外洩。
酒杯沒有立起，側倒着。
酒杯裡的白蘭地像生雞蛋一樣，不能舔着喝，不能大口地喝，隻能吸吮。
我真想嘔吐，這個蘇維埃的小老爺大概還好，習慣了。
嗬，我們國家的成就多麼的大啊！嗬，我們升到了多麼高的才智巅峰啊！ 這個失去自我、缺乏我們文明造就的人，曾是或者還是個可愛的人，曾幾何時行進在少先隊員的行列中，齊聲高唱：“我們是少年先鋒隊員，全都是工農的孩子！……”然後吃着土豆，吃着胡蘿蔔，得到了技術學院的獎學金。
他疲憊的、不言不語的母親或者帶着孩子、被男人抛棄的姊妹則在某個科斯特羅馬或者阿爾漢格爾斯克破敗的鄉村，不然就是在叫做紮托諾耶工人新村邊上度日或者過上一輩子。
她們活着就是為了連最小的孩子也要成才，使他“成人”。
這些人已經不去送葬，無論步行還是開車。
知識分子會在“聖母”聖像前燃起永恒的蠟燭，它們是從故鄉帶來的。
他會在妻子同意下喝醉，會聽錄制的教堂音樂，輕易不往襯衫上落淚。
躺下入睡時，憂郁地嗚咽：“唉，唉，唉，生活，狗日的諾裡爾斯克冒煙的煙囪……媽媽乞求安魂祈禱，可是哪有教堂呢？在這永遠死去的凍土上嗎？……” “或者不管是誰落後于誰，那也總有得可追。
這樣，社會才不會衰敗。
您也聽說了吧：兔子沒人追的話，會死絕的。
”艙主繼續了充滿理性的談話，他兀自做了些準備，進行了某種自我治療。
“令人震驚的發現。
或許不是最好的，但整個理性時代最狡猾的文學因為簡單的原因什麼都不想趕超，就怕露出原形。
” “您是辯證法學家嗎？” “别提那個啦！我的辯證法真的不是黑格爾式的，我是通過親愛的父親和導師的講話領悟了辯證法的。
瞧，在這兒，”我用腳後跟踏了下船艙地闆，說，“小夥子，在家鄉河岸和實踐中，實現了他的召喚：‘幹部決定一切！’小夥子，您看看，不是人民，不是個人，而是幹……部！總是哪裡哪裡的，可這個辯證法就是在你們的太陽城得到了最燦爛的實現……” 男青年面色黯淡起來，臉上的紅暈一下子褪掉了。
他煩躁起來，手插進衣兜裡拍打起自己，又瞪大了眼睛好像要找什麼東西。
這個人真能堵我們還沒堵完的碉堡口！這個人真能捍衛朋友，捍衛鄰居！這個人真能改變世界啊！ 我的鄰居又出現了，充滿了活力、友善，就像被葉尼塞河風剝掉了層皮。
他從枕頭下面掏出了一個小的電影攝影機，有個機槍似的小孔，朝着開着的窗戶嗡嗡了一陣。
因為沒有人說話便窘迫地提議到飯廳去：“那有飯菜，确實……”我回答說沒有去飯廳的錢，我會挺到目的地碼頭的，那裡我朋友有自家菜園，有不花錢的土豆。
“好吧，這點錢都沒有。
真是的，聽說肖洛霍夫有幾百萬啊！” “小夥子，您的消息不準啊！有幾百萬，這是那些偵探小說家啊，譬如，瓦西裡·阿爾達馬特斯基。
” “阿爾達馬特斯基？阿爾達馬特斯基？他寫了什麼？” “《阿巴依之路》。
” “啊，啊！是呀，是翻譯的小說。
按說我是喜歡外國文學的，比如，法國的。
沒事玩玩文字。
Кесь-кесю,месье?[2]”他露出了刷得幹幹淨淨的牙齒，說道。
“就像布傑爾維裡先生唱的是咱家鄉的《松明》[3]歌，彼季帕[4]去指揮的就是特列帕克曲[5]！……” “這是沃茲涅辛斯基寫的嗎？” “您是怎麼猜出來的？” “強烈的節奏。
還有激情！激情！” “是啊，他在咱們國家當真論得上有節奏。
葉夫圖申科也是節奏行家嘛！總是撕扯開胸前的襯衫！襯衫可是别人的啊，真的，是個壯小夥子。
” “你們認識？” “上帝不給機會啊。
” 盡管做體操可還是胖乎乎的小夥子向甲闆蹿去，他腿快地帶着一群女孩和弄得嗡嗡響的電影攝影機跑過了窗口，邊跑邊把手伸進窗戶抓了瓶酒和兩個橙子。
甲闆上傳來了喊叫聲、叽叽喳喳的說話聲，甚至鼓掌聲。
我的鄰居被白蘭地和玩樂弄累了後回到了船艙，躺在枕頭上半眯起眼睛。
我的床鋪已經收拾好了，女服務員這會兒卻好長時間找不到我根本沒用過的毛巾。
卷成一卷的床單搭在沙發背上。
女服務員一邊忙着，找着毛巾，一邊不時地充滿了懷疑地看看我。
我想起認識的一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作家從四層跌到樓梯平台上，屁股撞碎了木條凳。
他自己甚至都沒有劃痕，側面口袋裡的一瓶白蘭地也完好無損。
他的第一個念頭非常接地氣，令人吃驚的簡單：“真是的，還得賠償凳子……” 我的思緒也是在圍着毛巾打轉，甚至想要賠上多四倍的錢，好不讓好心腸的駕駛員挨訓：“瞧，你弄了個什麼家夥到艙裡啊！”那個到巴黎-阿達馬諾夫（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下面的一個碼頭，旁邊是少先隊夏令營裡的諾裡爾斯克的孩子們，他們受到了某種核污染，嬌生慣養，北方的那些“巴黎人”在養足精神，積蓄着力量）前都是我的鄰居，我的到達阿達馬諾夫前的“巴黎人”會問：“黑利[6]，厄普代克[7]會偷毛巾嗎？” 一個小姑娘像隻白胸脯的小燕子一樣有一兩次跑過窗前，頭發被風吹得飄了起來。
她晃動着揚起的頭，歡快地哈哈笑着。
每次她閃過窗前時，我鄰居的眼皮都會抖動，蒼白虛弱的鼻翼也像野獸似的向裡翕動着。
是……呀，我強烈地破壞了諾裡爾斯克知識分子們文明的休假，強烈地！ “聽着，小夥子！這個岬角後是個島，後面還有一個島，然後在河岔子拐彎，我和您就會在那告别，請原諒帶給您的不便。
但作為您問了我那麼多問題的交換，我想問您個問題。
您總是和我講諾裡爾斯克的奢侈生活，講玫瑰園、遊泳池、薪水、水運和空運的水果，甚至法國的衛生紙，上面還有色情畫，可是沒有一句話講到這座城市，就是它的曆史……” 男青年眼都沒睜，仍然躺在那喘着氣，聳了聳肩膀，說：“它難道有曆史嗎？” 說完了！再沒别的話了。
有個結過婚的城市諾裡爾斯克，也就是加拿大的特魯多[8]總理在市民政局登記結了婚，應該由着他的性子。
應該向特魯多乞讨小面包，就用黃金換吧。
這可不是蘇聯農莊莊員給您的，可以什麼都向農莊莊員，卻什麼都不用給他們。
特魯多看到了有許多噴泉、宮殿和紀念碑的城市，艱難卻有着高薪生活的城市，現代交通工具抛棄了數以百計的村莊和葉尼塞河流域破敗的老舊小城，載着至極的美味和時尚向其飛馳。
但是也有他不想說也不願想的城市，那裡信息爆炸，先進社會的現代建設者看不起文學，因為它“滿後于生活”。
這種生活裡的人們才真的是空談、做決定、鼓掌、跳舞、喝酒和歌唱大大地多于寫作。
就是，就是的。
但是這個現代生活和光輝未來的創造者“讀完了”中小學，在技術學院裡也“考試通過了”我們過去的輝煌的文學。
對于舒适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讀完了，得到了。
他城市的曆史讓他感到難堪，沒法忍受。
可能會頭痛城市的曆史，你會因此開始沉思。
可是這個色鬼并不想沉思什麼。
為什麼呢？他在等待美女小燕子飛進船艙，我卻在糾結“曆史”。
啊，糾結于哪門子的曆史呀！ 我們弟兄三人、爸爸和姓維索京的流刑移民在葉尼塞河上捕過魚，旁邊是傑米揚諾夫-克柳齊鎮，它在伊加爾卡市上遊五十俄裡。
仲夏過後，我們很快就被偷了。
在泰加，三十年代初在紮波利亞裡耶架設線路的郵電通信人員建成的小木舍，甚至都沒有上鎖的門栓，因為沒有歹徒，可是卻被偷了。
從偷走的都是食物、帶子彈的槍和衣物來看，很容易明白，是諾裡爾斯克人偷的。
當時把“諾裡爾斯克人”叫做凍原[9]來的逃犯，他們在那兒建了座陌生的很少有人知道名字的城市“諾裡爾斯克”。
建設者鋪設了最北的鐵路——從杜金卡到未來的城市。
這條路立刻就出現在了所有的地圖上。
各所中小學的老師和學生都高興地用手指戳着它，激動地談論着它，就好像是他們自己建設了它。
不知道也不再想知道更多的了。
從春天到深秋川流不息的駁船隊向北方運載着各種設備、機器、夥食和生鮮商品。
“囚犯”一詞是後來才有的，當時委婉地把他們叫做特殊移民、特種兵、被招募的、被押送的人，以及一些花哨的、神秘的稱呼。
囚犯散關在輪船和駁船的底艙裡。
北方的葉尼塞河，風暴強猛，巨浪滔天，但是有押解員。
膽小鬼和下流鬼不敢打開船艙，卸船上岸後輕松高興得就像到了天堂，到了享福的新大陸。
北方流傳着一個比一個可怕的傳言，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