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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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劇結束了，她開始厭倦劇場，但她還是堅持了幾年，加入即興劇團，參加實驗劇試鏡。
演戲似乎是她唯一不知何時該割舍的事。
逃離前，她最後一次見了媽媽，兩人坐在後院的泳池旁喝着霞多麗。
那是一個晴朗得不自然的冬日。
她震驚于溫暖的天氣，也震驚于自己居然有過将溫暖的二月視為理所當然的時期。
她閉上眼，讓陽光烤着雙腿，甚至沒想起可憐的弗朗茨，他一定還蜷縮在嗡嗡嗡的散熱器旁。
“以前，我經常早上待在這裡，”她媽媽說，“你去上學了，我總是沒什麼事幹，但不知怎麼，我總會漂在水裡，想事情。
” 那是美好的一天。
肯尼迪日後會回想起當時的天氣，她本可以不發一語，本可以一直在陽光下躺着。
但她還是把照片遞給了媽媽。
“什麼？”她問，歪着頭端詳起來。
“你父親葬禮時的照片，”肯尼迪說，“你不記得了？” 她媽媽一言不發，面無表情。
她盯着那張照片。
“從哪兒弄來的？”她說。
“你說呢？”肯尼迪說，“她找到了我，你知道的。
她比我更了解你！” 她本不想大喊大叫，她隻想讓媽媽有所觸動。
給她一張家庭照，看着她潸然淚下。
擦幹淚後，媽媽終于可以對女兒傾吐人生真相。
肯尼迪有權知道，不是嗎？一個坦露彼此的時刻。
但媽媽把照片還給了她。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搞這個，”她說，“我不知道你想讓我說什麼……” “我想你告訴我你是誰！” “你知道我是誰！這個，”她媽媽狠狠指着照片說，“不是我。
你看看！她長得一點也不像我。
” 她不知道媽媽指的是哪個女孩，她姐姐還是她自己。
裘德在照片背面留了電話。
多年裡，肯尼迪一直沒撥打那個号碼。
但她留下了照片，去哪兒都帶着：伊斯坦布爾、羅馬。
她在柏林住了三個月，和兩個瑞典人分租一套公寓。
一天晚上，他們喝得酩酊大醉，她給他們看了照片。
那兩個金發碧眼的男孩疑惑地笑着，把照片遞了回去。
除她以外，那張照片對任何人都毫無意義，這也是她沒法扔掉它的部分原因。
那是她人生中唯一真實的部分，她不知該如何處理餘下的部分。
她了解的所有故事都是虛構的，因此，她開始創作新故事。
她的父母是醫生，是演員，是棒球運動員。
她是正在休假的醫學院學生。
她家裡有個男朋友，名叫裡斯。
她是白人，她是黑人。
每跨越一次國界，她就變成一個新人。
她一直在創造自己的人生。
九十年代初，她的演藝事業開始徹底走下坡。
一個金發女郎到了三十多歲還沒大紅大紫，導演們已經避之不及。
她在一些電視台出品的劇集裡飾演了幾個姐姐的角色，又飾演了一兩個老師，然後她的經紀人就不再打電話給她。
她覺得自己還很年輕，不至于死在沙灘上，而後來，她再次迎來了不可思議的好運氣。
實際上，她的一生都是運氣的饋贈，她被饋贈了白膚、金發、美顔、靓身，外加一個有錢的老爸。
收到超速罰單時，她流下幾滴眼淚，就能博取同情。
失去一次機會時，她調動調情的本領，就能得到第二次機會。
她這輩子得到了太多她不配的饋贈。
她做了兩年動感單車教練，健身房為吸引顧客，把夏麗蒂·哈裡斯印在了傳單上。
但她讨厭汗流浃背，她的腿也經常抽筋，所以一九九六年，她決定重返學校。
怎麼可能是真正的學校，她調侃道，是房地産學校。
她在日間電視上賣過多年的劣質産品廣告，她為什麼不能做房子呢？第一天，她笨拙地坐在小桌子旁，看着老師傳過來的講義。
客戶看重房地産經紀人什麼品質： ?誠信為本 ?市場知識 ?談判技巧 她心想，大部分東西她都能學，除了第一點。
她一生都在演戲，可以說，她是她認識的人裡最出色的騙子。
好吧，第二出色的。
在聖費爾南多谷房地産公司工作的第一年，肯尼迪賣掉了七套房子。
她的老闆羅伯特說她有點石成金的本領，但她私下裡稱之為“夏麗蒂·哈裡斯效應”。
她這張臉容易給人留下隐約的印象，甚至從未看過《太平洋灣》的人也是如此。
人人都覺得好像認識她。
當然，一直到《太平洋灣》停播後很久，這部劇的粉絲仍會光臨其開放看房日。
“我一直覺得他們對你不公平。
”在塔爾紮納樣闆房裡，一個女子低聲對她說。
她禮貌地笑着，帶領那人穿過走廊。
隻要他們需要，她随時可以成為夏麗蒂。
實際上，她可以成為任何人。
每個開放看房日前，她都覺得自己仿佛重返舞台，等待着帷幕升起。
她會調整裝飾，換掉鑲框的全家福。
黑人家庭變成白人家庭，足球懶人沙發換成籃球，豐饒角塞進櫥櫃，換上多支燭台。
如果将樣闆房看作舞台布景，開放看房日就是她一手導演的盛大公演。
每一次，她都會站在門後，低頭垂手，像初次登台前一樣忐忑不安，因為知道媽媽會坐在觀衆席中。
然後，她會挂上一個大大的夏麗蒂·哈裡斯式的笑容，打開大門。
她會消失在自己體内，消失在這些沒有人真正居住過的空房子裡。
當房間塞滿陌生人，她總會找到她的記号，引導一對夫婦穿過廚房，逐一講解燈具、連璧架和高高的天花闆。
“想象一下，如果住在這裡，”她說，“你們能過上什麼樣的生活。
”
演戲似乎是她唯一不知何時該割舍的事。
逃離前，她最後一次見了媽媽，兩人坐在後院的泳池旁喝着霞多麗。
那是一個晴朗得不自然的冬日。
她震驚于溫暖的天氣，也震驚于自己居然有過将溫暖的二月視為理所當然的時期。
她閉上眼，讓陽光烤着雙腿，甚至沒想起可憐的弗朗茨，他一定還蜷縮在嗡嗡嗡的散熱器旁。
“以前，我經常早上待在這裡，”她媽媽說，“你去上學了，我總是沒什麼事幹，但不知怎麼，我總會漂在水裡，想事情。
” 那是美好的一天。
肯尼迪日後會回想起當時的天氣，她本可以不發一語，本可以一直在陽光下躺着。
但她還是把照片遞給了媽媽。
“什麼？”她問，歪着頭端詳起來。
“你父親葬禮時的照片，”肯尼迪說，“你不記得了？” 她媽媽一言不發，面無表情。
她盯着那張照片。
“從哪兒弄來的？”她說。
“你說呢？”肯尼迪說，“她找到了我，你知道的。
她比我更了解你！” 她本不想大喊大叫，她隻想讓媽媽有所觸動。
給她一張家庭照，看着她潸然淚下。
擦幹淚後，媽媽終于可以對女兒傾吐人生真相。
肯尼迪有權知道，不是嗎？一個坦露彼此的時刻。
但媽媽把照片還給了她。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搞這個，”她說，“我不知道你想讓我說什麼……” “我想你告訴我你是誰！” “你知道我是誰！這個，”她媽媽狠狠指着照片說，“不是我。
你看看！她長得一點也不像我。
” 她不知道媽媽指的是哪個女孩，她姐姐還是她自己。
裘德在照片背面留了電話。
多年裡，肯尼迪一直沒撥打那個号碼。
但她留下了照片，去哪兒都帶着：伊斯坦布爾、羅馬。
她在柏林住了三個月，和兩個瑞典人分租一套公寓。
一天晚上，他們喝得酩酊大醉，她給他們看了照片。
那兩個金發碧眼的男孩疑惑地笑着，把照片遞了回去。
除她以外，那張照片對任何人都毫無意義，這也是她沒法扔掉它的部分原因。
那是她人生中唯一真實的部分，她不知該如何處理餘下的部分。
她了解的所有故事都是虛構的，因此，她開始創作新故事。
她的父母是醫生，是演員，是棒球運動員。
她是正在休假的醫學院學生。
她家裡有個男朋友，名叫裡斯。
她是白人，她是黑人。
每跨越一次國界，她就變成一個新人。
她一直在創造自己的人生。
九十年代初，她的演藝事業開始徹底走下坡。
一個金發女郎到了三十多歲還沒大紅大紫，導演們已經避之不及。
她在一些電視台出品的劇集裡飾演了幾個姐姐的角色，又飾演了一兩個老師，然後她的經紀人就不再打電話給她。
她覺得自己還很年輕，不至于死在沙灘上，而後來，她再次迎來了不可思議的好運氣。
實際上，她的一生都是運氣的饋贈，她被饋贈了白膚、金發、美顔、靓身，外加一個有錢的老爸。
收到超速罰單時，她流下幾滴眼淚，就能博取同情。
失去一次機會時，她調動調情的本領，就能得到第二次機會。
她這輩子得到了太多她不配的饋贈。
她做了兩年動感單車教練，健身房為吸引顧客，把夏麗蒂·哈裡斯印在了傳單上。
但她讨厭汗流浃背，她的腿也經常抽筋，所以一九九六年，她決定重返學校。
怎麼可能是真正的學校，她調侃道，是房地産學校。
她在日間電視上賣過多年的劣質産品廣告，她為什麼不能做房子呢？第一天，她笨拙地坐在小桌子旁，看着老師傳過來的講義。
客戶看重房地産經紀人什麼品質： ?誠信為本 ?市場知識 ?談判技巧 她心想，大部分東西她都能學，除了第一點。
她一生都在演戲，可以說，她是她認識的人裡最出色的騙子。
好吧，第二出色的。
在聖費爾南多谷房地産公司工作的第一年，肯尼迪賣掉了七套房子。
她的老闆羅伯特說她有點石成金的本領，但她私下裡稱之為“夏麗蒂·哈裡斯效應”。
她這張臉容易給人留下隐約的印象，甚至從未看過《太平洋灣》的人也是如此。
人人都覺得好像認識她。
當然，一直到《太平洋灣》停播後很久，這部劇的粉絲仍會光臨其開放看房日。
“我一直覺得他們對你不公平。
”在塔爾紮納樣闆房裡，一個女子低聲對她說。
她禮貌地笑着，帶領那人穿過走廊。
隻要他們需要，她随時可以成為夏麗蒂。
實際上，她可以成為任何人。
每個開放看房日前，她都覺得自己仿佛重返舞台，等待着帷幕升起。
她會調整裝飾，換掉鑲框的全家福。
黑人家庭變成白人家庭，足球懶人沙發換成籃球，豐饒角塞進櫥櫃，換上多支燭台。
如果将樣闆房看作舞台布景，開放看房日就是她一手導演的盛大公演。
每一次，她都會站在門後，低頭垂手，像初次登台前一樣忐忑不安，因為知道媽媽會坐在觀衆席中。
然後，她會挂上一個大大的夏麗蒂·哈裡斯式的笑容，打開大門。
她會消失在自己體内，消失在這些沒有人真正居住過的空房子裡。
當房間塞滿陌生人，她總會找到她的記号，引導一對夫婦穿過廚房，逐一講解燈具、連璧架和高高的天花闆。
“想象一下，如果住在這裡，”她說，“你們能過上什麼樣的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