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歸來：隻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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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咖啡因讓她心神不甯。
她需要計劃。
馬拉德，然後呢？然後去哪兒？她們不可能留在馬拉德，但她也不知道能去哪兒。
現在，她看着這間陳舊的廚房，開始想念她在華盛頓的公寓。
想念她的工作，她的朋友，她的生活。
也許她反應過度了，騷亂讓每個人都處于崩潰邊緣。
一周前，沃爾特·克朗凱特播報新聞時，薩姆哭了起來，他們坐在沙發上，他在她懷裡顫抖。
槍手可能是瘋子，可能是軍事人員，甚至可能是政府特工。
而他們在為錯誤的一方工作，他們都是與虎謀皮的黑鬼。
他有些語無倫次，她緊緊抱着他，直到新聞播完。
當晚，他們拼命做愛，一種奇怪的向馬丁·路德·金緻敬的方式，也許，但她感到失魂落魄，她被巨大的悲痛淹沒，為一個素不相識的人。
早晨，她走過騷亂後的街市，黑人兄弟在上了木闆的櫥窗上塗下各種标語，或用記号筆匆匆寫下效忠之詞，貼在窗上。
那天單位提早下班。
她下了公交車步行回家的路上，一個面有懼色的黑人青年（如手中的球棒一樣枯瘦）向她索要錢包。
“快掏出來，白人婊子！”他大叫着，球棒狠命敲着人行道，仿佛要鑽入地心。
她很害怕，抓着肩帶，不敢糾正他，她在他的恐懼和憤怒中認出了自己，此時薩姆沖了過來，喊道：“兄弟，這是我的女人。
”那個孩子轉身跑開。
薩姆把她拉進公寓，抱在胸前，撫慰着她。
騷亂持續了四個晚上。
最後一晚，薩姆緊抱着她的裸體，輕聲說：“再生一個吧。
”她過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他在說生孩子的事。
她躊躇了。
她本不想這樣，但想到多一個孩子，她會被他拴得更緊，以後每次薩姆發怒時，她都要為兩個孩子提心吊膽——她絕不可能再和他生一個。
她當然未袒露真心，但她的躊躇已經明明白白，後來，每當他卡住她的喉嚨，她都很清楚個中原因。
她在他悲憤之時傷了他的心。
無怪乎他會生氣，無怪乎他要對枕邊人發洩不滿。
誰能怪他呢，活在這樣一個不被當人的世界？她本不必這麼坦白。
她本可以更努力地維持一個甯靜的家。
這難道不是那個擋在她和憤怒男孩的球棒之間的人嗎？這難道不是那個在妹妹抛棄她、媽媽拒接她的電話後，選擇愛她的人嗎？ 也許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她們才離開兩天。
她還可以打電話給薩姆，告訴他自己錯了。
她隻是需要一點時間理清思緒，僅此而已，她從沒真想過離開他。
母親再次将盤子推向她。
“你遇到的是哪種麻煩？”她說。
德西蕾勉強擠出笑容。
“沒有麻煩，媽媽。
” “我不是傻子，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躲你的男人嗎？” 德西蕾盯着桌子，眼含熱淚。
母親把牛奶倒在玉米餅上，用叉子攪成糊狀，和德西蕾小時候的吃法一樣。
“他不在這兒，”母親說，“快吃吧。
” 那天深夜，在馬拉德東南一百多英裡的地方，厄爾利·瓊斯得到了一份将改變其人生軌迹的工作。
他當時并不知道。
對他而言，一切工作都隻是工作，當他走進歐内斯托酒吧，擡頭找塞爾時，他唯一擔心的是還付不付得起酒錢。
口袋裡的零錢叮當作響，他身上永遠剩不下一美元。
兩周前，他剛為塞爾完成了一份工作，不知不覺錢已經花得精光，其花錢之處和新奧爾良的所有單身漢沒什麼兩樣：牌、酒、女人。
現在，他渴望下一份工作。
當然是為了錢，但也因為他讨厭在一個地方待太久，對他而言，兩個星期已經太久。
他不是個安定的人。
漂泊是他唯一擅長的事，他從小就過着漂泊無定的生活。
他的整個童年（如果能稱作童年的話）都在各地的農場做佃農，從簡斯維爾到耶拿，再一路往南，到紐羅茲和帕爾梅托。
他八歲就被過繼給了姨媽和姨夫，他們無兒無女，而他父母有太多兒女。
他不知道父母身在何處，是死是活，他說他從不想他們。
“他們不在了，”有人問起時，他總這麼說，“不在的就不在了。
” 事實是，當他開始搜尋藏匿者時，也曾試過尋找雙親。
但他的失敗來得迅疾而屈辱。
他對父母一無所知，甚至不知從何處着手。
也許這是最好的安排。
小時候，父母已經不想要他，現在長大了，他們又怎麼會和他相認？盡管如此，這個失敗一直萦繞在他心頭。
從他開始搜尋藏匿者以來，父母是他唯一追尋無果的對象。
永遠漂泊的關鍵就是不能愛上任何東西。
那些讓逃亡者割舍不下的東西總讓厄爾利捉摸不透。
多數時候都是女人。
在傑克遜，厄爾利抓獲了一個謀殺未遂者，那人總是為了妻子一再回頭。
天涯何處無芳草啊，但還是那句老話，最兇殘的人也往往最容易感情用事。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他們都是純粹的情緒動物。
特别觸動他的是有些人會為了某樣老物件而回家。
為汽車回家的人數不勝數，永遠有些傻瓜蛋放不下自己那輛開了許多年的破車。
他在托萊多抓到一個人，居然為了一隻舊棒球回到童年時的家。
“我不知道，哥們兒。
”那個人說，他被铐在厄爾利的埃爾卡米諾牌汽車後座上，“我真的很愛那東西。
” 厄爾利從不會被愛左右。
隻要離開一個地方，他就會把一切抛諸腦後。
名字消失，面目模糊，建築化為千篇一律的結構。
他忘了所有母校老師的名字，忘了所有住過的街道的名字，也忘了父母的相貌。
記性不好是他的天賦。
記性太好會讓人發瘋。
他已經斷斷續續為塞爾工作了七年。
他從不想讓人以為他在為法律效勞。
他抓捕罪犯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錢，他絲毫不關心白人的正義。
每抓到一個罪犯，他也從不操心那人是否會被陪審團定罪，或命喪囹圄。
他會一股腦兒忘個幹淨。
盡管厄爾利曾在一家酒吧被人認出，盡管他肚子上還留着作為紀念品的刀疤，但遺忘是他堅持下去的唯一辦法。
他喜歡追捕罪犯。
每當塞爾讓他尋找失蹤的小孩或浪蕩的父親時，他都會一口回絕。
“對這些人一無所知。
”他說着端起威士忌酒杯。
在歐内斯托酒吧，塞爾聳了聳肩。
他在第七區的教堂對面有一間不錯的辦公室，但厄爾利讨厭去那裡見他，下樓梯時，一衆聖人先賢盯着他看。
厄爾利喜歡這家酒吧，昏暗，安全。
塞爾身材魁梧，紙闆色的皮膚，一頭絲滑黑發。
說話時，他總在指尖轉動一隻銀色打火機。
多年前，他在一家類似的酒吧初次接近厄爾利時，也這樣轉着打火機。
厄爾利三心二意地聽他說話，打火機反射的銀光在吧台裡掃來掃去。
“孩子，想不想賺點錢？”塞爾問。
他不像黑幫或皮條客，但他有種從事灰色工作的不太正派的感覺。
他是保釋擔保人，正物色新的賞金獵人，他注意到了厄爾利。
“你有種沉靜的感覺，”他說，“這很好。
我需要一個人去觀察和聆聽。
” 那一年，厄爾利二十四歲，剛離開監獄，獨自一人漂在新奧爾良，他覺得新奧爾良是個适合重新開始的地方。
他接受了這份工作，因為他需要工作。
他從沒想過自己會擅長做這件事，事實上，他做得非常出色，塞爾甚至提供了各種與保釋金無關的工作。
“聽我說，你了解他們，”塞爾說，“我還什麼都沒說呢。
” “那個，我不喜歡摻和家務事。
沒有其他活嗎？” 塞爾笑了。
“從來沒人說過這種話。
大家都巴不得有那麼一兩回不用去抓惡棍。
” 但厄爾利至少理解通緝犯們的想法，疲憊、絕望、自私，一心隻想活下去。
别的失蹤人口令他困惑。
他當然不了解已婚人士，也不想卷入其中。
但不管怎樣，工作隻是工作。
接點輕松的工作又有何妨？他剛花了兩個星期追捕一個男人，差點兒追去墨西哥；他的車在沙漠裡抛錨，他一度以為這條命就報銷在那兒了，而這一切隻是為了追蹤一個他壓根不在乎會不會被繩之以法的人。
既然錢不分高低貴賤，就這麼一次，換個輕松點的工作又有何妨？ “我不用抓她。
”他說。
“不用抓。
找到她打個電話就行。
她男人在找她，她帶着他的孩子跑了。
” “為什麼跑？” 塞爾聳了聳肩。
“與我無關。
男人想知道她的下落。
她來自北邊的一座叫馬拉德的小鎮，聽說過嗎？” “小時候曾經路過。
”厄爾利說，“傻不拉唧的、裝模作樣的地方。
” 他對那座小鎮的印象已經模糊，隻記得每個人膚色都很淺，态度都高高在上。
有一次做彌撒時，一個高大的淺膚色男人打了他一巴掌，隻因為他在那人的妻子前面把手浸入了聖水盆。
當時他十六歲，被脖子上突如其來的刺痛吓了一跳，姨父按住他的肩，他盯着開裂的瓷磚地闆，向人道歉。
他在那兒度過了一個夏天，在小鎮外圍的農場工作，兼送食品雜貨，貼補家用。
他沒交到一個朋友，但他對送雜貨時遇到的一個女孩産生了徒勞的情愫。
至于她是怎麼鑽進他心裡的，他恍然不知。
當時年紀還小，他幾乎算不上認識她。
秋天，他就搬去了另一座城鎮的另一家農場。
不管怎樣，他看見她赤腳站在客廳，擦洗窗戶。
塞爾把照片遞過來時，厄爾利感到腹中一陣痙攣。
他幾乎以為是自己的幻覺。
時隔十年，他第一次看到了德西蕾·維涅的臉。
她需要計劃。
馬拉德，然後呢？然後去哪兒？她們不可能留在馬拉德，但她也不知道能去哪兒。
現在，她看着這間陳舊的廚房，開始想念她在華盛頓的公寓。
想念她的工作，她的朋友，她的生活。
也許她反應過度了，騷亂讓每個人都處于崩潰邊緣。
一周前，沃爾特·克朗凱特播報新聞時，薩姆哭了起來，他們坐在沙發上，他在她懷裡顫抖。
槍手可能是瘋子，可能是軍事人員，甚至可能是政府特工。
而他們在為錯誤的一方工作，他們都是與虎謀皮的黑鬼。
他有些語無倫次，她緊緊抱着他，直到新聞播完。
當晚，他們拼命做愛，一種奇怪的向馬丁·路德·金緻敬的方式，也許，但她感到失魂落魄，她被巨大的悲痛淹沒，為一個素不相識的人。
早晨，她走過騷亂後的街市，黑人兄弟在上了木闆的櫥窗上塗下各種标語，或用記号筆匆匆寫下效忠之詞，貼在窗上。
那天單位提早下班。
她下了公交車步行回家的路上，一個面有懼色的黑人青年（如手中的球棒一樣枯瘦）向她索要錢包。
“快掏出來，白人婊子！”他大叫着，球棒狠命敲着人行道，仿佛要鑽入地心。
她很害怕，抓着肩帶，不敢糾正他，她在他的恐懼和憤怒中認出了自己，此時薩姆沖了過來，喊道：“兄弟，這是我的女人。
”那個孩子轉身跑開。
薩姆把她拉進公寓，抱在胸前，撫慰着她。
騷亂持續了四個晚上。
最後一晚，薩姆緊抱着她的裸體，輕聲說：“再生一個吧。
”她過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他在說生孩子的事。
她躊躇了。
她本不想這樣，但想到多一個孩子，她會被他拴得更緊，以後每次薩姆發怒時，她都要為兩個孩子提心吊膽——她絕不可能再和他生一個。
她當然未袒露真心，但她的躊躇已經明明白白，後來，每當他卡住她的喉嚨，她都很清楚個中原因。
她在他悲憤之時傷了他的心。
無怪乎他會生氣，無怪乎他要對枕邊人發洩不滿。
誰能怪他呢，活在這樣一個不被當人的世界？她本不必這麼坦白。
她本可以更努力地維持一個甯靜的家。
這難道不是那個擋在她和憤怒男孩的球棒之間的人嗎？這難道不是那個在妹妹抛棄她、媽媽拒接她的電話後，選擇愛她的人嗎？ 也許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她們才離開兩天。
她還可以打電話給薩姆，告訴他自己錯了。
她隻是需要一點時間理清思緒，僅此而已，她從沒真想過離開他。
母親再次将盤子推向她。
“你遇到的是哪種麻煩？”她說。
德西蕾勉強擠出笑容。
“沒有麻煩，媽媽。
” “我不是傻子，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躲你的男人嗎？” 德西蕾盯着桌子，眼含熱淚。
母親把牛奶倒在玉米餅上，用叉子攪成糊狀，和德西蕾小時候的吃法一樣。
“他不在這兒，”母親說，“快吃吧。
” 那天深夜，在馬拉德東南一百多英裡的地方，厄爾利·瓊斯得到了一份将改變其人生軌迹的工作。
他當時并不知道。
對他而言，一切工作都隻是工作，當他走進歐内斯托酒吧，擡頭找塞爾時，他唯一擔心的是還付不付得起酒錢。
口袋裡的零錢叮當作響，他身上永遠剩不下一美元。
兩周前，他剛為塞爾完成了一份工作，不知不覺錢已經花得精光，其花錢之處和新奧爾良的所有單身漢沒什麼兩樣：牌、酒、女人。
現在，他渴望下一份工作。
當然是為了錢，但也因為他讨厭在一個地方待太久，對他而言，兩個星期已經太久。
他不是個安定的人。
漂泊是他唯一擅長的事，他從小就過着漂泊無定的生活。
他的整個童年（如果能稱作童年的話）都在各地的農場做佃農，從簡斯維爾到耶拿，再一路往南，到紐羅茲和帕爾梅托。
他八歲就被過繼給了姨媽和姨夫，他們無兒無女，而他父母有太多兒女。
他不知道父母身在何處，是死是活，他說他從不想他們。
“他們不在了，”有人問起時，他總這麼說，“不在的就不在了。
” 事實是，當他開始搜尋藏匿者時，也曾試過尋找雙親。
但他的失敗來得迅疾而屈辱。
他對父母一無所知，甚至不知從何處着手。
也許這是最好的安排。
小時候，父母已經不想要他，現在長大了，他們又怎麼會和他相認？盡管如此，這個失敗一直萦繞在他心頭。
從他開始搜尋藏匿者以來，父母是他唯一追尋無果的對象。
永遠漂泊的關鍵就是不能愛上任何東西。
那些讓逃亡者割舍不下的東西總讓厄爾利捉摸不透。
多數時候都是女人。
在傑克遜，厄爾利抓獲了一個謀殺未遂者，那人總是為了妻子一再回頭。
天涯何處無芳草啊，但還是那句老話，最兇殘的人也往往最容易感情用事。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他們都是純粹的情緒動物。
特别觸動他的是有些人會為了某樣老物件而回家。
為汽車回家的人數不勝數，永遠有些傻瓜蛋放不下自己那輛開了許多年的破車。
他在托萊多抓到一個人，居然為了一隻舊棒球回到童年時的家。
“我不知道，哥們兒。
”那個人說，他被铐在厄爾利的埃爾卡米諾牌汽車後座上，“我真的很愛那東西。
” 厄爾利從不會被愛左右。
隻要離開一個地方，他就會把一切抛諸腦後。
名字消失，面目模糊，建築化為千篇一律的結構。
他忘了所有母校老師的名字，忘了所有住過的街道的名字，也忘了父母的相貌。
記性不好是他的天賦。
記性太好會讓人發瘋。
他已經斷斷續續為塞爾工作了七年。
他從不想讓人以為他在為法律效勞。
他抓捕罪犯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錢，他絲毫不關心白人的正義。
每抓到一個罪犯，他也從不操心那人是否會被陪審團定罪，或命喪囹圄。
他會一股腦兒忘個幹淨。
盡管厄爾利曾在一家酒吧被人認出，盡管他肚子上還留着作為紀念品的刀疤，但遺忘是他堅持下去的唯一辦法。
他喜歡追捕罪犯。
每當塞爾讓他尋找失蹤的小孩或浪蕩的父親時，他都會一口回絕。
“對這些人一無所知。
”他說着端起威士忌酒杯。
在歐内斯托酒吧，塞爾聳了聳肩。
他在第七區的教堂對面有一間不錯的辦公室，但厄爾利讨厭去那裡見他，下樓梯時，一衆聖人先賢盯着他看。
厄爾利喜歡這家酒吧，昏暗，安全。
塞爾身材魁梧，紙闆色的皮膚，一頭絲滑黑發。
說話時，他總在指尖轉動一隻銀色打火機。
多年前，他在一家類似的酒吧初次接近厄爾利時，也這樣轉着打火機。
厄爾利三心二意地聽他說話，打火機反射的銀光在吧台裡掃來掃去。
“孩子，想不想賺點錢？”塞爾問。
他不像黑幫或皮條客，但他有種從事灰色工作的不太正派的感覺。
他是保釋擔保人，正物色新的賞金獵人，他注意到了厄爾利。
“你有種沉靜的感覺，”他說，“這很好。
我需要一個人去觀察和聆聽。
” 那一年，厄爾利二十四歲，剛離開監獄，獨自一人漂在新奧爾良，他覺得新奧爾良是個适合重新開始的地方。
他接受了這份工作，因為他需要工作。
他從沒想過自己會擅長做這件事，事實上，他做得非常出色，塞爾甚至提供了各種與保釋金無關的工作。
“聽我說，你了解他們，”塞爾說，“我還什麼都沒說呢。
” “那個，我不喜歡摻和家務事。
沒有其他活嗎？” 塞爾笑了。
“從來沒人說過這種話。
大家都巴不得有那麼一兩回不用去抓惡棍。
” 但厄爾利至少理解通緝犯們的想法，疲憊、絕望、自私，一心隻想活下去。
别的失蹤人口令他困惑。
他當然不了解已婚人士，也不想卷入其中。
但不管怎樣，工作隻是工作。
接點輕松的工作又有何妨？他剛花了兩個星期追捕一個男人，差點兒追去墨西哥；他的車在沙漠裡抛錨，他一度以為這條命就報銷在那兒了，而這一切隻是為了追蹤一個他壓根不在乎會不會被繩之以法的人。
既然錢不分高低貴賤，就這麼一次，換個輕松點的工作又有何妨？ “我不用抓她。
”他說。
“不用抓。
找到她打個電話就行。
她男人在找她，她帶着他的孩子跑了。
” “為什麼跑？” 塞爾聳了聳肩。
“與我無關。
男人想知道她的下落。
她來自北邊的一座叫馬拉德的小鎮，聽說過嗎？” “小時候曾經路過。
”厄爾利說，“傻不拉唧的、裝模作樣的地方。
” 他對那座小鎮的印象已經模糊，隻記得每個人膚色都很淺，态度都高高在上。
有一次做彌撒時，一個高大的淺膚色男人打了他一巴掌，隻因為他在那人的妻子前面把手浸入了聖水盆。
當時他十六歲，被脖子上突如其來的刺痛吓了一跳，姨父按住他的肩，他盯着開裂的瓷磚地闆，向人道歉。
他在那兒度過了一個夏天，在小鎮外圍的農場工作，兼送食品雜貨，貼補家用。
他沒交到一個朋友，但他對送雜貨時遇到的一個女孩産生了徒勞的情愫。
至于她是怎麼鑽進他心裡的，他恍然不知。
當時年紀還小，他幾乎算不上認識她。
秋天，他就搬去了另一座城鎮的另一家農場。
不管怎樣，他看見她赤腳站在客廳，擦洗窗戶。
塞爾把照片遞過來時，厄爾利感到腹中一陣痙攣。
他幾乎以為是自己的幻覺。
時隔十年，他第一次看到了德西蕾·維涅的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