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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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的團體和叫嚷着辯論各種議題的人。
雷睡眠不足、饑腸辘辘，但他被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所困擾——身邊的一切有一種古怪的熟悉感。
他坐在自由街旁的牆上，聽着附近幾個人的談話，他的腦袋快要爆炸了——他似乎一直身處這個空間，與這些人交談，他完全知道他們要說什麼。
有一次，有人告訴他，如果前往公園中央的舒适站，那裡可以安排淋浴。
在似曾相識的時間軸上，他沖了個澡，生活以一種正常的、令人滿足的方式繼續，仿佛他即将回到溫暖的床上，就像他決定不去華爾街一樣；但事實上，那裡沒法沖澡，突然之間，雷必須面臨這個事實——他正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無家可歸、一文不名。
他退縮到自己的世界裡，不跟人說話，在公園東側附近的台階上，裹着外套和防水大衣睡覺。
一天，雷無意間聽到一群年輕占領者的談話，他們坐在幾英尺外的台階上，談論着他，仿佛他不在那裡。
“他這樣堅持不下去的，”其中一個人說，“他沒有照顧好自己。
”他們說得很對，他的鞋襪在一場暴雨中濕透了，連續幾天都沒有幹。
雷意識到，他無法以一顆衛星般的獨立自我在這裡生存。
他必須毫無保留地成為集體的一部分，這是他一生中從未做過的事情。
他自願參加了新成立的衛生工作組。
為了在天黑後保持溫暖，他每天晚上都花一部分時間擦洗小路和人行道。
另一個占領者看到雷在工作，給了他一個睡袋和一塊防水布。
他開始交到朋友：肖恩是來自布朗克斯的愛爾蘭移民，他上夜班，負責在鋼材上噴塗阻燃劑，白天則來到祖科蒂；還有一個無家可歸的代課老師，擁有物理學學位；克裡斯則是一位來自佛羅裡達州塔彭斯普林斯的流浪者，他在YouTube上看到警察噴胡椒噴霧的視頻，感到怒不可遏，于是一路逃票搭火車來到曼哈頓，前來捍衛女性的尊嚴。
雷發現了一個标語，上面寫着“立刻禁止水力壓裂法”。
在做完自己的工作後，他花了幾天時間，在公園南側的人行道上與陌生人交談。
這有點像一種表演，他發現自己内心有一個聲音，可以大聲說出一切。
他定期發推文，在西雅圖時，他的賬号有幾十個關注者，現在突然增長到了超過一千個。
10月8日：這裡有一些集體生活的元素。
盡管它完全超出了我的舒适度底線，可真是很棒的體驗。
10月22日：令我驚訝的是，我有了一位守護天使。
毫不意外的是，他是一個來自布朗克斯、講話柔和、工作努力的愛爾蘭人。
10月23日：尊敬的弗格森先生。
我已經在紐約生活了兩個多星期。
它沒有尿味。
10月27日：我不斷看到有人提及，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有“可怕的警察虐待”。
我已經在這裡兩周多了，從沒看到過這種事，也沒怎麼聽說過。
11月13日：我在西雅圖的舊公寓裡住了近十年，幾乎不認識另外兩個租戶……我在自由廣場住了一個多月，會定期與許多鄰居交談，并結交了許多新朋友。
因此，在一個雨夜，當他睡覺時行李袋被偷走，水滲進卷起的篷布、浸透他的睡袋，他都沒有驚慌。
第二天早上，當衛生工作組的熱心成員在清理被水浸泡的東西時拿走了他的背包（裡面裝着移動硬盤），讓雷全身上下隻剩下正穿着的衣服，他也保持了冷靜。
他求助于新朋友，拿到一個幹燥的睡袋。
到那時，他已經成為占領運動的一部分。
自由廣場就是他的家。
10月12日星期三，彭博市長和紐約市警察局宣布，公園将在周五清場，以進行清潔。
周邊住戶抱怨着公園西端一刻不停的鼓聲，公園裡的狼藉模樣，以及随地大小便的報告。
内莉妮曾花費很多時間來試圖讓鼓手圈休息一陣子。
她參加當地社區委員會的會議，聽取了投訴，并試圖達成一項協議，将擊鼓時間限制為每天兩個小時。
但是，當市政府宣布這一消息，她和其他占領者都認為這是一個幌子，真實目的是終結這場運動。
他們通過社交媒體發出警報，整個城市的支持者通過電話和Facebook帖子轟炸了民選官員。
到星期四晚上，成千上萬的人仿佛空降到公園，一起阻止警察清場。
祖科蒂前所未有的擁擠——即使是那些對占領運動曾經持懷疑态度的人，那些讨厭鼓手圈的人，那些不喜歡運動人士的陳詞濫調的人，也都來到了這裡，因為他們相信有某種重要的東西——某種屬于他們所有人的東西——正在遭受威脅。
原則上來說（盡管原則仍然模糊不清），占領運動中沒有人會與市長辦公室對話。
因此，内莉妮的老闆比爾在幕後與副市長努力談判，好保持公園開放。
内莉妮那天深夜回家睡了一個小時，因為祖科蒂太擁擠了。
當她在淩晨5點回來時，占領者已經醒了。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内，祖科蒂再次人滿為患；到了6點，從百老彙到特尼地餐廳的每英尺花崗岩上都擠滿了人。
當内莉妮的電話響起，天還黑着。
“我們赢了。
”她的老闆說。
“什麼？” “沒人能踢走我們了。
讓貝卡趕快接電話。
” 内莉妮的朋友貝卡正站在百老彙大道階梯的頂端。
比爾給她的手機發了一條消息，内莉妮開始将它讀給人群聽。
“昨天深夜！”她等待着人群麥克風以三波浪潮重複她的話語，将消息從東側傳到西側。
“我們收到了祖科蒂公園業主的通知！布魯克菲爾德物産公司！他們推遲了清潔！”第一波浪潮還沒将消息傳遍整個公園，歡呼聲就響了起來，持續整整一分鐘。
成千上萬隻手舉起成千上萬隻手指，揮動着，以無政府主義者的非言語方式表達支持。
内莉妮再次開口：“原因是！是因為！他們相信可以與我們達成協議！但同時！也因為我們這裡有很多人！” 在那之後，她幾乎回憶不起來，自己一生中最戲劇性的時刻究竟發生了什麼，因為一切是如此超現實。
她的朋友麥克斯說：“拍成電影的話，這可是個精彩時刻。
” “你可真是煞風景。
”内莉妮說。
“我想知道誰會扮演你。
” 占領開始時，凱文·摩爾在銀行的同事不屑一顧。
辦公室裡的一個人說：“警察應該掏出他媽的警棍闖進去。
”但是在中城結束工作後（華爾街的大部分公司不再在華爾街上），凱文來到公園觀察了一番，好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後他不斷回到那裡。
他喜歡公園的奇觀：百老彙大道上自由流動的對話。
祖科蒂的場景令他想起80年代的紐約，當時他正在上私立學校，聽着Run-DMC[Run-DMC，來自紐約皇後區的說唱組合。
]，會去時代廣場圍觀三張撲克牌的騙術和警察的突襲——當時的紐約更狂野、更刺耳。
公園裡的占領運動給警察部隊和附近地區帶來很大的壓力；如果隻是坐在那裡，很快就會變得無聊。
他們必須找出另外的方法，讓議題保持在聚光燈下。
但是他很高興有人在呼籲關注這些問題。
對其中一些問題，他有一手經驗。
關于占領運動，也有凱文不喜歡的一面。
抗議者需要一名市場總監；他認為他們應該談論百分之零點一，因為他也是百分之一的一部分，而他對政客沒有控制權。
他還不喜歡某些抗議者妖魔化金融行業的所有從業者，就像他在銀行的同事妖魔化公園裡的所有人一樣。
這就像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雞同鴨講。
有一次，在去倫敦旅行時，凱文看到一些占領運動的參與者闖入了一家公司的大門，他們以為那是一家投資公司，但搞錯了建築——那其實是一家普通銀行支行，而他們的雪球砸中了辦公室工作人員。
凱文很清楚華爾街的罪行，但抗議者的尖酸刻薄令他感到驚訝。
如果他們想帶來改變，就必須訴諸銀行家本性中較好的那一面。
從曼哈頓下城開始，千變萬化的火焰蔓延到全國和全世界。
幾周之内，就發生了二十五、五十乃至一百場占領。
運動的口号——“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很簡單也足夠廣泛，能夠涵蓋許多不同的不滿和渴望。
它成為社交網絡平台Tumblr上一個博客的名字，這個博客通過讀者發送的快照收集了數百張面孔，其中一些打了馬賽克，或是用一張紙遮掩了一半，紙上寫着匿名聲明，舉在照相機前。
黑暗中出現一張臉： 為了成功，我做了他們告訴我的一切。
我拿到了全A的成績和獎學金。
我上大學，并獲得了學位。
現在我深陷學費貸款，找不到工作。
我的房門上貼着驅逐通知，我無處可去。
我的銀行裡隻有四十二美元。
我是那百分之九十九！ 一個女人模糊的面孔正透過紙張望出來： 我今年三十七歲，在管理崗位上每小時掙八美元。
我們的助理經理和總經理月薪上萬，他們什麼也不做，每天隻是談論雇員和客戶。
我連十分鐘的休息時間都沒有，也沒有三十分鐘的用餐時間。
在付清 保險 聯邦稅 州稅 社會保險費 醫療保險 之後，我工作賺來的錢隻夠去工作的油錢。
我很生氣！ 這些濃縮的、個人化的故事有數十人讀到，它們承擔的道德力量等效于來自大蕭條時期的文獻研究，或是斯坦貝克的小說。
它們解釋了為什麼占領華爾街會風靡一時。
在媒體上，“收入不平等”一詞的使用次數增加了五倍，奧巴馬總統就這一問題發表了演講，談論了百分之一。
每個名人和公衆人物都對占領發表了看法。
柯林·鮑威爾表達了謹慎的同情，他回憶起早年間父母在南布朗克斯時總能找到工作。
羅伯特·魯賓談到了實際工資中位數連續下降的三十年（90年代末期除外）：“我們的經濟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們已經發現了對此真正至關重要的問題。
”彼得·蒂爾告訴一位采訪者：“在現代世界的曆史中，不平等隻能通過共産主義革命、戰争或通貨緊縮的經濟崩潰來終結。
這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今天，三者中究竟哪一種會發生，抑或是否還有第四種出路？”正在競選參議員的伊麗莎白·沃倫說：“我為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提供了大部分知識儲備。
”正在競選總統的紐特·金裡奇在哈佛大學對占領抗議者嗤之以鼻，随後，他在艾奧瓦州家庭價值觀論壇上對觀衆說：“所有這些占領運動的前提，都是我們欠他們一切。
他們占領了一個公園卻不付費，他們去附近使用洗手間卻不給錢，他們向自己不願意付錢的地方乞求食物，他們阻礙那些打算去上班的人，而恰恰是那些人在交稅維持洗手間和公園的運轉。
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自以為是地宣稱，他們是美德的典範，我們欠他們一切。
瞧瞧吧，這很好地說明了，左派已經讓這個國家的道德體系崩塌到了什麼程度，以及我們為什麼要重申如此簡單的話，那就是對他們說：‘洗個澡，趕快去找工作。
’”當被征詢意見時，安德魯·布萊巴特回答說：“這取決于你是在談論占領華爾街的糞便角度、公開手淫角度、強奸角度還是猥亵角度。
我們的報道涵蓋所有馬戲團表演。
”他在電影《撕下占領的面具》（OccupyUnmasked）中擔任旁白，那是他去世前完成的最後一個項目，在他去世後發行。
Jay-Z開始推銷自家洛卡薇爾牌的“占領所有街道”系列T恤，但後來，他在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攻擊中為屬于百分之一的企業家辯護。
“那些是自由企業，”Jay-Z說，“是美國的基礎。
” 整個10月，占領四處開花。
占領揚斯敦吸引了一些“拯救我們的河谷”運動的參與者，這項運動曾在70年代後期嘗試阻止鋼鐵廠關門。
10月15日，七百人穿過格林斯伯勒市中心，越過位于伍爾沃斯舊樓的銀行和民權博物館，前往節日公園。
迪恩·普萊斯就是其中之一。
他參加了占領格林斯伯勒的計劃會議，并在遊行後與年輕人交談；這些年輕人在公園旁邊的基督教青年會停車場内搭帳篷，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意大利面。
他們向迪恩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低薪工作，沒有醫療保險，巨額學費貸款。
這令迪恩很生氣，他認為那些出生在50到60年代的人擁有了一切，卻什麼也不做，隻是坐在餐桌旁吃飽喝足，然後将殘羹剩飯留給下一代。
現在，年輕人在華爾街抗議，因為整個系統都被捆住了手腳。
但是，迪恩試圖讓占領者看到即将發生的變化——就在格林斯伯勒
雷睡眠不足、饑腸辘辘，但他被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所困擾——身邊的一切有一種古怪的熟悉感。
他坐在自由街旁的牆上，聽着附近幾個人的談話，他的腦袋快要爆炸了——他似乎一直身處這個空間，與這些人交談，他完全知道他們要說什麼。
有一次，有人告訴他，如果前往公園中央的舒适站，那裡可以安排淋浴。
在似曾相識的時間軸上，他沖了個澡，生活以一種正常的、令人滿足的方式繼續，仿佛他即将回到溫暖的床上，就像他決定不去華爾街一樣；但事實上，那裡沒法沖澡，突然之間，雷必須面臨這個事實——他正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無家可歸、一文不名。
他退縮到自己的世界裡，不跟人說話，在公園東側附近的台階上，裹着外套和防水大衣睡覺。
一天，雷無意間聽到一群年輕占領者的談話，他們坐在幾英尺外的台階上，談論着他，仿佛他不在那裡。
“他這樣堅持不下去的，”其中一個人說，“他沒有照顧好自己。
”他們說得很對，他的鞋襪在一場暴雨中濕透了，連續幾天都沒有幹。
雷意識到，他無法以一顆衛星般的獨立自我在這裡生存。
他必須毫無保留地成為集體的一部分，這是他一生中從未做過的事情。
他自願參加了新成立的衛生工作組。
為了在天黑後保持溫暖，他每天晚上都花一部分時間擦洗小路和人行道。
另一個占領者看到雷在工作，給了他一個睡袋和一塊防水布。
他開始交到朋友：肖恩是來自布朗克斯的愛爾蘭移民，他上夜班，負責在鋼材上噴塗阻燃劑，白天則來到祖科蒂；還有一個無家可歸的代課老師，擁有物理學學位；克裡斯則是一位來自佛羅裡達州塔彭斯普林斯的流浪者，他在YouTube上看到警察噴胡椒噴霧的視頻，感到怒不可遏，于是一路逃票搭火車來到曼哈頓，前來捍衛女性的尊嚴。
雷發現了一個标語，上面寫着“立刻禁止水力壓裂法”。
在做完自己的工作後，他花了幾天時間，在公園南側的人行道上與陌生人交談。
這有點像一種表演，他發現自己内心有一個聲音，可以大聲說出一切。
他定期發推文，在西雅圖時，他的賬号有幾十個關注者，現在突然增長到了超過一千個。
10月8日：這裡有一些集體生活的元素。
盡管它完全超出了我的舒适度底線，可真是很棒的體驗。
10月22日：令我驚訝的是，我有了一位守護天使。
毫不意外的是，他是一個來自布朗克斯、講話柔和、工作努力的愛爾蘭人。
10月23日：尊敬的弗格森先生。
我已經在紐約生活了兩個多星期。
它沒有尿味。
10月27日：我不斷看到有人提及，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有“可怕的警察虐待”。
我已經在這裡兩周多了，從沒看到過這種事，也沒怎麼聽說過。
11月13日：我在西雅圖的舊公寓裡住了近十年，幾乎不認識另外兩個租戶……我在自由廣場住了一個多月，會定期與許多鄰居交談，并結交了許多新朋友。
因此，在一個雨夜，當他睡覺時行李袋被偷走，水滲進卷起的篷布、浸透他的睡袋，他都沒有驚慌。
第二天早上，當衛生工作組的熱心成員在清理被水浸泡的東西時拿走了他的背包（裡面裝着移動硬盤），讓雷全身上下隻剩下正穿着的衣服，他也保持了冷靜。
他求助于新朋友，拿到一個幹燥的睡袋。
到那時，他已經成為占領運動的一部分。
自由廣場就是他的家。
10月12日星期三，彭博市長和紐約市警察局宣布，公園将在周五清場，以進行清潔。
周邊住戶抱怨着公園西端一刻不停的鼓聲，公園裡的狼藉模樣，以及随地大小便的報告。
内莉妮曾花費很多時間來試圖讓鼓手圈休息一陣子。
她參加當地社區委員會的會議，聽取了投訴，并試圖達成一項協議，将擊鼓時間限制為每天兩個小時。
但是，當市政府宣布這一消息，她和其他占領者都認為這是一個幌子，真實目的是終結這場運動。
他們通過社交媒體發出警報，整個城市的支持者通過電話和Facebook帖子轟炸了民選官員。
到星期四晚上，成千上萬的人仿佛空降到公園，一起阻止警察清場。
祖科蒂前所未有的擁擠——即使是那些對占領運動曾經持懷疑态度的人，那些讨厭鼓手圈的人，那些不喜歡運動人士的陳詞濫調的人，也都來到了這裡，因為他們相信有某種重要的東西——某種屬于他們所有人的東西——正在遭受威脅。
原則上來說（盡管原則仍然模糊不清），占領運動中沒有人會與市長辦公室對話。
因此，内莉妮的老闆比爾在幕後與副市長努力談判，好保持公園開放。
内莉妮那天深夜回家睡了一個小時，因為祖科蒂太擁擠了。
當她在淩晨5點回來時，占領者已經醒了。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内，祖科蒂再次人滿為患；到了6點，從百老彙到特尼地餐廳的每英尺花崗岩上都擠滿了人。
當内莉妮的電話響起，天還黑着。
“我們赢了。
”她的老闆說。
“什麼？” “沒人能踢走我們了。
讓貝卡趕快接電話。
” 内莉妮的朋友貝卡正站在百老彙大道階梯的頂端。
比爾給她的手機發了一條消息，内莉妮開始将它讀給人群聽。
“昨天深夜！”她等待着人群麥克風以三波浪潮重複她的話語，将消息從東側傳到西側。
“我們收到了祖科蒂公園業主的通知！布魯克菲爾德物産公司！他們推遲了清潔！”第一波浪潮還沒将消息傳遍整個公園，歡呼聲就響了起來，持續整整一分鐘。
成千上萬隻手舉起成千上萬隻手指，揮動着，以無政府主義者的非言語方式表達支持。
内莉妮再次開口：“原因是！是因為！他們相信可以與我們達成協議！但同時！也因為我們這裡有很多人！” 在那之後，她幾乎回憶不起來，自己一生中最戲劇性的時刻究竟發生了什麼，因為一切是如此超現實。
她的朋友麥克斯說：“拍成電影的話，這可是個精彩時刻。
” “你可真是煞風景。
”内莉妮說。
“我想知道誰會扮演你。
” 占領開始時，凱文·摩爾在銀行的同事不屑一顧。
辦公室裡的一個人說：“警察應該掏出他媽的警棍闖進去。
”但是在中城結束工作後（華爾街的大部分公司不再在華爾街上），凱文來到公園觀察了一番，好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後他不斷回到那裡。
他喜歡公園的奇觀：百老彙大道上自由流動的對話。
祖科蒂的場景令他想起80年代的紐約，當時他正在上私立學校，聽着Run-DMC[Run-DMC，來自紐約皇後區的說唱組合。
]，會去時代廣場圍觀三張撲克牌的騙術和警察的突襲——當時的紐約更狂野、更刺耳。
公園裡的占領運動給警察部隊和附近地區帶來很大的壓力；如果隻是坐在那裡，很快就會變得無聊。
他們必須找出另外的方法，讓議題保持在聚光燈下。
但是他很高興有人在呼籲關注這些問題。
對其中一些問題，他有一手經驗。
關于占領運動，也有凱文不喜歡的一面。
抗議者需要一名市場總監；他認為他們應該談論百分之零點一，因為他也是百分之一的一部分，而他對政客沒有控制權。
他還不喜歡某些抗議者妖魔化金融行業的所有從業者，就像他在銀行的同事妖魔化公園裡的所有人一樣。
這就像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雞同鴨講。
有一次，在去倫敦旅行時，凱文看到一些占領運動的參與者闖入了一家公司的大門，他們以為那是一家投資公司，但搞錯了建築——那其實是一家普通銀行支行，而他們的雪球砸中了辦公室工作人員。
凱文很清楚華爾街的罪行，但抗議者的尖酸刻薄令他感到驚訝。
如果他們想帶來改變，就必須訴諸銀行家本性中較好的那一面。
從曼哈頓下城開始，千變萬化的火焰蔓延到全國和全世界。
幾周之内，就發生了二十五、五十乃至一百場占領。
運動的口号——“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很簡單也足夠廣泛，能夠涵蓋許多不同的不滿和渴望。
它成為社交網絡平台Tumblr上一個博客的名字，這個博客通過讀者發送的快照收集了數百張面孔，其中一些打了馬賽克，或是用一張紙遮掩了一半，紙上寫着匿名聲明，舉在照相機前。
黑暗中出現一張臉： 為了成功，我做了他們告訴我的一切。
我拿到了全A的成績和獎學金。
我上大學，并獲得了學位。
現在我深陷學費貸款，找不到工作。
我的房門上貼着驅逐通知，我無處可去。
我的銀行裡隻有四十二美元。
我是那百分之九十九！ 一個女人模糊的面孔正透過紙張望出來： 我今年三十七歲，在管理崗位上每小時掙八美元。
我們的助理經理和總經理月薪上萬，他們什麼也不做，每天隻是談論雇員和客戶。
我連十分鐘的休息時間都沒有，也沒有三十分鐘的用餐時間。
在付清 保險 聯邦稅 州稅 社會保險費 醫療保險 之後，我工作賺來的錢隻夠去工作的油錢。
我很生氣！ 這些濃縮的、個人化的故事有數十人讀到，它們承擔的道德力量等效于來自大蕭條時期的文獻研究，或是斯坦貝克的小說。
它們解釋了為什麼占領華爾街會風靡一時。
在媒體上，“收入不平等”一詞的使用次數增加了五倍，奧巴馬總統就這一問題發表了演講，談論了百分之一。
每個名人和公衆人物都對占領發表了看法。
柯林·鮑威爾表達了謹慎的同情，他回憶起早年間父母在南布朗克斯時總能找到工作。
羅伯特·魯賓談到了實際工資中位數連續下降的三十年（90年代末期除外）：“我們的經濟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們已經發現了對此真正至關重要的問題。
”彼得·蒂爾告訴一位采訪者：“在現代世界的曆史中，不平等隻能通過共産主義革命、戰争或通貨緊縮的經濟崩潰來終結。
這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今天，三者中究竟哪一種會發生，抑或是否還有第四種出路？”正在競選參議員的伊麗莎白·沃倫說：“我為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提供了大部分知識儲備。
”正在競選總統的紐特·金裡奇在哈佛大學對占領抗議者嗤之以鼻，随後，他在艾奧瓦州家庭價值觀論壇上對觀衆說：“所有這些占領運動的前提，都是我們欠他們一切。
他們占領了一個公園卻不付費，他們去附近使用洗手間卻不給錢，他們向自己不願意付錢的地方乞求食物，他們阻礙那些打算去上班的人，而恰恰是那些人在交稅維持洗手間和公園的運轉。
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自以為是地宣稱，他們是美德的典範，我們欠他們一切。
瞧瞧吧，這很好地說明了，左派已經讓這個國家的道德體系崩塌到了什麼程度，以及我們為什麼要重申如此簡單的話，那就是對他們說：‘洗個澡，趕快去找工作。
’”當被征詢意見時，安德魯·布萊巴特回答說：“這取決于你是在談論占領華爾街的糞便角度、公開手淫角度、強奸角度還是猥亵角度。
我們的報道涵蓋所有馬戲團表演。
”他在電影《撕下占領的面具》（OccupyUnmasked）中擔任旁白，那是他去世前完成的最後一個項目，在他去世後發行。
Jay-Z開始推銷自家洛卡薇爾牌的“占領所有街道”系列T恤，但後來，他在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攻擊中為屬于百分之一的企業家辯護。
“那些是自由企業，”Jay-Z說，“是美國的基礎。
” 整個10月，占領四處開花。
占領揚斯敦吸引了一些“拯救我們的河谷”運動的參與者，這項運動曾在70年代後期嘗試阻止鋼鐵廠關門。
10月15日，七百人穿過格林斯伯勒市中心，越過位于伍爾沃斯舊樓的銀行和民權博物館，前往節日公園。
迪恩·普萊斯就是其中之一。
他參加了占領格林斯伯勒的計劃會議，并在遊行後與年輕人交談；這些年輕人在公園旁邊的基督教青年會停車場内搭帳篷，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意大利面。
他們向迪恩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低薪工作，沒有醫療保險，巨額學費貸款。
這令迪恩很生氣，他認為那些出生在50到60年代的人擁有了一切，卻什麼也不做，隻是坐在餐桌旁吃飽喝足，然後将殘羹剩飯留給下一代。
現在，年輕人在華爾街抗議，因為整個系統都被捆住了手腳。
但是，迪恩試圖讓占領者看到即将發生的變化——就在格林斯伯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