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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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一詞幾乎被禁止，但她正在成為一個領導者。
她的老闆決定讓她全職在占領運動中工作。
即使她不再睡在公園，她每晚也隻能在家待兩三個小時，但腎上腺素和數不清的要做的事情令她瘋狂運轉。
她的曝光度引起一些右翼網站的注意，他們大肆宣傳内莉妮與工作家庭黨的隸屬關系，以證明整個事情是由ACORN秘密控制的，是那個已經關門大吉的共産主義組織暗暗資助了這個黨派。
10月2日，星期日晚上，内莉妮和其他七百人在布魯克林大橋上被捕後的第二天，她接到了在占領運動中認識的新朋友麥克斯的電話。
周一早晨，華盛頓會有一場會議，由活動家範·瓊斯的“重建夢想”（RebuildtheDream）組織舉辦，這是左翼給茶黨的回應。
麥克斯為這個組織工作，瓊斯讓他從占領運動中選一個人來演講，但他們原本的人選被發現相信全球陰謀論和蜥蜴人[一種流行的陰謀論，認為世界各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其實都是嗜血食肉、會變形的外星生物蜥蜴人，他們的終極目标就是奴役人類。
]，所以在最後一刻，他們得換掉他。
内莉妮能搭火車來華盛頓嗎？她于淩晨4點30分抵達賓夕法尼亞車站，但她的信用卡無法使用，因此她打電話給麥克斯；麥克斯一文不名，他打電話給他在重建夢想的老闆；老闆幫内莉妮買了一張機票，因為火車已經太晚了。
到了華盛頓，她從出租車上下來，沖進會議，登上講台，開始講話時仍上氣不接下氣。
“我去那裡時，并沒有意識到這會改變我的生活，”她竭盡全力夠到講台上的麥克風，将過去兩個半星期裡令人難以置信的興奮化為言語，“我一開始睡在硬紙闆上。
我推動勞工和社區組織過來觀察，究竟在發生什麼。
很多人問過，我們有什麼訴求。
我們不需要訴求。
如果我們從華爾街要求什麼，那就是在告訴他們，他們手裡有權力。
而我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我們有很多人。
” 内莉妮開始認為，占領華爾街是一場革命的開始。
這個公園是一個小小的矩形，鋪有花崗岩，裡面有五十五棵刺槐，樹立在摩天大樓的陰影下。
西端面對着“歸零地”的巨大建築工地，在那裡，一圈鼓手擊出狂野的、無法停止的節拍，給占領者帶來腎上腺素，讓周邊居民心煩意亂。
鼓手區被稱為“貧民窟”，由頑固的無政府主義者和長期無家可歸的人組成，他們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任何闖入者都會感到自己不受歡迎。
警察禁止了帳篷，因此通宵占領者給冰冷的花崗岩鋪上篷布，躺在上面。
公園中心到處都是緻力于運動自我組織的各種樞紐：在廚房篷布區，人們露天準備食物，分發給所有排隊的人；在舒适站，占領者可以獲得捐贈的濕紙巾、盥洗用品和衣物；在回收站，人們會将食物垃圾堆肥，輪流踩踏一輛固定的自行車，為電池制造動力；在圖書館，桌子上高高地堆放了數千冊書；在露天工作室，電腦和攝像頭每天二十四小時直播占領運動的現場情況。
公園東側，沿着百老彙大道旁的寬闊人行道，在名為“生活樂趣”的紅色鋼制雕塑下面，占領者與公衆交彙融合。
示威者站成一排，展示着标語牌，仿佛販賣小商品的小販；遊客、路人和午休時間的上班族會在這裡駐足、拍照、聊天、争論。
一名老婦坐在椅子上，大聲朗讀哈特·克萊恩的詩歌《橋》。
另一位婦女日複一日地沉默站立，舉着一本有關奧巴馬總統的書《自信人》（ConfidenceMen）。
一位穿着運動外套、戴着高爾夫球帽的老人舉着牌子，上面寫着：“支持：受管制的資本主義。
反對：荒唐的不平等。
需要：大規模的工作計劃。
”一名戴着安全帽的工會電工的标語則寫着：“占領華爾街。
為了你的孩子。
”一個穿着藍色護士服的女人舉着的是：“此人因華爾街的貪婪而感到惡心。
信任已被打破。
”一個穿着牛仔褲的年輕女子則是：“我的未來去了哪裡？貪婪奪走了它。
”還有“我們在這裡”“我們不明白”“習慣這場運動”以及“有什麼東西不對勁”。
所有人不是舉着牌子，就是在拍照。
人群密集，談話聲重疊在一起：“……這是摧毀世界各地中産階級的努力的一部分……”“目标是讓所有人幫助确定目标是什麼……”“格拉斯－斯蒂格爾是何時制定的？” 兩個友人站在人行道上，他們是三十七歲的希拉·莫斯和二十七歲的馬紮爾·本·莫什。
希拉有助産士學位，但沒有工作，馬紮爾則正在學習社會工作。
希拉早上5點30分就到了公園——她一輩子都在等待這一刻。
馬紮爾在2008年曾義務為奧巴馬助選，在他當選時興奮不已，但此後她就消失了，甚至在2010年都沒出來投票。
現在她感到滿心羞愧，想要站出來。
幾個戴着安全帽的家夥正從世界貿易中心4号的建築工作中午休，他們走過這裡，看了看标語牌。
其中一個名叫邁克的工人向示威者敬了個禮。
他說：“對我們來說，工作已經不複存在——我們有時一整年都沒有工作。
”“都是因為他們。
”——他向金融區的狹窄峽谷擺了擺手，“那些人正在阻礙我們前進。
銀行，政府，任何控制金錢的人。
” 兩名中年男子駐足在希拉面前，開始用濃重的俄羅斯口音與她争吵。
“古巴、朝鮮、委内瑞拉，你所做的事情最終将通往那裡。
”第一個俄羅斯人說。
“我妻子是助産士——她有工作。
”第二個人說。
“恭喜，那太好了。
”希拉說。
“你也可以找到工作。
” “我很希望能有工作。
但我找不到。
” “你這是浪費時間。
去找找工作吧，把時間花在那上頭。
” “最重要的是：去朝鮮吧。
”第一個俄羅斯人說，“那裡才是你的歸宿。
” 一位一直在旁聽對話的戴着棒球帽的四十歲男子對第一位俄羅斯人說：“俄羅斯有寡頭。
你有沒有看到，這跟她所說的有什麼聯系？” “那是政府的問題，不是銀行的問題。
” 第二個俄羅斯人開始抱怨祖科蒂的占領者。
“他們在公園裡抽煙！這是非法的。
他們覺得自己高人一等。
” 希拉說：“請問以下觀點是否正确：對這個國家的每個人來說，一切都是絕對公平的。
” “正确。
”第二個俄羅斯人說。
一群人齊聲回答：“錯誤！” 雷·卡切爾人生的前五十三年一直生活在西雅圖周邊方圓數英裡的範圍内，他出生在那裡。
他在計算機領域自學成才。
1984年，他購買了第一台蘋果電腦，型号是512K；他從西雅圖中央社區學院辍學，被一家公司雇用，那家公司的業務是将印刷材料轉換為數字記錄。
晚上，他會在俱樂部度過，在拖船貝爾鎮酒吧當DJ，拿歐陸節拍風格和無帽樂團[歐陸節拍是一種80年代興起的舞曲風格。
無帽樂團是加拿大著名電子樂隊。
]、普林斯的歌打碟。
周一晚上，他還會在一支名為五面碰撞的樂隊中演奏合成器和鼓機；當主唱确定她喜歡女人後，樂隊散夥了。
名人會去那裡抽可卡因——艾爾頓·約翰被人看到了至少一次——雷也吸了幾個月，用販毒來賺錢花在愛好上。
但最後，他發現自己不喜歡吸毒的感覺，就洗手不幹了。
80年代中後期，俱樂部不再有人氣，雷也丢掉了他白天的工作。
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他靠西雅圖科技行業的利潤過着不錯的生活。
他跟上了音頻和視頻制作的發展，成了一名編輯在線内容的自由職業者。
在科技行業的工作之間，他也曾在父母的清潔公司工作過。
他将錢花在了一些娛樂上，例如小釀酒廠的啤酒，還有龐大的DVD收藏。
他最喜歡的電影是《潛行者》，這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1979年拍攝的科幻電影。
“三個人在樹林裡遊蕩——在視覺和聽覺上都非常非常詭異。
”雷說，“塔可夫斯基以令人痛苦的長鏡頭著稱，他會創造一個令人不舒服的環境，卻讓人說不清楚為什麼。
” 雷獨自住在一室一廳的公寓裡。
他是一個不起眼的人——身材矮小，頭發剪得很短，衣衫單調，舉止溫和。
父母去世後，他成了隐士，幾乎沒有朋友。
話說回來，許多科技行業人士都不喜歡社交。
信息經濟雇用了數百萬技術娴熟、文化開明的自由職業怪人。
隻要新經濟為他留出空間，雷就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當經濟衰退來臨時，西雅圖的科技工作開始枯竭。
在他的一個主要客戶（一家雇用他進行DVD定制的公司）的老闆去世後，雷發現不再有人聯系他提供其他工作。
他削減開支，戒了啤酒。
2010年底，他從亞馬遜訂購了一個綠色的蘋果形U盤，裡面有甲殼蟲樂隊的全部專輯。
就在它即将發貨之時，他取消了訂單。
“那時，我開始意識到，花兩百五十美元買東西并不是一個好主意。
”他說，“我很高興自己做出了這個決定，因為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喜歡立體聲混音。
” 2011年3月，雷感到口幹舌燥。
他焦慮難耐，幾乎食不下咽。
他意識到自己的積蓄即将耗盡。
他可以靠當咖啡師或送貨司機活下去，但他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整天跟客戶聊天，也好幾年沒開車了。
他申請了能找到的所有技術職位，隻有一家評估網絡搜索結果的公司Leapforce伸出了橄榄枝。
雷以“在家獨立職員”的身份簽了合同，以每小時十三美元的薪酬在他的蘋果電腦上工作，但他的工作時間幾乎立刻就縮減到每天二十或三十分鐘。
那是他的最後一份工作。
這個夏天，雷在eBay上出售他的計算機設備，就像一個飽受幹旱折磨的農民開始吃玉米種子：首先是MacBookAir，然後是iPad，然後是iMac。
在給超過一千部電影的DVD收藏做了電子拷貝之後，他找到了買家。
雷賣掉的最後一件東西，是蘋果最先進的編輯軟件套裝FinalCutPro的副本。
“我當時希望，如果能保住它，如果能找到另一個項目，我還能用别人的電腦工作。
但那沒有發生。
”這些交易給他帶來了大約兩千五百美元。
9月份，他開始付不起房租。
他想，唯一比無家可歸更糟糕的，是在自己的家鄉無家可歸。
雷從2009年開始發推，将其作為一種擴大社交範圍的方式。
在推特上，他遇到了許多處于同樣絕望境地的人：失業、面臨貧困。
9月的最後幾天，當他正準備搬出公寓，他在推特上了解到，曼哈頓下城正在爆發一場騷動。
讓占領華爾街的示威者憤怒的，正是雷從自己的生活中認識到的事情：在這個不公正的系統裡，有錢有權的人榨幹了中産階級的生活。
長期以來，他一直對銀行、石油公司和不納稅的大型公司持批評态度。
他格外關注水力壓裂法[開采頁岩氣的一種方法，用水壓将岩石層壓裂，從而釋放出其中的天然氣或石油。
反對者擔憂這項技術會污染水源，威脅當地生态環境和居民健康。
]。
他還是雷切爾·瑪多的狂熱粉絲——他熱愛她的機智和随和——而且，她開始在她的有線新聞節目中談論“占領華爾街”。
雷在出售FinalCutPro副本時拿到了四百五十美元。
有兩百五十美元，你就可以搭乘灰狗長途抵達美國任何地方。
他從來沒有到過比達拉斯更往東的地方，但紐約如此密集和多元，充滿了各種想法和賺錢途徑，如果他能夠學會在那裡生存，那麼他肯定能找到立足之地。
9月的最後一個夜晚，他在入睡前對自己說：“噢，這簡直是瘋了，你不能那樣做。
”早上醒來時，他有了一個清晰的念頭：“這正是我要做的事情。
” 雷沒有把這個計劃告訴他為數不多的朋友。
但是在10月3日晚上，他在自己的Wordpress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給任何可能讀到的人：“即将登上前往紐約市的巴士。
不知道我是否還會回到西雅圖……我有過慌張的時刻，詢問自己是否徹底失去了理智。
那完全有可能。
但是那些時刻轉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我對冒險的期待，我已準備好出發。
”他放棄了剩餘的大部分财産。
他帶着一個小旅行袋和一個背包上路，裡面裝的東西不多，隻有幾件換洗衣服，一個存着幾部電影的移動硬盤，還有一個不算智能的手機，内存僅夠發送和加載推文。
巴士在午夜離開。
10月6日淩晨5點，雷抵達了曼哈頓中城的港口管理局巴士總站。
早上10點，他已經來到占領區。
刺槐樹上的葉子仍然碧綠。
公園裡到處都是一群群舉着标語牌的人，還有鼓手、廚房工人、舉行
她的老闆決定讓她全職在占領運動中工作。
即使她不再睡在公園，她每晚也隻能在家待兩三個小時，但腎上腺素和數不清的要做的事情令她瘋狂運轉。
她的曝光度引起一些右翼網站的注意，他們大肆宣傳内莉妮與工作家庭黨的隸屬關系，以證明整個事情是由ACORN秘密控制的，是那個已經關門大吉的共産主義組織暗暗資助了這個黨派。
10月2日，星期日晚上，内莉妮和其他七百人在布魯克林大橋上被捕後的第二天，她接到了在占領運動中認識的新朋友麥克斯的電話。
周一早晨，華盛頓會有一場會議，由活動家範·瓊斯的“重建夢想”（RebuildtheDream）組織舉辦，這是左翼給茶黨的回應。
麥克斯為這個組織工作，瓊斯讓他從占領運動中選一個人來演講，但他們原本的人選被發現相信全球陰謀論和蜥蜴人[一種流行的陰謀論，認為世界各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其實都是嗜血食肉、會變形的外星生物蜥蜴人，他們的終極目标就是奴役人類。
]，所以在最後一刻，他們得換掉他。
内莉妮能搭火車來華盛頓嗎？她于淩晨4點30分抵達賓夕法尼亞車站，但她的信用卡無法使用，因此她打電話給麥克斯；麥克斯一文不名，他打電話給他在重建夢想的老闆；老闆幫内莉妮買了一張機票，因為火車已經太晚了。
到了華盛頓，她從出租車上下來，沖進會議，登上講台，開始講話時仍上氣不接下氣。
“我去那裡時，并沒有意識到這會改變我的生活，”她竭盡全力夠到講台上的麥克風，将過去兩個半星期裡令人難以置信的興奮化為言語，“我一開始睡在硬紙闆上。
我推動勞工和社區組織過來觀察，究竟在發生什麼。
很多人問過，我們有什麼訴求。
我們不需要訴求。
如果我們從華爾街要求什麼，那就是在告訴他們，他們手裡有權力。
而我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我們有很多人。
” 内莉妮開始認為，占領華爾街是一場革命的開始。
這個公園是一個小小的矩形，鋪有花崗岩，裡面有五十五棵刺槐，樹立在摩天大樓的陰影下。
西端面對着“歸零地”的巨大建築工地，在那裡，一圈鼓手擊出狂野的、無法停止的節拍，給占領者帶來腎上腺素，讓周邊居民心煩意亂。
鼓手區被稱為“貧民窟”，由頑固的無政府主義者和長期無家可歸的人組成，他們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任何闖入者都會感到自己不受歡迎。
警察禁止了帳篷，因此通宵占領者給冰冷的花崗岩鋪上篷布，躺在上面。
公園中心到處都是緻力于運動自我組織的各種樞紐：在廚房篷布區，人們露天準備食物，分發給所有排隊的人；在舒适站，占領者可以獲得捐贈的濕紙巾、盥洗用品和衣物；在回收站，人們會将食物垃圾堆肥，輪流踩踏一輛固定的自行車，為電池制造動力；在圖書館，桌子上高高地堆放了數千冊書；在露天工作室，電腦和攝像頭每天二十四小時直播占領運動的現場情況。
公園東側，沿着百老彙大道旁的寬闊人行道，在名為“生活樂趣”的紅色鋼制雕塑下面，占領者與公衆交彙融合。
示威者站成一排，展示着标語牌，仿佛販賣小商品的小販；遊客、路人和午休時間的上班族會在這裡駐足、拍照、聊天、争論。
一名老婦坐在椅子上，大聲朗讀哈特·克萊恩的詩歌《橋》。
另一位婦女日複一日地沉默站立，舉着一本有關奧巴馬總統的書《自信人》（ConfidenceMen）。
一位穿着運動外套、戴着高爾夫球帽的老人舉着牌子，上面寫着：“支持：受管制的資本主義。
反對：荒唐的不平等。
需要：大規模的工作計劃。
”一名戴着安全帽的工會電工的标語則寫着：“占領華爾街。
為了你的孩子。
”一個穿着藍色護士服的女人舉着的是：“此人因華爾街的貪婪而感到惡心。
信任已被打破。
”一個穿着牛仔褲的年輕女子則是：“我的未來去了哪裡？貪婪奪走了它。
”還有“我們在這裡”“我們不明白”“習慣這場運動”以及“有什麼東西不對勁”。
所有人不是舉着牌子，就是在拍照。
人群密集，談話聲重疊在一起：“……這是摧毀世界各地中産階級的努力的一部分……”“目标是讓所有人幫助确定目标是什麼……”“格拉斯－斯蒂格爾是何時制定的？” 兩個友人站在人行道上，他們是三十七歲的希拉·莫斯和二十七歲的馬紮爾·本·莫什。
希拉有助産士學位，但沒有工作，馬紮爾則正在學習社會工作。
希拉早上5點30分就到了公園——她一輩子都在等待這一刻。
馬紮爾在2008年曾義務為奧巴馬助選，在他當選時興奮不已，但此後她就消失了，甚至在2010年都沒出來投票。
現在她感到滿心羞愧，想要站出來。
幾個戴着安全帽的家夥正從世界貿易中心4号的建築工作中午休，他們走過這裡，看了看标語牌。
其中一個名叫邁克的工人向示威者敬了個禮。
他說：“對我們來說，工作已經不複存在——我們有時一整年都沒有工作。
”“都是因為他們。
”——他向金融區的狹窄峽谷擺了擺手，“那些人正在阻礙我們前進。
銀行，政府，任何控制金錢的人。
” 兩名中年男子駐足在希拉面前，開始用濃重的俄羅斯口音與她争吵。
“古巴、朝鮮、委内瑞拉，你所做的事情最終将通往那裡。
”第一個俄羅斯人說。
“我妻子是助産士——她有工作。
”第二個人說。
“恭喜，那太好了。
”希拉說。
“你也可以找到工作。
” “我很希望能有工作。
但我找不到。
” “你這是浪費時間。
去找找工作吧，把時間花在那上頭。
” “最重要的是：去朝鮮吧。
”第一個俄羅斯人說，“那裡才是你的歸宿。
” 一位一直在旁聽對話的戴着棒球帽的四十歲男子對第一位俄羅斯人說：“俄羅斯有寡頭。
你有沒有看到，這跟她所說的有什麼聯系？” “那是政府的問題，不是銀行的問題。
” 第二個俄羅斯人開始抱怨祖科蒂的占領者。
“他們在公園裡抽煙！這是非法的。
他們覺得自己高人一等。
” 希拉說：“請問以下觀點是否正确：對這個國家的每個人來說，一切都是絕對公平的。
” “正确。
”第二個俄羅斯人說。
一群人齊聲回答：“錯誤！” 雷·卡切爾人生的前五十三年一直生活在西雅圖周邊方圓數英裡的範圍内，他出生在那裡。
他在計算機領域自學成才。
1984年，他購買了第一台蘋果電腦，型号是512K；他從西雅圖中央社區學院辍學，被一家公司雇用，那家公司的業務是将印刷材料轉換為數字記錄。
晚上，他會在俱樂部度過，在拖船貝爾鎮酒吧當DJ，拿歐陸節拍風格和無帽樂團[歐陸節拍是一種80年代興起的舞曲風格。
無帽樂團是加拿大著名電子樂隊。
]、普林斯的歌打碟。
周一晚上，他還會在一支名為五面碰撞的樂隊中演奏合成器和鼓機；當主唱确定她喜歡女人後，樂隊散夥了。
名人會去那裡抽可卡因——艾爾頓·約翰被人看到了至少一次——雷也吸了幾個月，用販毒來賺錢花在愛好上。
但最後，他發現自己不喜歡吸毒的感覺，就洗手不幹了。
80年代中後期，俱樂部不再有人氣，雷也丢掉了他白天的工作。
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他靠西雅圖科技行業的利潤過着不錯的生活。
他跟上了音頻和視頻制作的發展，成了一名編輯在線内容的自由職業者。
在科技行業的工作之間，他也曾在父母的清潔公司工作過。
他将錢花在了一些娛樂上，例如小釀酒廠的啤酒，還有龐大的DVD收藏。
他最喜歡的電影是《潛行者》，這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1979年拍攝的科幻電影。
“三個人在樹林裡遊蕩——在視覺和聽覺上都非常非常詭異。
”雷說，“塔可夫斯基以令人痛苦的長鏡頭著稱，他會創造一個令人不舒服的環境，卻讓人說不清楚為什麼。
” 雷獨自住在一室一廳的公寓裡。
他是一個不起眼的人——身材矮小，頭發剪得很短，衣衫單調，舉止溫和。
父母去世後，他成了隐士，幾乎沒有朋友。
話說回來，許多科技行業人士都不喜歡社交。
信息經濟雇用了數百萬技術娴熟、文化開明的自由職業怪人。
隻要新經濟為他留出空間，雷就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當經濟衰退來臨時，西雅圖的科技工作開始枯竭。
在他的一個主要客戶（一家雇用他進行DVD定制的公司）的老闆去世後，雷發現不再有人聯系他提供其他工作。
他削減開支，戒了啤酒。
2010年底，他從亞馬遜訂購了一個綠色的蘋果形U盤，裡面有甲殼蟲樂隊的全部專輯。
就在它即将發貨之時，他取消了訂單。
“那時，我開始意識到，花兩百五十美元買東西并不是一個好主意。
”他說，“我很高興自己做出了這個決定，因為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喜歡立體聲混音。
” 2011年3月，雷感到口幹舌燥。
他焦慮難耐，幾乎食不下咽。
他意識到自己的積蓄即将耗盡。
他可以靠當咖啡師或送貨司機活下去，但他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整天跟客戶聊天，也好幾年沒開車了。
他申請了能找到的所有技術職位，隻有一家評估網絡搜索結果的公司Leapforce伸出了橄榄枝。
雷以“在家獨立職員”的身份簽了合同，以每小時十三美元的薪酬在他的蘋果電腦上工作，但他的工作時間幾乎立刻就縮減到每天二十或三十分鐘。
那是他的最後一份工作。
這個夏天，雷在eBay上出售他的計算機設備，就像一個飽受幹旱折磨的農民開始吃玉米種子：首先是MacBookAir，然後是iPad，然後是iMac。
在給超過一千部電影的DVD收藏做了電子拷貝之後，他找到了買家。
雷賣掉的最後一件東西，是蘋果最先進的編輯軟件套裝FinalCutPro的副本。
“我當時希望，如果能保住它，如果能找到另一個項目，我還能用别人的電腦工作。
但那沒有發生。
”這些交易給他帶來了大約兩千五百美元。
9月份，他開始付不起房租。
他想，唯一比無家可歸更糟糕的，是在自己的家鄉無家可歸。
雷從2009年開始發推，将其作為一種擴大社交範圍的方式。
在推特上，他遇到了許多處于同樣絕望境地的人：失業、面臨貧困。
9月的最後幾天，當他正準備搬出公寓，他在推特上了解到，曼哈頓下城正在爆發一場騷動。
讓占領華爾街的示威者憤怒的，正是雷從自己的生活中認識到的事情：在這個不公正的系統裡，有錢有權的人榨幹了中産階級的生活。
長期以來，他一直對銀行、石油公司和不納稅的大型公司持批評态度。
他格外關注水力壓裂法[開采頁岩氣的一種方法，用水壓将岩石層壓裂，從而釋放出其中的天然氣或石油。
反對者擔憂這項技術會污染水源，威脅當地生态環境和居民健康。
]。
他還是雷切爾·瑪多的狂熱粉絲——他熱愛她的機智和随和——而且，她開始在她的有線新聞節目中談論“占領華爾街”。
雷在出售FinalCutPro副本時拿到了四百五十美元。
有兩百五十美元，你就可以搭乘灰狗長途抵達美國任何地方。
他從來沒有到過比達拉斯更往東的地方，但紐約如此密集和多元，充滿了各種想法和賺錢途徑，如果他能夠學會在那裡生存，那麼他肯定能找到立足之地。
9月的最後一個夜晚，他在入睡前對自己說：“噢，這簡直是瘋了，你不能那樣做。
”早上醒來時，他有了一個清晰的念頭：“這正是我要做的事情。
” 雷沒有把這個計劃告訴他為數不多的朋友。
但是在10月3日晚上，他在自己的Wordpress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給任何可能讀到的人：“即将登上前往紐約市的巴士。
不知道我是否還會回到西雅圖……我有過慌張的時刻，詢問自己是否徹底失去了理智。
那完全有可能。
但是那些時刻轉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我對冒險的期待，我已準備好出發。
”他放棄了剩餘的大部分财産。
他帶着一個小旅行袋和一個背包上路，裡面裝的東西不多，隻有幾件換洗衣服，一個存着幾部電影的移動硬盤，還有一個不算智能的手機，内存僅夠發送和加載推文。
巴士在午夜離開。
10月6日淩晨5點，雷抵達了曼哈頓中城的港口管理局巴士總站。
早上10點，他已經來到占領區。
刺槐樹上的葉子仍然碧綠。
公園裡到處都是一群群舉着标語牌的人，還有鼓手、廚房工人、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