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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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
他錯過了國内經濟衰退的大部分時間。
不管怎樣，紐約很快就複蘇了——2009年春季，有一小段時間，人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去得起餐館。
華爾街也以超出所有人預期的速度卷土重來。
2010年，凱文拿到另一家歐洲銀行的工作，那家銀行有着安全的資産負債表。
在前十年裡，他賺得還不夠多，沒辦法徹底金盆洗手，于是他又再次投身戰局。
在華爾街，這場金融危機的感覺就像是過了一個減速帶。
内莉妮·斯坦普聽說，2011年9月17日中午，一家加拿大雜志[指社會運動雜志《廣告克星》，隸屬于廣告克星媒體基金會（AdbustersMediaFoundation），一個宣傳環保和反消費主義的加拿大非政府組織。
2011年，雜志網站刊文呼籲美國人民占領華爾街，以抗議政治領袖在解決經濟危機中的糟糕表現。
占領華爾街運動受此文影響而開啟。
]呼籲在華爾街附近采取某種行動——整個Facebook都傳遍了，她還認識其中一位組織者，但當她來到下城區，人們已經離開鮑林格林公園的銅牛雕像，因為警察已将它封鎖。
據說，所有人都沿着百老彙大道向北走了幾個街區，來到一個紅色巨型雕塑下的公園。
它名叫祖科蒂公園——紐約之前幾乎沒人知道它的存在——就在歸零地的特尼地餐廳對面，那裡剛剛建起“9·11”紀念碑。
内莉妮下午三四點鐘到達那裡，發現大約有三百個人——其中包括她的一些朋友——正站在一個巨型紅色鋼梁雕塑旁邊，它像伸開的雙臂，高聳入雲，足有三層樓那麼高。
她和朋友在公園裡轉悠了很長時間，人越來越多。
太酷了。
幫忙組織這次活動的朋友說：“我們将要召開一次大會。
”内莉妮說：“好吧，我想瞧瞧。
” 大會從7點開始，地點在百老彙大道人行道下面的花崗岩台階上。
有人喊着：“麥克風檢查！”其他人則大喊着回應：“麥克風檢查！” “這是什麼意思？”内莉妮問。
她的朋友說：“我們将使用人群麥克風。
” “這是什麼意思？” 不管正在發言的人說什麼，她身旁的人都會盡可能大聲地重複她的話，每次幾個詞；從中心向外圍，經曆兩到三波傳話，最後，人群中的每個人都能聽清發言者在說什麼，不需要用到擴音設備，因為他們沒有許可。
内莉妮認為這也很酷。
它以普通麥克風做不到的方式，将所有人團結在一起。
沒有領導者，隻有經過共識技術培訓的協調人。
大會并不會發布命令。
人們來到公園，是為了對銀行、大公司以及它們對人民的生活和民主所享有的權力表示憤慨。
大會結束後，他們分成了工作組；内莉妮選擇了外展組，因為她已經在思考，他們需要讓工會參與進來，而她認識勞工運動中的許多參與者。
外展組中有六七個人，他們一直聊到将近深夜，突然有人送來幾盒比薩。
每個人都在瘋狂地發推，消息傳到了當地的一個比薩店，它捐出這些比薩。
内莉妮沒有使用推特，也不喜歡整個社交網絡的概念，因為在那裡，人們表現得仿佛那就是現實生活，即使事實并非如此。
她使用Facebook，因為那是與一些朋友交流的唯一方法。
“你在發什麼推文？”内莉妮問。
“占領華爾街。
” 她将不得不開始使用推特。
這有點瘋狂，整件事情都很瘋狂，但是她決定那天晚上不回家。
她不想放棄公園，她想看看早晨會發生什麼。
祖科蒂公園是私人管理的，運動組織者做了研究，發現布魯克菲爾德物産公司必須每天将公園向公衆開放二十四小時。
那天晚上，大約有六十人睡在那裡。
9月，天氣寒冷。
内莉妮在雪松街花壇旁的硬花崗岩路面上鋪了一塊硬紙闆，跟朋友擁睡在上面，試圖在占領的第一天來臨之前眯一小會兒。
她當時二十三歲，是個布魯克林女孩，差兩個學分沒能高中畢業。
她的母親是波多黎各人，在時代華納有線電視公司做客戶服務的工作。
她的父親來自伯利茲，跟四個女人生了四個孩子，并不在她的生活裡。
内莉妮個頭矮小，精力充沛，有大大的嘴巴和焦糖色的皮膚；根據她的心情，她的頭發可能卷曲也可能筆直，可能是黑色也可能是紅褐色。
她喜歡穿緊身衣、短裙和踝靴，喜歡在低圓領上衣外套毛衣。
她抽駱駝香煙，語速飛快，時常發出斷斷續續的嘶啞笑聲。
2011年初，她在右前臂上添了一個文身，是用古荷蘭語寫下的紐約五個行政區的名字，因為她喜歡曆史，也因為她想記住，事情會變化。
當内莉妮還是個小女孩時，她的母親出櫃承認自己是女同性戀；内莉妮的外婆外公一段時間内跟她切斷了聯系。
内莉妮認為，人們不像喜歡異性戀一樣喜歡同性戀，這很奇怪——她的媽媽就是她的媽媽，正常得很。
她媽媽的伴侶曾在史密斯·巴尼[史密斯·巴尼，當時是花旗集團旗下的全球财富管理部門，标志為紅色雨傘。
]工作，1998年，所羅門美邦宣布與花旗集團合并——美國曆史上最大的公司合并案——的那天，也恰好是“帶你的女兒上班日”。
十歲的内莉妮和其他孩子被帶到一個大房間裡，一場新聞發布會剛剛在那裡召開完畢。
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務公司花旗集團的新徽标投影到帶有紅色雨傘标識的屏幕上，桑迪·威爾[桑迪·威爾，美國銀行家，1998至2003年擔任花旗集團首席執行官。
]滿面笑容（他已經跟克林頓談過，知道這場交易唯一的法律障礙《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将被廢除）。
内莉妮不知道合并是什麼意思，但是第二天在學校，她可以對朋友炫耀了：“你們聽說過花旗集團嗎？” 母親的伴侶在“9·11”之前失去工作，然後兩人分手了。
内莉妮和母親最終在斯塔頓島租了房，鄰居都是愛爾蘭和意大利裔家庭。
内莉妮喜歡音樂、戲劇和舞蹈。
小時候，她曾有一個經紀人，出演了幾部電影，并在VH1音樂頻道的節目《DivasLive98》上演奏大提琴——後來，家裡的經濟狀況變得捉襟見肘，她不得不放棄私人課程。
整個表演世界充滿壓力。
你必須擁有正确的體形、正确的發型，并在二十歲出頭時揚名立萬；成功又是什麼意思？跟大唱片公司簽約，發布糟糕的音樂作品？然而，她性格的另一半，即現實的那一半，被工人和鬥争的故事所吸引。
在學校裡，她喜歡閱讀有關大蕭條和羅斯福的内容——那些内容看起來如此真實。
她喜歡在洛克菲勒中心看那張标志性照片——工人坐在高懸于曼哈頓之上的鋼梁上吃午餐，她還細細閱讀了勞工先烈喬·希爾[喬·希爾，美國早期勞工運動參與者，創作大量勞工題材歌曲和漫畫，1914年被指控謀殺，後遭處決，真相未明。
]的長篇自傳。
她一直以為媽媽是工會成員，當終于得知事實并非如此時，她幾乎崩潰了。
自從五年級起，内莉妮就想上拉瓜迪亞表演藝術高中，但當她在這所高中上到高四，她已不再為自己的未來感到興奮。
她缺乏自信，并且陷入抑郁。
學校太大了，教育系統也不關心她，所以她不再去上課。
因為她仍需上暑課，學校不允許她參加畢業典禮，她說：“哎喲，去你的吧。
”然後就不再嘗試拿到文憑，這讓她母親氣得發瘋。
内莉妮并不想成為又一個有色人種辍學者，但學校隻想讓她成為畢業率的一個統計數據。
第二年，她待在家裡讀書，手頭很緊，以至于有一次她應門時，收到一位法警送來的驅逐通知。
她必須找到一份工作，于是，她在勞動家庭黨找到了。
這是一個與工會有關聯的政治組織。
他們在布魯克林市中心有間擁擠不堪的辦公室。
内莉妮的工資是一年三萬美元，負責挨家挨戶為當地選舉中的進步候選人拉票，以及宣傳競選财務改革和帶薪病假等議題。
結果，她成了一個明星宣傳員。
即使人們當着她的面把門關上，她仍能從這些人身上看到人性，也從不氣餒。
她沒有放棄音樂和藝術，但她也想組織起來，腳踏實地，弄髒自己，參與戰鬥。
奧巴馬在2008年競選中橫空出世時，她二十歲。
她覺得有一個黑人當總統會很棒，但她想知道，他究竟是否會像希拉裡一樣進步——他似乎知道如何取悅兩邊。
然後，突然間，仿佛一場民衆運動正在崛起，人們開始關注單一支付者醫保系統[單一支付者醫保系統即負擔所有公民基本醫療費用的醫保系統，由單獨一家公共機構負擔費用，如由聯邦政府出資開設的全民醫保。
]之類的議題；如果奧巴馬是這場運動的起因，她将支持他。
選舉前，華爾街危機襲來，她想：“到此為止了，金融體系即将完蛋。
”她期望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時有嚴格的規管和藍領經濟；但她也不想盲從（畢竟，那時候的美國夢并沒有為像她和她母親這樣的人騰出空間）。
後來，奧巴馬走馬上任，但什麼也沒發生。
取而代之的是，銀行重新開門營業，公司和富人賺了越來越多的錢，而這個國家的其他人苦不堪言。
内莉妮和其他活動家一同搬入貝德－斯圖一座集體住宅裡的一間小卧室，距離馬西之家僅兩個街區。
她在經濟衰退期間為工薪家庭開展宣傳，她開始相信，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為了通過遊說者和其他制度來保護資本，而要改變這一切，唯一方法就是擺脫資本主義。
但是這場鬥争花了太長時間，其間充滿了諸多反複争奪的小型戰役，他們大部分時間在防禦，試圖讓一位揚克斯市議員連任，或是防止紐約市預算被削減。
有太多憤世嫉俗的聲音，但所有發生在起居室和酒吧裡的對社會不公的抱怨，并沒能成為點燃幹柴的火花——直到“9·11”十周年之後的那個周六，一小群人在東邊一個街區開外的地方點燃了一堆火。
連續兩周，内莉妮把睡袋帶去公園。
她在睡袋裡醒來，搭地鐵去上班，趁午休時間帶着在辦公室複印的一摞摞傳單回到市中心，然後又回去工作，下班後回到貝德－斯圖的家裡洗個澡、換件衣服，再回到公園參加晚上的大會；在那裡，其他占領者會告訴她：“你看起來不錯。
”然後她會繼續在公園露宿。
那麼多事情正在發生，她的行動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些在運動中成為她好朋友的人後來告訴她，運動剛開始時，她太繁忙、事情太多，根本沒法好好交談。
一周之内，祖科蒂公園已經有了兩千人。
占領者将其更名為自由廣場，靈感來自開羅的解放廣場。
第二個星期六，他們沿着百老彙大道走向聯合廣場，高呼“整日、整周，占領華爾街！”和“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
内莉妮跳着舞，蹦來蹦去，帶領人們高呼口号，像個情緒高漲的托缽僧。
然後事情變得瘋狂起來，遊行者堵塞交通，警察逮捕數十人，她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她的朋友被拖走，她突然哭了起來。
一名穿着白襯衣的軍官把胡椒噴霧噴在四個女性遊行者臉上；内莉妮和其他一些人意識到，就在他們繼續遊行時，這段視頻正在YouTube上瘋狂傳播，他們立刻趕回公園，舉行了一場簡短的新聞發布會。
她對着面前的一排排攝像機說：“我們在這裡是非暴力的。
”那天晚上，她的媽媽剛好在紐約一台看到了她，于是給她打了電話。
“我看到你在那兒了——你在幹什麼？” “媽媽，我來這裡已經一個星期了。
” 公園、視頻和宣傳融為一體，突然之間，媒體開始對占領華爾街如癡如狂，這場運動的名字傳遍博客和推特。
歌手、演員和學者開始出沒在祖科蒂公園，盡管沒人确切知道，這場運動究竟關于什麼——因為占領運動跟随無政府主義實踐的“平面”路線，所以沒有命令，沒有結構，沒有領導者。
公園的訪客無法忽視空氣中的火花，有些東西廣為人知，卻被長期掩埋，或分散在各處；如今，它們在這世界中自發地爆發開來，以這種混亂但有上千人參與的形式聚集在一處。
内莉妮的上司比爾知道她參與其中。
有一天，他問她：“你參加了占領運動，對嗎？它到底是什麼？” 她告訴他，這是最酷的事情，是一場運動，它真真切切地在發生，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其中：各種各樣的人，而不僅僅是運動人士。
“工會希望組織一次遊行，來展示團結支持。
”比爾說，但他們也對占領究竟是什麼或可能變成什麼有所疑慮。
“這麼做可以嗎？”内莉妮答應幫忙組織一場團結遊行，與數千名工會成員和學生一起前往弗利廣場。
她成為占領者與外界團體之間的聯絡人。
“領
他錯過了國内經濟衰退的大部分時間。
不管怎樣，紐約很快就複蘇了——2009年春季，有一小段時間，人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去得起餐館。
華爾街也以超出所有人預期的速度卷土重來。
2010年，凱文拿到另一家歐洲銀行的工作，那家銀行有着安全的資産負債表。
在前十年裡，他賺得還不夠多，沒辦法徹底金盆洗手，于是他又再次投身戰局。
在華爾街，這場金融危機的感覺就像是過了一個減速帶。
内莉妮·斯坦普聽說，2011年9月17日中午，一家加拿大雜志[指社會運動雜志《廣告克星》，隸屬于廣告克星媒體基金會（AdbustersMediaFoundation），一個宣傳環保和反消費主義的加拿大非政府組織。
2011年，雜志網站刊文呼籲美國人民占領華爾街，以抗議政治領袖在解決經濟危機中的糟糕表現。
占領華爾街運動受此文影響而開啟。
]呼籲在華爾街附近采取某種行動——整個Facebook都傳遍了，她還認識其中一位組織者，但當她來到下城區，人們已經離開鮑林格林公園的銅牛雕像，因為警察已将它封鎖。
據說，所有人都沿着百老彙大道向北走了幾個街區，來到一個紅色巨型雕塑下的公園。
它名叫祖科蒂公園——紐約之前幾乎沒人知道它的存在——就在歸零地的特尼地餐廳對面，那裡剛剛建起“9·11”紀念碑。
内莉妮下午三四點鐘到達那裡，發現大約有三百個人——其中包括她的一些朋友——正站在一個巨型紅色鋼梁雕塑旁邊，它像伸開的雙臂，高聳入雲，足有三層樓那麼高。
她和朋友在公園裡轉悠了很長時間，人越來越多。
太酷了。
幫忙組織這次活動的朋友說：“我們将要召開一次大會。
”内莉妮說：“好吧，我想瞧瞧。
” 大會從7點開始，地點在百老彙大道人行道下面的花崗岩台階上。
有人喊着：“麥克風檢查！”其他人則大喊着回應：“麥克風檢查！” “這是什麼意思？”内莉妮問。
她的朋友說：“我們将使用人群麥克風。
” “這是什麼意思？” 不管正在發言的人說什麼，她身旁的人都會盡可能大聲地重複她的話，每次幾個詞；從中心向外圍，經曆兩到三波傳話，最後，人群中的每個人都能聽清發言者在說什麼，不需要用到擴音設備，因為他們沒有許可。
内莉妮認為這也很酷。
它以普通麥克風做不到的方式，将所有人團結在一起。
沒有領導者，隻有經過共識技術培訓的協調人。
大會并不會發布命令。
人們來到公園，是為了對銀行、大公司以及它們對人民的生活和民主所享有的權力表示憤慨。
大會結束後，他們分成了工作組；内莉妮選擇了外展組，因為她已經在思考，他們需要讓工會參與進來，而她認識勞工運動中的許多參與者。
外展組中有六七個人，他們一直聊到将近深夜，突然有人送來幾盒比薩。
每個人都在瘋狂地發推，消息傳到了當地的一個比薩店，它捐出這些比薩。
内莉妮沒有使用推特，也不喜歡整個社交網絡的概念，因為在那裡，人們表現得仿佛那就是現實生活，即使事實并非如此。
她使用Facebook，因為那是與一些朋友交流的唯一方法。
“你在發什麼推文？”内莉妮問。
“占領華爾街。
” 她将不得不開始使用推特。
這有點瘋狂，整件事情都很瘋狂，但是她決定那天晚上不回家。
她不想放棄公園，她想看看早晨會發生什麼。
祖科蒂公園是私人管理的，運動組織者做了研究，發現布魯克菲爾德物産公司必須每天将公園向公衆開放二十四小時。
那天晚上，大約有六十人睡在那裡。
9月，天氣寒冷。
内莉妮在雪松街花壇旁的硬花崗岩路面上鋪了一塊硬紙闆，跟朋友擁睡在上面，試圖在占領的第一天來臨之前眯一小會兒。
她當時二十三歲，是個布魯克林女孩，差兩個學分沒能高中畢業。
她的母親是波多黎各人，在時代華納有線電視公司做客戶服務的工作。
她的父親來自伯利茲，跟四個女人生了四個孩子，并不在她的生活裡。
内莉妮個頭矮小，精力充沛，有大大的嘴巴和焦糖色的皮膚；根據她的心情，她的頭發可能卷曲也可能筆直，可能是黑色也可能是紅褐色。
她喜歡穿緊身衣、短裙和踝靴，喜歡在低圓領上衣外套毛衣。
她抽駱駝香煙，語速飛快，時常發出斷斷續續的嘶啞笑聲。
2011年初，她在右前臂上添了一個文身，是用古荷蘭語寫下的紐約五個行政區的名字，因為她喜歡曆史，也因為她想記住，事情會變化。
當内莉妮還是個小女孩時，她的母親出櫃承認自己是女同性戀；内莉妮的外婆外公一段時間内跟她切斷了聯系。
内莉妮認為，人們不像喜歡異性戀一樣喜歡同性戀，這很奇怪——她的媽媽就是她的媽媽，正常得很。
她媽媽的伴侶曾在史密斯·巴尼[史密斯·巴尼，當時是花旗集團旗下的全球财富管理部門，标志為紅色雨傘。
]工作，1998年，所羅門美邦宣布與花旗集團合并——美國曆史上最大的公司合并案——的那天，也恰好是“帶你的女兒上班日”。
十歲的内莉妮和其他孩子被帶到一個大房間裡，一場新聞發布會剛剛在那裡召開完畢。
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務公司花旗集團的新徽标投影到帶有紅色雨傘标識的屏幕上，桑迪·威爾[桑迪·威爾，美國銀行家，1998至2003年擔任花旗集團首席執行官。
]滿面笑容（他已經跟克林頓談過，知道這場交易唯一的法律障礙《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将被廢除）。
内莉妮不知道合并是什麼意思，但是第二天在學校，她可以對朋友炫耀了：“你們聽說過花旗集團嗎？” 母親的伴侶在“9·11”之前失去工作，然後兩人分手了。
内莉妮和母親最終在斯塔頓島租了房，鄰居都是愛爾蘭和意大利裔家庭。
内莉妮喜歡音樂、戲劇和舞蹈。
小時候，她曾有一個經紀人，出演了幾部電影，并在VH1音樂頻道的節目《DivasLive98》上演奏大提琴——後來，家裡的經濟狀況變得捉襟見肘，她不得不放棄私人課程。
整個表演世界充滿壓力。
你必須擁有正确的體形、正确的發型，并在二十歲出頭時揚名立萬；成功又是什麼意思？跟大唱片公司簽約，發布糟糕的音樂作品？然而，她性格的另一半，即現實的那一半，被工人和鬥争的故事所吸引。
在學校裡，她喜歡閱讀有關大蕭條和羅斯福的内容——那些内容看起來如此真實。
她喜歡在洛克菲勒中心看那張标志性照片——工人坐在高懸于曼哈頓之上的鋼梁上吃午餐，她還細細閱讀了勞工先烈喬·希爾[喬·希爾，美國早期勞工運動參與者，創作大量勞工題材歌曲和漫畫，1914年被指控謀殺，後遭處決，真相未明。
]的長篇自傳。
她一直以為媽媽是工會成員，當終于得知事實并非如此時，她幾乎崩潰了。
自從五年級起，内莉妮就想上拉瓜迪亞表演藝術高中，但當她在這所高中上到高四，她已不再為自己的未來感到興奮。
她缺乏自信，并且陷入抑郁。
學校太大了，教育系統也不關心她，所以她不再去上課。
因為她仍需上暑課，學校不允許她參加畢業典禮，她說：“哎喲，去你的吧。
”然後就不再嘗試拿到文憑，這讓她母親氣得發瘋。
内莉妮并不想成為又一個有色人種辍學者，但學校隻想讓她成為畢業率的一個統計數據。
第二年，她待在家裡讀書，手頭很緊，以至于有一次她應門時，收到一位法警送來的驅逐通知。
她必須找到一份工作，于是，她在勞動家庭黨找到了。
這是一個與工會有關聯的政治組織。
他們在布魯克林市中心有間擁擠不堪的辦公室。
内莉妮的工資是一年三萬美元，負責挨家挨戶為當地選舉中的進步候選人拉票，以及宣傳競選财務改革和帶薪病假等議題。
結果，她成了一個明星宣傳員。
即使人們當着她的面把門關上，她仍能從這些人身上看到人性，也從不氣餒。
她沒有放棄音樂和藝術，但她也想組織起來，腳踏實地，弄髒自己，參與戰鬥。
奧巴馬在2008年競選中橫空出世時，她二十歲。
她覺得有一個黑人當總統會很棒，但她想知道，他究竟是否會像希拉裡一樣進步——他似乎知道如何取悅兩邊。
然後，突然間，仿佛一場民衆運動正在崛起，人們開始關注單一支付者醫保系統[單一支付者醫保系統即負擔所有公民基本醫療費用的醫保系統，由單獨一家公共機構負擔費用，如由聯邦政府出資開設的全民醫保。
]之類的議題；如果奧巴馬是這場運動的起因，她将支持他。
選舉前，華爾街危機襲來，她想：“到此為止了，金融體系即将完蛋。
”她期望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時有嚴格的規管和藍領經濟；但她也不想盲從（畢竟，那時候的美國夢并沒有為像她和她母親這樣的人騰出空間）。
後來，奧巴馬走馬上任，但什麼也沒發生。
取而代之的是，銀行重新開門營業，公司和富人賺了越來越多的錢，而這個國家的其他人苦不堪言。
内莉妮和其他活動家一同搬入貝德－斯圖一座集體住宅裡的一間小卧室，距離馬西之家僅兩個街區。
她在經濟衰退期間為工薪家庭開展宣傳，她開始相信，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為了通過遊說者和其他制度來保護資本，而要改變這一切，唯一方法就是擺脫資本主義。
但是這場鬥争花了太長時間，其間充滿了諸多反複争奪的小型戰役，他們大部分時間在防禦，試圖讓一位揚克斯市議員連任，或是防止紐約市預算被削減。
有太多憤世嫉俗的聲音，但所有發生在起居室和酒吧裡的對社會不公的抱怨，并沒能成為點燃幹柴的火花——直到“9·11”十周年之後的那個周六，一小群人在東邊一個街區開外的地方點燃了一堆火。
連續兩周，内莉妮把睡袋帶去公園。
她在睡袋裡醒來，搭地鐵去上班，趁午休時間帶着在辦公室複印的一摞摞傳單回到市中心，然後又回去工作，下班後回到貝德－斯圖的家裡洗個澡、換件衣服，再回到公園參加晚上的大會；在那裡，其他占領者會告訴她：“你看起來不錯。
”然後她會繼續在公園露宿。
那麼多事情正在發生，她的行動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些在運動中成為她好朋友的人後來告訴她，運動剛開始時，她太繁忙、事情太多，根本沒法好好交談。
一周之内，祖科蒂公園已經有了兩千人。
占領者将其更名為自由廣場，靈感來自開羅的解放廣場。
第二個星期六，他們沿着百老彙大道走向聯合廣場，高呼“整日、整周，占領華爾街！”和“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
内莉妮跳着舞，蹦來蹦去，帶領人們高呼口号，像個情緒高漲的托缽僧。
然後事情變得瘋狂起來，遊行者堵塞交通，警察逮捕數十人，她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她的朋友被拖走，她突然哭了起來。
一名穿着白襯衣的軍官把胡椒噴霧噴在四個女性遊行者臉上；内莉妮和其他一些人意識到，就在他們繼續遊行時，這段視頻正在YouTube上瘋狂傳播，他們立刻趕回公園，舉行了一場簡短的新聞發布會。
她對着面前的一排排攝像機說：“我們在這裡是非暴力的。
”那天晚上，她的媽媽剛好在紐約一台看到了她，于是給她打了電話。
“我看到你在那兒了——你在幹什麼？” “媽媽，我來這裡已經一個星期了。
” 公園、視頻和宣傳融為一體，突然之間，媒體開始對占領華爾街如癡如狂，這場運動的名字傳遍博客和推特。
歌手、演員和學者開始出沒在祖科蒂公園，盡管沒人确切知道，這場運動究竟關于什麼——因為占領運動跟随無政府主義實踐的“平面”路線，所以沒有命令，沒有結構，沒有領導者。
公園的訪客無法忽視空氣中的火花，有些東西廣為人知，卻被長期掩埋，或分散在各處；如今，它們在這世界中自發地爆發開來，以這種混亂但有上千人參與的形式聚集在一處。
内莉妮的上司比爾知道她參與其中。
有一天，他問她：“你參加了占領運動，對嗎？它到底是什麼？” 她告訴他，這是最酷的事情，是一場運動，它真真切切地在發生，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其中：各種各樣的人，而不僅僅是運動人士。
“工會希望組織一次遊行，來展示團結支持。
”比爾說，但他們也對占領究竟是什麼或可能變成什麼有所疑慮。
“這麼做可以嗎？”内莉妮答應幫忙組織一場團結遊行，與數千名工會成員和學生一起前往弗利廣場。
她成為占領者與外界團體之間的聯絡人。
“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