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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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文·摩爾[并非真實姓名。
——原注]在曼哈頓出生長大，1998年大學一畢業就進入一家美國頂級銀行工作。
正是那一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倒閉，幾乎把整個華爾街拖垮；那也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的前一年。
當時，這些對凱文都沒有多大意義；多年後，他才意識到其重要性。
他是培訓班中最後一個被錄用的——他之所以得到這份工作，是因為大學畢業生中的大部分競争對手都向西湧向了矽谷的淘金熱——他還被選為最有可能先被裁掉的人。
但凱文很快就發現銀行業并不難。
華爾街故意使用艱深難懂的語言來恐吓外來者，但要想成功，你隻需要熟悉數學或胡說八道就可以了——熟悉前者，你可以從事交易；熟悉後者，你可以從事銷售；而一個會撒謊的定量分析專家就能賺大錢。
要達到最高點，你必須是個他媽的人渣，能捅死另外五十七個人——這是唯一能将他們與排在後面的十個人區分開的方法——凱文對抵達那裡毫無興趣。
他的目标是工作盡可能少，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也就是經常出國旅行，享受美食、音樂、設計，交上時髦的朋友。
他一開始在金融區的銀行辦公室工作，每年賺八萬美元，獎金八千美元。
他頭六年的年收入最多可能達到二十五萬美元。
在那之後，錢瘋狂地湧來。
2001年9月11日上午，凱文正在辦公室裡讨論當天的交易，這時，他感到地闆在震動。
突然，窗外飄過一大堆紙。
從建築物的一側，可以直接看到北塔的滾滾火焰。
交易部門的所有電視都在播CNBC，這家電視台在華爾街上處于壟斷地位——CNN在金融上不夠穩健，BBC過于軟弱和國際化，路透社沒有電視台，而沒有人認真對待福克斯——這時，CNBC開始播出雙子塔的影像。
他們說是一架小型飛機，但凱文望向窗外的撞機現場，他看得出那他媽的不可能是小型飛機。
飛行路線不正常——那看起來根本完全不對勁。
他回去工作，當美國國債突然飙升時，他正在打電話——倫敦正在買入。
他對電話對面的人說：“我想交易完成了。
”然後撕掉了交易票據。
窗外看起來仿佛一場彩帶遊行，燃燒着的碎屑不斷飄過。
火勢越來越嚴重。
交易部門的電視已切換到CNN，突然間，直播視頻中飛過第二架飛機。
天哪，另一架他媽的飛機！然後……轟。
感覺就像地震。
“所有人保持鎮定。
”交易部門負責人說。
“我才不會保持鎮定，”凱文說，“我他媽要出去。
”人們說消防員正在路上，所有人都應遵循消防演習程序，但凱文已經開始朝電梯走去。
“去你的吧，去你的消防演習程序，”他說，“你要解雇我就解雇我吧。
我受夠了。
”沒有其他人動起來。
這些傑出的交易員每年賺幾百萬美元，而現在他們站在周圍，等待某些毫無頭緒的小醜給出指示。
他們給那兩架飛機标注了錯誤的價格。
大街上，人群毫不知情地從地鐵裡湧出來。
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
凱文坐上通往上城的地鐵，前往父母的公寓；他可能是唯一一個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事的人。
他的同事最終被疏散了，當南塔樓轟然倒下時，他們正站在街上，滿身灰塵。
在危機中，你會意識到，根本沒有人深入了解到底他媽的在發生什麼，社會就在這種情況下運轉。
這家銀行不得不将業務遷出紐約市數周。
市場很快就開始買進，而且它們是正确的：這次襲擊并沒有帶來太大變化。
航空公司倒黴了，但這并不比發生四次可怕的飛機墜毀更糟糕。
美聯儲繼續降息。
不久，一場金融繁榮就拉開了帷幕。
2004年，凱文離開他穩定又無聊的工作，加入一家歐洲大銀行的自營交易部門，工作保障為零，但潛力巨大，這是他一生中比較明智和正确的決定之一。
這家歐洲銀行即将開展債務抵押債券業務。
股市決定了公寓的大小以及是否買得起維京牌爐具——誰有錢，誰沒錢。
債券市場決定着狗屎行之有效還是所有人都要喝西北風——誰活着，誰完蛋。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信用一直是最大的推動力。
後來所有出錯的東西——結構化信用、違約掉期——都曾是好發明。
它們能降低風險，或是為公司和投資者提供财務解決方案。
問題是執行。
21世紀剛過幾年，當桌上的錢太多了，道德的指南針開始偏移。
自營交易部門的文化非常富有攻擊性。
歐洲那些笨拙的銀行家想利用他們的存款基礎賺錢，因此他們将控制權移交給了紐約和倫敦的交易員，後者像牛仔般開始邊狂飲邊開車瞎逛，從車裡向外開槍。
自營交易部門在較低的樓層，“9·11”之後，交易部門下移到這裡，好讓能賺錢的人保住性命；因此，年薪數百萬美元的家夥盯着馬路對面的三明治店，而年薪四萬的人力資源部門女孩則坐在高層小隔間，可以欣賞美不勝收的河景。
自營交易部門沒有團隊，隻有一群人在擺弄銀行的資産負債表，以找到機會獲取豐厚的回報。
凱文交易的是信用衍生品和公司債券，諸如航空債務之類。
當你坐上自營交易部門的位置，并把一切做對，那麼華爾街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工作了；兩年來，他都做得不錯。
他一年的收入接近一百萬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獎金——比以前的工資高幾倍——如果他更用心一點，還能賺到更多。
他還清了東村公寓的房貸，靠工資生活，把獎金存起來。
他沒有買汽車或船。
他成了紐約頂級餐廳的美食鑒賞家，為食不果腹的藝術家朋友付賬單。
他不需要更多了。
把世界搞亂的不僅僅是美國的抵押貸款，還有全球信貸。
凱文就是其中一員。
在這十年的中期，他眼看着信貸泡沫膨脹起來。
他沒有做錯任何事——他在自營交易部門的工作很出色，他不想把它搞砸。
他不喜歡聽那些家夥說：“把那該死的債務擔保證券搞出來就行了，這樣咱們今年就能拿到獎金。
等它三年後爆炸的時候，咱們根本不會在這兒了。
”但是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太對勁。
他在那家銀行總部所在的歐洲國家有一個女友；有次他來到那個國家，看到所有人都在使用這家銀行的提款卡，他心想：“這是一家該死的普通銀行。
又不是美林或貝爾斯登。
”像他女朋友這樣的普通人在儲蓄賬戶中投入的每一美元，都全被他拿去購買四十美元的債券。
在2005年的某個時刻，德意志銀行的銷售員向他展示了一筆巨額交易。
德意志銀行債務擔保證券部門負責人格雷格·利普曼正在做空房地産市場——佛羅裡達和内華達的所有人都将開始在房貸上違約，而他可能是華爾街大型公司中唯一一個發現這件事的債券交易員——他需要有人幫他承擔一些信用衍生産品的風險。
“你瞧，這筆交易是這樣的，”銷售員說，“所有那些他媽的抵押貸款都是狗屎。
”但是凱文沒接受。
當時，一切都是合理的——他從來不明白，為什麼在坦帕這樣的地方，房子能值什麼錢——但他對抵押貸款的了解不夠多，不足以讓他卷入得那麼深，還能在正确的時間脫身。
事實證明，這是正确的選擇，因為如果他這麼做了，一開始就會損失慘重；在這筆交易給利普曼賺了數百萬、給德意志銀行賺了十五億美元之前很久，凱文就離開了自營交易部門。
2005年底，凱文快三十歲了。
他跟随老闆來到新興市場部門，在倫敦和紐約之間工作，負責交易公司債券，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基輔等有趣的地方出差。
他在每家航空公司都享有白金會員身份，對一些外國城市的了解比美國某些地方更多——在美國某些地方，人們會在卡車裡裝滿補貼價的汽油，開三十英裡路去上班。
2006年，一切都騰飛了，人們在購買所有能買得到的金融資産。
倫敦的物價如此之高，凱文會在曼哈頓下城的21世紀商場購買一個月分量的襪子，帶到倫敦，穿完就扔掉，因為在梅菲爾酒店洗襪子要比在紐約買襪子還貴。
這說明有些東西不對勁，它不可能持續下去；到了年末，他開始做空。
他一直以為世界會崩潰，但這個念頭出現三四次之後，世界才真的崩潰了。
信貸市場是一場過度依賴信心的遊戲，以至于當它開始搖搖欲墜，所有人都吓得簌簌發抖，因為他們知道市場已經太大，他們已經無法脫身。
第一次動蕩發生在2007年2月，當時，美林與貝爾斯登的一個對沖基金之間發生抵押糾紛。
市場混亂了一周——當遊泳池裡有一堆烤面包機，你肯定不想成為最後一個爬上來的人。
凱文以為這是末日的開始，并沒有買回做空的股票，但接下來，市場回升了五個月——他完全錯了。
如果他做對了，他就能在兩千萬平方英尺的房子裡生活了。
7月，在凱文賣出了一堆不值錢的烏克蘭債券之後，他所在部門的一個人走到他面前說：“你是這層樓裡唯一一個做空的人。
你真是個軟蛋。
” “這層樓有三百多人，”凱文說，“你不覺得應該有不止一個人做空嗎？繼續吧，價格擺在這兒——你想要什麼就可以買什麼，從五百萬到一個億，你要什麼我就賣給你什麼。
”那家夥說他會回來，但是凱文再也沒收到過他的消息——誰才是軟蛋？ 那個月見證了第二次波動。
貝爾斯登的那個對沖基金又接到一次追加保證金的要求，這一次它實在是不值得了，以至于貝爾斯登不得不介入，關閉整個基金。
銀行沒有承擔損失，而是決定進行融資，這意味着貝爾斯登現在已經感染病毒；這直接導緻了第三次動蕩。
2008年3月，貝爾斯登垮了，凱文是最早拆掉炸彈引線的交易員之一。
凱文在整個2008年夏天都在旅行，有些是為了工作，有些是為了娛樂——阿根廷、中國、烏克蘭。
9月中旬，他于淩晨4點降落在一個原蘇聯國家，打開黑莓手機，在彭博社的新聞軟件中看到雷曼兄弟已申請破産。
貝爾斯登隻是一家抵押債券商店；雷曼兄弟卻是完全不同的物種，它是衍生産品的全球參與者，而凱文的銀行跟它息息相關。
他花了二十四個小時才回到倫敦，然後又回到紐約，在那裡，他可以坐在前排欣賞世界末日的到來。
在幾周之内，他意識到了這場破壞的規模，必須清理的交易數量——對于每天起床工作來說，這是一個奇妙的時期。
這是一個極少數人能夠經曆的重大時刻。
你會發現人們的真實面目。
在他身旁的戰壕裡，那些普通士兵大都一起堅持戰鬥；他的老闆仍然忠誠，但這些道德準則沒能浮到上層。
由于這家銀行與雷曼的關系，有一天，一位來自高級管理層的人前來尋找替罪羊。
他說：“這他媽是誰幹的？”最高層的家夥互相推搡，好登上救生艇，同時還在說：“你會沒事的。
待在這兒别動，解決這本賬目的風險，明年我們會幫助你重新開始。
”凱文并沒有上當：“夥計，我能感覺到自己額頭上的紅點。
”他是一個小卒，而這場棋局隻取決于皇後和國王的決定。
到年底，一半的交易人員離開，都拿到不錯的遣散費；凱文也是其中之一。
他很高興離開這個行業，他對整件事情持有非常獨立的看法。
誰該負責？對于任何規模大到如此程度的事情，這都很難說。
一方面，他一直認為金融是胡扯。
他做的并不是上帝的工作——那隻是一份工作，他從不認為它有任何價值。
但同時，良好的金融體系對很多人都有利。
它使借貸成本保持較低水平；它意味着你在口袋裡裝一張塑料卡就行了，不用帶着金币走來走去。
沒有華爾街的支持，像矽谷這樣的産業不可能發展得如此迅速。
但是，當諸如所羅門之類的私人合夥企業在80年代開始公開上市，當中小型投資銀行成為巨型交易中心，當像瑞士聯合銀行這樣笨拙的歐洲銀行也開始開展定息債券業務，當《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約束一切的清晰界線被抹去，當薪酬激勵變得不正常，當金錢瘋狂湧入——華爾街的人們變得貪婪了。
其中最糟糕的人是罪犯，其他人則隻是在做自己心裡明知的錯事。
凱文不知道，答案應該是重新增加管制，還是一場道德上的大掃除。
一個像約翰·保爾森這樣的對沖基金經理，僅僅靠四處推銷一堆紙，一年就能賺三十八億美元；這太荒謬了，但是怎麼才能阻止它呢？恢複格拉斯－斯蒂格爾、回到20世紀50年代，這為時已晚。
金融部門已經變得太過龐大——華爾街上的那些頭腦本該去尋找綠色能源的解決方案，或是帶領下一輪科技爆炸。
那些才是這個國家的未來，而銀行不是。
凱文花了一年時間旅行，拜訪世界各地
——原注]在曼哈頓出生長大，1998年大學一畢業就進入一家美國頂級銀行工作。
正是那一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倒閉，幾乎把整個華爾街拖垮；那也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的前一年。
當時，這些對凱文都沒有多大意義；多年後，他才意識到其重要性。
他是培訓班中最後一個被錄用的——他之所以得到這份工作，是因為大學畢業生中的大部分競争對手都向西湧向了矽谷的淘金熱——他還被選為最有可能先被裁掉的人。
但凱文很快就發現銀行業并不難。
華爾街故意使用艱深難懂的語言來恐吓外來者，但要想成功，你隻需要熟悉數學或胡說八道就可以了——熟悉前者，你可以從事交易；熟悉後者，你可以從事銷售；而一個會撒謊的定量分析專家就能賺大錢。
要達到最高點，你必須是個他媽的人渣，能捅死另外五十七個人——這是唯一能将他們與排在後面的十個人區分開的方法——凱文對抵達那裡毫無興趣。
他的目标是工作盡可能少，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也就是經常出國旅行，享受美食、音樂、設計，交上時髦的朋友。
他一開始在金融區的銀行辦公室工作，每年賺八萬美元，獎金八千美元。
他頭六年的年收入最多可能達到二十五萬美元。
在那之後，錢瘋狂地湧來。
2001年9月11日上午，凱文正在辦公室裡讨論當天的交易，這時，他感到地闆在震動。
突然，窗外飄過一大堆紙。
從建築物的一側，可以直接看到北塔的滾滾火焰。
交易部門的所有電視都在播CNBC，這家電視台在華爾街上處于壟斷地位——CNN在金融上不夠穩健，BBC過于軟弱和國際化，路透社沒有電視台，而沒有人認真對待福克斯——這時，CNBC開始播出雙子塔的影像。
他們說是一架小型飛機，但凱文望向窗外的撞機現場，他看得出那他媽的不可能是小型飛機。
飛行路線不正常——那看起來根本完全不對勁。
他回去工作，當美國國債突然飙升時，他正在打電話——倫敦正在買入。
他對電話對面的人說：“我想交易完成了。
”然後撕掉了交易票據。
窗外看起來仿佛一場彩帶遊行，燃燒着的碎屑不斷飄過。
火勢越來越嚴重。
交易部門的電視已切換到CNN，突然間，直播視頻中飛過第二架飛機。
天哪，另一架他媽的飛機！然後……轟。
感覺就像地震。
“所有人保持鎮定。
”交易部門負責人說。
“我才不會保持鎮定，”凱文說，“我他媽要出去。
”人們說消防員正在路上，所有人都應遵循消防演習程序，但凱文已經開始朝電梯走去。
“去你的吧，去你的消防演習程序，”他說，“你要解雇我就解雇我吧。
我受夠了。
”沒有其他人動起來。
這些傑出的交易員每年賺幾百萬美元，而現在他們站在周圍，等待某些毫無頭緒的小醜給出指示。
他們給那兩架飛機标注了錯誤的價格。
大街上，人群毫不知情地從地鐵裡湧出來。
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
凱文坐上通往上城的地鐵，前往父母的公寓；他可能是唯一一個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事的人。
他的同事最終被疏散了，當南塔樓轟然倒下時，他們正站在街上，滿身灰塵。
在危機中，你會意識到，根本沒有人深入了解到底他媽的在發生什麼，社會就在這種情況下運轉。
這家銀行不得不将業務遷出紐約市數周。
市場很快就開始買進，而且它們是正确的：這次襲擊并沒有帶來太大變化。
航空公司倒黴了，但這并不比發生四次可怕的飛機墜毀更糟糕。
美聯儲繼續降息。
不久，一場金融繁榮就拉開了帷幕。
2004年，凱文離開他穩定又無聊的工作，加入一家歐洲大銀行的自營交易部門，工作保障為零，但潛力巨大，這是他一生中比較明智和正确的決定之一。
這家歐洲銀行即将開展債務抵押債券業務。
股市決定了公寓的大小以及是否買得起維京牌爐具——誰有錢，誰沒錢。
債券市場決定着狗屎行之有效還是所有人都要喝西北風——誰活着，誰完蛋。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信用一直是最大的推動力。
後來所有出錯的東西——結構化信用、違約掉期——都曾是好發明。
它們能降低風險，或是為公司和投資者提供财務解決方案。
問題是執行。
21世紀剛過幾年，當桌上的錢太多了，道德的指南針開始偏移。
自營交易部門的文化非常富有攻擊性。
歐洲那些笨拙的銀行家想利用他們的存款基礎賺錢，因此他們将控制權移交給了紐約和倫敦的交易員，後者像牛仔般開始邊狂飲邊開車瞎逛，從車裡向外開槍。
自營交易部門在較低的樓層，“9·11”之後，交易部門下移到這裡，好讓能賺錢的人保住性命；因此，年薪數百萬美元的家夥盯着馬路對面的三明治店，而年薪四萬的人力資源部門女孩則坐在高層小隔間，可以欣賞美不勝收的河景。
自營交易部門沒有團隊，隻有一群人在擺弄銀行的資産負債表，以找到機會獲取豐厚的回報。
凱文交易的是信用衍生品和公司債券，諸如航空債務之類。
當你坐上自營交易部門的位置，并把一切做對，那麼華爾街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工作了；兩年來，他都做得不錯。
他一年的收入接近一百萬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獎金——比以前的工資高幾倍——如果他更用心一點，還能賺到更多。
他還清了東村公寓的房貸，靠工資生活，把獎金存起來。
他沒有買汽車或船。
他成了紐約頂級餐廳的美食鑒賞家，為食不果腹的藝術家朋友付賬單。
他不需要更多了。
把世界搞亂的不僅僅是美國的抵押貸款，還有全球信貸。
凱文就是其中一員。
在這十年的中期，他眼看着信貸泡沫膨脹起來。
他沒有做錯任何事——他在自營交易部門的工作很出色，他不想把它搞砸。
他不喜歡聽那些家夥說：“把那該死的債務擔保證券搞出來就行了，這樣咱們今年就能拿到獎金。
等它三年後爆炸的時候，咱們根本不會在這兒了。
”但是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太對勁。
他在那家銀行總部所在的歐洲國家有一個女友；有次他來到那個國家，看到所有人都在使用這家銀行的提款卡，他心想：“這是一家該死的普通銀行。
又不是美林或貝爾斯登。
”像他女朋友這樣的普通人在儲蓄賬戶中投入的每一美元，都全被他拿去購買四十美元的債券。
在2005年的某個時刻，德意志銀行的銷售員向他展示了一筆巨額交易。
德意志銀行債務擔保證券部門負責人格雷格·利普曼正在做空房地産市場——佛羅裡達和内華達的所有人都将開始在房貸上違約，而他可能是華爾街大型公司中唯一一個發現這件事的債券交易員——他需要有人幫他承擔一些信用衍生産品的風險。
“你瞧，這筆交易是這樣的，”銷售員說，“所有那些他媽的抵押貸款都是狗屎。
”但是凱文沒接受。
當時，一切都是合理的——他從來不明白，為什麼在坦帕這樣的地方，房子能值什麼錢——但他對抵押貸款的了解不夠多，不足以讓他卷入得那麼深，還能在正确的時間脫身。
事實證明，這是正确的選擇，因為如果他這麼做了，一開始就會損失慘重；在這筆交易給利普曼賺了數百萬、給德意志銀行賺了十五億美元之前很久，凱文就離開了自營交易部門。
2005年底，凱文快三十歲了。
他跟随老闆來到新興市場部門，在倫敦和紐約之間工作，負責交易公司債券，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基輔等有趣的地方出差。
他在每家航空公司都享有白金會員身份，對一些外國城市的了解比美國某些地方更多——在美國某些地方，人們會在卡車裡裝滿補貼價的汽油，開三十英裡路去上班。
2006年，一切都騰飛了，人們在購買所有能買得到的金融資産。
倫敦的物價如此之高，凱文會在曼哈頓下城的21世紀商場購買一個月分量的襪子，帶到倫敦，穿完就扔掉，因為在梅菲爾酒店洗襪子要比在紐約買襪子還貴。
這說明有些東西不對勁，它不可能持續下去；到了年末，他開始做空。
他一直以為世界會崩潰，但這個念頭出現三四次之後，世界才真的崩潰了。
信貸市場是一場過度依賴信心的遊戲，以至于當它開始搖搖欲墜，所有人都吓得簌簌發抖，因為他們知道市場已經太大，他們已經無法脫身。
第一次動蕩發生在2007年2月，當時，美林與貝爾斯登的一個對沖基金之間發生抵押糾紛。
市場混亂了一周——當遊泳池裡有一堆烤面包機，你肯定不想成為最後一個爬上來的人。
凱文以為這是末日的開始，并沒有買回做空的股票，但接下來，市場回升了五個月——他完全錯了。
如果他做對了，他就能在兩千萬平方英尺的房子裡生活了。
7月，在凱文賣出了一堆不值錢的烏克蘭債券之後，他所在部門的一個人走到他面前說：“你是這層樓裡唯一一個做空的人。
你真是個軟蛋。
” “這層樓有三百多人，”凱文說，“你不覺得應該有不止一個人做空嗎？繼續吧，價格擺在這兒——你想要什麼就可以買什麼，從五百萬到一個億，你要什麼我就賣給你什麼。
”那家夥說他會回來，但是凱文再也沒收到過他的消息——誰才是軟蛋？ 那個月見證了第二次波動。
貝爾斯登的那個對沖基金又接到一次追加保證金的要求，這一次它實在是不值得了，以至于貝爾斯登不得不介入，關閉整個基金。
銀行沒有承擔損失，而是決定進行融資，這意味着貝爾斯登現在已經感染病毒；這直接導緻了第三次動蕩。
2008年3月，貝爾斯登垮了，凱文是最早拆掉炸彈引線的交易員之一。
凱文在整個2008年夏天都在旅行，有些是為了工作，有些是為了娛樂——阿根廷、中國、烏克蘭。
9月中旬，他于淩晨4點降落在一個原蘇聯國家，打開黑莓手機，在彭博社的新聞軟件中看到雷曼兄弟已申請破産。
貝爾斯登隻是一家抵押債券商店；雷曼兄弟卻是完全不同的物種，它是衍生産品的全球參與者，而凱文的銀行跟它息息相關。
他花了二十四個小時才回到倫敦，然後又回到紐約，在那裡，他可以坐在前排欣賞世界末日的到來。
在幾周之内，他意識到了這場破壞的規模，必須清理的交易數量——對于每天起床工作來說，這是一個奇妙的時期。
這是一個極少數人能夠經曆的重大時刻。
你會發現人們的真實面目。
在他身旁的戰壕裡，那些普通士兵大都一起堅持戰鬥；他的老闆仍然忠誠，但這些道德準則沒能浮到上層。
由于這家銀行與雷曼的關系，有一天，一位來自高級管理層的人前來尋找替罪羊。
他說：“這他媽是誰幹的？”最高層的家夥互相推搡，好登上救生艇，同時還在說：“你會沒事的。
待在這兒别動，解決這本賬目的風險，明年我們會幫助你重新開始。
”凱文并沒有上當：“夥計，我能感覺到自己額頭上的紅點。
”他是一個小卒，而這場棋局隻取決于皇後和國王的決定。
到年底，一半的交易人員離開，都拿到不錯的遣散費；凱文也是其中之一。
他很高興離開這個行業，他對整件事情持有非常獨立的看法。
誰該負責？對于任何規模大到如此程度的事情，這都很難說。
一方面，他一直認為金融是胡扯。
他做的并不是上帝的工作——那隻是一份工作，他從不認為它有任何價值。
但同時，良好的金融體系對很多人都有利。
它使借貸成本保持較低水平；它意味着你在口袋裡裝一張塑料卡就行了，不用帶着金币走來走去。
沒有華爾街的支持，像矽谷這樣的産業不可能發展得如此迅速。
但是，當諸如所羅門之類的私人合夥企業在80年代開始公開上市，當中小型投資銀行成為巨型交易中心，當像瑞士聯合銀行這樣笨拙的歐洲銀行也開始開展定息債券業務，當《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約束一切的清晰界線被抹去，當薪酬激勵變得不正常，當金錢瘋狂湧入——華爾街的人們變得貪婪了。
其中最糟糕的人是罪犯，其他人則隻是在做自己心裡明知的錯事。
凱文不知道，答案應該是重新增加管制，還是一場道德上的大掃除。
一個像約翰·保爾森這樣的對沖基金經理，僅僅靠四處推銷一堆紙，一年就能賺三十八億美元；這太荒謬了，但是怎麼才能阻止它呢？恢複格拉斯－斯蒂格爾、回到20世紀50年代，這為時已晚。
金融部門已經變得太過龐大——華爾街上的那些頭腦本該去尋找綠色能源的解決方案，或是帶領下一輪科技爆炸。
那些才是這個國家的未來，而銀行不是。
凱文花了一年時間旅行，拜訪世界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