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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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貸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詞尚未出現，但她收到的文件看起來不像真的——都是電腦生成的副本，有着錯誤的日期和可疑的簽名，内容關于她的按揭貸款從最初的出借方全國金融服務公司轉移到美國銀行，因為後者收購了前者。
她寫信給銀行副總裁，給州檢察長，給《紐約時報》的格雷琴·摩根森[格雷琴·摩根森，《紐約時報》資深編輯、專欄作家，擅長商業與金融領域，曾因對華爾街的出色報道獲得2002年普利策獎。
]，給任何可能關注這件事的人。
她花光了錢，付不起律師費，隻好自己代理自己。
所有這一切發生時，她仍處于癌症恢複期，不必多說，這些壓力對她的健康沒有好處。
2009年底，她在開普科勒爾的房子完成了短售。
兩周後，代理美國銀行的大衛·J.斯特恩律師事務所起訴西爾維娅違約，仿佛這場交易從未發生。
（斯特恩是佛羅裡達州規模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止贖工廠，它像一座法律血汗工廠一樣運營，每年處理十萬樁案子，其中大部分來自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該州因欺詐調查而将其關閉之前，這家律所的老闆已經把賺取的利潤花在四棟豪宅、十輛豪華轎車、兩架私人噴氣式飛機和一艘一百三十尺長的遊艇上。
）西爾維娅花了四個多月才在銀行找到人來理順這團出錯的止贖亂麻，但她的信用分數遭到了緻命傷害。
那時，她已經搬到坦帕。
她對那裡的房子擁有五萬美元的産權，還有一筆九十一萬美元的固定利率抵押貸款。
她賣掉阿什維爾的公寓，将坦帕那棟原本用來出租獲利的房子當作自住房；哪怕賠了一大筆錢，這麼做也是劃算的。
她的同伴，一條多動的西施犬——西爾維娅沒有孩子——也需要一個院子。
那是一棟非常低調的房子，在一個名為糖木林的工人階級住宅區中，她的鄰居駕駛卡車，自己修理房屋。
即使如此，她還是需要一個室友。
2007年，她擁有一百萬美元的資産。
現在，她一無所有。
她的積蓄随風而去，要不是有政府養老金，她早已流落街頭。
在這一過程中，她還給了瓦吉德·“羅傑”·薩拉姆一大筆錢，他是坦帕的“合資專家”和“智者論壇創始人”，還跟勵志演說家安東尼·羅賓斯一度共事。
不用說，她再也沒見過那筆錢了。
在洛杉矶，房地産大師馬歇爾·雷迪克俱樂部的一些成員已經提起集體訴訟，控告他們的導師在佛羅裡達州進行欺詐性房屋銷售（西爾維娅說，雷迪克制造的中産階級貧困比他終結的更多）。
西爾維娅很後悔沒有相信自己的直覺，在預感到崩盤來臨之時帶着一大筆錢退出市場，但她并不以一開始就進入房地産市場為恥，哪怕現在投資者遭到非議，與次級抵押貸款機構一樣被認為應該對崩盤負責。
主動進取、自助自立，這難道不正是美國精神嗎？ 她曾在《紐約時報》專欄中讀到一個能完美描述自己的詞：“前中産階級”。
她知道，還有無數其他人也走上了同樣的下坡路。
西爾維娅一直保持政治冷感，對權威滿心尊重、毫不質疑——她甚至不知道她在洛杉矶警察局的工會名稱——但是跟銀行打交道的經曆改變了她。
她稱之為“明目張膽的欺詐”，從未想象過這種事竟然可能存在。
來自多伊爾斯敦的一種保守的沖動，加上對混亂的恐懼和對法律與秩序的渴望，帶領她來到了市中心第十三司法巡回區的喬治·E.埃奇庫姆法院。
她想看看，當止贖案件抵達法院時會發生什麼。
她覺得自己的觀察也許能幫上其他人。
第一次來到法庭的那個周一早晨，西爾維娅滿心敬畏。
她本能地想要保持禮貌、不惹麻煩，但她找不到止贖法庭——沒有公開聽證時間表。
六樓的一位接待員告訴她，那些案子會在513号房審理，但她發現513号房在五樓一個上鎖的區域，四周看不到法庭官員。
她下了一層樓，來到409号法庭，接待員說那裡也可能會有庭審（盡管似乎沒什麼是确定的，因為沒什麼是寫下來的，而如果沒有寫下來，法律就一文不值）。
409号法庭的大門是敞開的。
裡面有一個法警。
她告訴西爾維娅，那裡沒什麼值得看的，隻是行政程序而已。
“有規定說我不能旁聽嗎？”西爾維娅問。
在法官席上，道格·利特爾法官正在一台電話和一車文件盒之間主持庭審。
免提電話上發言的是大衛·J.斯特恩律師事務所的律師。
“早上好，法官大人。
”電話裡發出粗粝的聲音，與聽證程序的嚴肅氣氛交相呼應。
随着火箭發射時刻表開始運轉，西爾維娅開始做筆記。
文件中經常缺少原始的貸款抵押文件，法官會要求電話另一頭的律師在周末之前提交這份文件。
在一些案例裡，整份文件都不見蹤影。
有幾位被告親自出庭，或有律師代表他們出庭。
這其中包括邁克爾·麥克雷，他已經在自己家裡住了十八年，有兩個兒子和一份新工作，并試圖重新貸款（法官延遲了出售日期）。
還有霍華德·赫夫，一個沒受過多少教育的黑人，似乎根本不知道出問題的房子在哪裡，因為他隻是跟一個認識的經紀人搞投資，同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一份貸款申請上，結果現在發現自己被銀行告上了法庭。
（西爾維娅對此憂心忡忡，她在聽證結束後追上赫夫，催促他去找法律援助。
赫夫茫然地看着她。
）不過，絕大多數案件都無人提出異議。
西爾維娅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她知道銀行是如何擊敗他們、欺騙他們、搪塞他們，在法庭審理之前一直拒絕接聽電話，大部分被告到庭審時已經放棄了。
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正義在眨眼之間得到伸張。
“這些失去自家房子的人得到的時間，”西爾維娅後來說，“還沒有我在麥當勞免下車外賣窗口花的時間多。
”代表他們講話時，她有了一種新的感覺，不同于她自己經受的煎熬，這種感覺更像是同情。
上午的審理快結束時，利特爾法官突然對她說：“你需要什麼嗎？” “我可以拿到一份訴訟時間表嗎？” 法官不确定地看着法警。
法警堅定地搖了搖頭：“每天的訴訟時間表都會送進碎紙機。
”随後，西爾維娅看到這位法警對一名法庭官員低聲說了些什麼關于她的話。
不過，到了人生的這個階段，西爾維娅已經沒有看上去那麼容易被吓到。
等到當天結束，她再次要求法庭提供訴訟時間表，這次，她從法官書記員那裡拿到了一份。
根據訴訟時間表，她就能将房主姓名和銀行的名字跟她目睹和記錄下的案件一一對應起來。
那天晚上，她把自己的筆記寫成一份報告，發送給一個積極為止贖案件辯護的佛羅裡達律師網絡。
就這樣，她成了他們在法庭上無償的耳目。
西爾維娅·蘭迪斯就這樣投身了一場運動——她參與的第一場運動；她說，這是一場關注法律、财産權、透明度和民主的“中産階級運動”，參與者都是天真的美國中産階級，他們一直信賴這個系統，從未與之鬥争過。
她就這樣認識了馬特·韋德納。
“馬修·D.韋德納[馬特·韋德納的正式名字。
]律師事務所”，玻璃窗上挂着的牌子這麼寫道，“房地産、民事訴訟、家庭法、公司法”。
基本上，韋德納來者不拒——他是個大門律師[大門律師（doorlawyer），指願意接收各種業務、沒有專攻領域的律師。
]，法律界裡勉強糊口的農民，每次代理先收幾千美元定金。
他在聖彼得斯堡市中心一片看起來很可疑的地帶有一間破落的店面，兩邊分别是一家沙龍和一家比基尼酒吧；他淩亂的弧形桌子占據了地面上的大部分可用空間。
乍一看，韋德納本人的模樣也有點可疑。
他是佛羅裡達人，年近四十。
從一張舊借記卡上的照片來看，他過去是個胖子，但開始參加鐵人三項之後就瘦了下來；在他桌子後面的牆上，學位證下面挂滿了鑲框的獎牌。
他離過婚，把還有一大筆貸款沒還清的房子留給了前妻，她不願意賣掉房子。
當他的小區裡開始出現悍馬，他知道崩盤已經迫在眉睫——這一切都如此傲慢、如此荒唐。
韋德納自己租了一輛白色凱迪拉克，這就是他對美國汽車業的貢獻；他在後備廂裡放了一個迷彩救生工具包。
他有一張生機勃勃的粉色的臉，走路有點羅圈腿，無論撞見什麼狀況都能随機應變，抛出妙語。
他會走進聖彼得斯堡司法大樓400号房間，睜大淺藍色的雙眼，裝出一臉驚駭，對着一屋子身穿深色西裝的律師宣稱：“這個法
]一詞尚未出現，但她收到的文件看起來不像真的——都是電腦生成的副本，有着錯誤的日期和可疑的簽名，内容關于她的按揭貸款從最初的出借方全國金融服務公司轉移到美國銀行，因為後者收購了前者。
她寫信給銀行副總裁，給州檢察長，給《紐約時報》的格雷琴·摩根森[格雷琴·摩根森，《紐約時報》資深編輯、專欄作家，擅長商業與金融領域，曾因對華爾街的出色報道獲得2002年普利策獎。
]，給任何可能關注這件事的人。
她花光了錢，付不起律師費，隻好自己代理自己。
所有這一切發生時，她仍處于癌症恢複期，不必多說，這些壓力對她的健康沒有好處。
2009年底，她在開普科勒爾的房子完成了短售。
兩周後，代理美國銀行的大衛·J.斯特恩律師事務所起訴西爾維娅違約，仿佛這場交易從未發生。
（斯特恩是佛羅裡達州規模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止贖工廠，它像一座法律血汗工廠一樣運營，每年處理十萬樁案子，其中大部分來自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該州因欺詐調查而将其關閉之前，這家律所的老闆已經把賺取的利潤花在四棟豪宅、十輛豪華轎車、兩架私人噴氣式飛機和一艘一百三十尺長的遊艇上。
）西爾維娅花了四個多月才在銀行找到人來理順這團出錯的止贖亂麻，但她的信用分數遭到了緻命傷害。
那時，她已經搬到坦帕。
她對那裡的房子擁有五萬美元的産權，還有一筆九十一萬美元的固定利率抵押貸款。
她賣掉阿什維爾的公寓，将坦帕那棟原本用來出租獲利的房子當作自住房；哪怕賠了一大筆錢，這麼做也是劃算的。
她的同伴，一條多動的西施犬——西爾維娅沒有孩子——也需要一個院子。
那是一棟非常低調的房子，在一個名為糖木林的工人階級住宅區中，她的鄰居駕駛卡車，自己修理房屋。
即使如此，她還是需要一個室友。
2007年，她擁有一百萬美元的資産。
現在，她一無所有。
她的積蓄随風而去，要不是有政府養老金，她早已流落街頭。
在這一過程中，她還給了瓦吉德·“羅傑”·薩拉姆一大筆錢，他是坦帕的“合資專家”和“智者論壇創始人”，還跟勵志演說家安東尼·羅賓斯一度共事。
不用說，她再也沒見過那筆錢了。
在洛杉矶，房地産大師馬歇爾·雷迪克俱樂部的一些成員已經提起集體訴訟，控告他們的導師在佛羅裡達州進行欺詐性房屋銷售（西爾維娅說，雷迪克制造的中産階級貧困比他終結的更多）。
西爾維娅很後悔沒有相信自己的直覺，在預感到崩盤來臨之時帶着一大筆錢退出市場，但她并不以一開始就進入房地産市場為恥，哪怕現在投資者遭到非議，與次級抵押貸款機構一樣被認為應該對崩盤負責。
主動進取、自助自立，這難道不正是美國精神嗎？ 她曾在《紐約時報》專欄中讀到一個能完美描述自己的詞：“前中産階級”。
她知道，還有無數其他人也走上了同樣的下坡路。
西爾維娅一直保持政治冷感，對權威滿心尊重、毫不質疑——她甚至不知道她在洛杉矶警察局的工會名稱——但是跟銀行打交道的經曆改變了她。
她稱之為“明目張膽的欺詐”，從未想象過這種事竟然可能存在。
來自多伊爾斯敦的一種保守的沖動，加上對混亂的恐懼和對法律與秩序的渴望，帶領她來到了市中心第十三司法巡回區的喬治·E.埃奇庫姆法院。
她想看看，當止贖案件抵達法院時會發生什麼。
她覺得自己的觀察也許能幫上其他人。
第一次來到法庭的那個周一早晨，西爾維娅滿心敬畏。
她本能地想要保持禮貌、不惹麻煩，但她找不到止贖法庭——沒有公開聽證時間表。
六樓的一位接待員告訴她，那些案子會在513号房審理，但她發現513号房在五樓一個上鎖的區域，四周看不到法庭官員。
她下了一層樓，來到409号法庭，接待員說那裡也可能會有庭審（盡管似乎沒什麼是确定的，因為沒什麼是寫下來的，而如果沒有寫下來，法律就一文不值）。
409号法庭的大門是敞開的。
裡面有一個法警。
她告訴西爾維娅，那裡沒什麼值得看的，隻是行政程序而已。
“有規定說我不能旁聽嗎？”西爾維娅問。
在法官席上，道格·利特爾法官正在一台電話和一車文件盒之間主持庭審。
免提電話上發言的是大衛·J.斯特恩律師事務所的律師。
“早上好，法官大人。
”電話裡發出粗粝的聲音，與聽證程序的嚴肅氣氛交相呼應。
随着火箭發射時刻表開始運轉，西爾維娅開始做筆記。
文件中經常缺少原始的貸款抵押文件，法官會要求電話另一頭的律師在周末之前提交這份文件。
在一些案例裡，整份文件都不見蹤影。
有幾位被告親自出庭，或有律師代表他們出庭。
這其中包括邁克爾·麥克雷，他已經在自己家裡住了十八年，有兩個兒子和一份新工作，并試圖重新貸款（法官延遲了出售日期）。
還有霍華德·赫夫，一個沒受過多少教育的黑人，似乎根本不知道出問題的房子在哪裡，因為他隻是跟一個認識的經紀人搞投資，同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一份貸款申請上，結果現在發現自己被銀行告上了法庭。
（西爾維娅對此憂心忡忡，她在聽證結束後追上赫夫，催促他去找法律援助。
赫夫茫然地看着她。
）不過，絕大多數案件都無人提出異議。
西爾維娅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她知道銀行是如何擊敗他們、欺騙他們、搪塞他們，在法庭審理之前一直拒絕接聽電話，大部分被告到庭審時已經放棄了。
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正義在眨眼之間得到伸張。
“這些失去自家房子的人得到的時間，”西爾維娅後來說，“還沒有我在麥當勞免下車外賣窗口花的時間多。
”代表他們講話時，她有了一種新的感覺，不同于她自己經受的煎熬，這種感覺更像是同情。
上午的審理快結束時，利特爾法官突然對她說：“你需要什麼嗎？” “我可以拿到一份訴訟時間表嗎？” 法官不确定地看着法警。
法警堅定地搖了搖頭：“每天的訴訟時間表都會送進碎紙機。
”随後，西爾維娅看到這位法警對一名法庭官員低聲說了些什麼關于她的話。
不過，到了人生的這個階段，西爾維娅已經沒有看上去那麼容易被吓到。
等到當天結束，她再次要求法庭提供訴訟時間表，這次，她從法官書記員那裡拿到了一份。
根據訴訟時間表，她就能将房主姓名和銀行的名字跟她目睹和記錄下的案件一一對應起來。
那天晚上，她把自己的筆記寫成一份報告，發送給一個積極為止贖案件辯護的佛羅裡達律師網絡。
就這樣，她成了他們在法庭上無償的耳目。
西爾維娅·蘭迪斯就這樣投身了一場運動——她參與的第一場運動；她說，這是一場關注法律、财産權、透明度和民主的“中産階級運動”，參與者都是天真的美國中産階級，他們一直信賴這個系統，從未與之鬥争過。
她就這樣認識了馬特·韋德納。
“馬修·D.韋德納[馬特·韋德納的正式名字。
]律師事務所”，玻璃窗上挂着的牌子這麼寫道，“房地産、民事訴訟、家庭法、公司法”。
基本上，韋德納來者不拒——他是個大門律師[大門律師（doorlawyer），指願意接收各種業務、沒有專攻領域的律師。
]，法律界裡勉強糊口的農民，每次代理先收幾千美元定金。
他在聖彼得斯堡市中心一片看起來很可疑的地帶有一間破落的店面，兩邊分别是一家沙龍和一家比基尼酒吧；他淩亂的弧形桌子占據了地面上的大部分可用空間。
乍一看，韋德納本人的模樣也有點可疑。
他是佛羅裡達人，年近四十。
從一張舊借記卡上的照片來看，他過去是個胖子，但開始參加鐵人三項之後就瘦了下來；在他桌子後面的牆上，學位證下面挂滿了鑲框的獎牌。
他離過婚，把還有一大筆貸款沒還清的房子留給了前妻，她不願意賣掉房子。
當他的小區裡開始出現悍馬，他知道崩盤已經迫在眉睫——這一切都如此傲慢、如此荒唐。
韋德納自己租了一輛白色凱迪拉克，這就是他對美國汽車業的貢獻；他在後備廂裡放了一個迷彩救生工具包。
他有一張生機勃勃的粉色的臉，走路有點羅圈腿，無論撞見什麼狀況都能随機應變，抛出妙語。
他會走進聖彼得斯堡司法大樓400号房間，睜大淺藍色的雙眼，裝出一臉驚駭，對着一屋子身穿深色西裝的律師宣稱：“這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