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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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的補充保障收入和慈善機構過活。
邁克的心理狀況不斷惡化，他的思緒仿佛每小時狂奔三百英裡——他害怕無家可歸、自殺、瘋人院、遇到女兒的男友（他還不知道他們回到了聖彼得斯堡）——他一直恐懼不安，在頭腦裡編造故事；他害怕自己腦海中的臆想會成真。
他曾經那麼平靜，那麼安穩，在藍天下的碼頭給遊艇上漆。
他越來越胖，雖然仍然可以自嘲，但雙眼透過無框眼鏡流露出服用藥物後的悲傷。
他因背部疼痛服用止痛藥，因焦慮服用阿普唑侖[阿普唑侖，用于抗焦慮和失眠的藥物，長期服用會成瘾。
]；他厭倦一切，想要放下重擔好好睡一覺。
在吞下三十片阿普唑侖和四片維柯丁[維柯丁，以氫可酮和撲熱息痛為主要成分的鴉片類鎮痛藥，大量服用可能緻死。
]後，他昏迷了兩天。
“經濟問題觸發了一切，”他說，“它把我撕成兩半，奪走了我生存的意志。
這就是我對它的看法。
” 他們把邁克鎖在瘋人院裡三天。
他出來後開始尋求坦帕危機中心的憐憫，并獲得了支付電費賬單的咨詢和援助。
他一直認為自己是中産階級，現在卻差點生活在無家可歸者的避難所，這令他十分震驚。
不過，精神病房和危機中心讓他擺脫了這種幻象。
他讀了一本名為《在創傷之後尋找生活》的書，開始深呼吸，與自己的精神溝通，學會遠離那些最糟糕的想法。
由于醫療領域并不受經濟衰退影響，他報名參加了由政府支付的培訓課程，成了一名家庭健康助理。
他找到了一份每小時能賺十點五美元的工作，沒有任何福利，幫助一位患有癡呆症的九十一歲二戰老兵上洗手間。
這并不比修理百萬富翁的遊艇更難。
邁克很高興能幫上忙。
凡·西克勒和報社的一些同事仔細研究了希爾斯伯勒縣止贖房屋的大量數據。
到處都是止贖房屋，但它們主要聚集在兩個地方：老城區的貧民窟和幽靈住宅小區。
凡·西克勒的地圖軟件在馬車角小區上顯示出一個鮮紅色的點，那是在吉布森頓一個熱帶魚養殖場上發展起來的項目：止贖率為百分之五十，創下該縣紀錄。
凡·西克勒和報社攝影師克裡斯·祖帕開始在晚上驅車前往馬車角，以了解那裡正在發生什麼。
這是凡·西克勒記者生涯中到訪過的最古怪的地方之一。
一天晚上，他和祖帕看到瘦骨嶙峋的奶牛站在一排排單戶住宅之間的空地上。
奶牛被帶進來，是為了讓一些房主可以按照農業土地的标準申請減稅；現在，因為沒有人喂養，它們正在挨餓。
凡·西克勒和祖帕敲了許多人家的門，但很難找到在家或是肯跟他們交談的人。
滞留在這裡的業主大多是在馬車角買了第一套房産、計劃日後遷往他處的家庭。
房價下跌百分之五十時，他們陷入困境，并因開發商萊納公司而怒火中燒。
萊納曾向他們承諾一個遊泳池、一個社區中心和百分之二十的投資房屋限制。
結果，許多業主都住在南卡羅來納州的米爾堡和紐約的臭氧公園等地，他們并不關心被困在馬車角的人們的生活。
一些止贖房屋被毒販或贓物販賣者利用，到處散落着走私貨。
甚至發生了一起槍擊事件。
治安官代表開始在夜間巡視馬車角。
恐懼水漲船高，一名男子自豪地向凡·西克勒展示他在車道上安裝的安全攝像頭。
“在郊區，”凡·西克勒說，“沒有人能聽到你尖叫。
” 龐氏騙局是一種信心遊戲，隻有當足夠多的人願意抛開常識時才能成功。
卷入其中的每個人都是受騙者，也都是騙子。
結果是普遍的輕信和普遍的恐懼。
馬車角本該是美國夢的一個縮影，現在卻像是世界末日。
凡·西克勒在那裡的調查使他得出結論，這次崩盤不是無恥房主的錯；他寫了一篇強硬的文章，揭露了開發商和民選官員在制造災難中的角色。
金相民，綽号桑尼，是從韓國來到坦帕的。
他是“身體設計文身店”的店主，那是一家亞洲主題的穿孔和文身店。
2000年到2010年中期，桑尼·金在坦帕周邊擁有一百棟房屋，其中大部分位于市中心以北的混亂街區，與肯尼·拉欣工作的區域相同。
事實上，肯尼和桑尼是商業合作夥伴，彼此把房子賣給對方。
2008年夏天，當凡·西克勒開始調查桑尼時，桑尼已經拿到了四百萬美元的利潤，他名下超過三分之一的房子成了止贖房産。
凡·西克勒駕車前往坦帕最貧窮的兩個社區，貝爾蒙特高地和薩爾弗斯普林斯，去查看桑尼·金的房産。
北十七街4809号有一幢破敗的兩層灰泥房屋，屋頂鋪着藍色的油布，窗戶釘着木闆，床墊堆放在雜草叢生的院子裡。
桑尼·金在2006年以一百美元的價格簽訂産權轉讓契據買下了它，一名有前科的毒販當了見證人。
三個月後，金以三十萬美元的價格把它賣給了一個名叫阿拉塞莉·利亞内斯的買家，後者從華盛頓互惠銀行的子公司長灘貸款公司借了全部款項。
凡·西克勒站在院子裡，看着這棟房子，想着那筆貸款。
太不可思議了。
銀行有沒有人開車來這兒看一眼這棟房子？十八個月後，房子被止贖，銀行要價三萬五千美元。
凡·西克勒想去找鄰居問問有沒有人住在裡面，但那是一個危險街區的夜晚，敲門也無人回應。
最後，一輛坦帕警車停了下來，一名警察下了車。
“這附近有人不喜歡你。
”警察說。
一個鄰居打電話來抱怨那個四處窺探的高大白人。
凡·西克勒試圖追查阿拉塞莉·利亞内斯。
她有一個奧帕羅卡的地址，但沒有電話号碼——她無迹可尋。
金的其他一些買家是毒販、縱火犯和精神病患者。
凡·西克勒查看了他炒過的幾十棟房子，情況總是一模一樣：一棟廢棄的房産，一個最低的購買價格，一次價格高得離譜的快速轉售，一筆無人質疑的貸款，首付很低乃至為零；買家無處可尋，房子從未有人住過，貸款逾期。
一位專家告訴凡·西克勒，一些買家——他們被稱為“稻草買家”——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可能是身份盜竊的受害者。
或者他們可能是桑尼·金在抵押貸款欺詐方面的合作夥伴。
交易中涉及的房地産經紀人、評估師、公證人、房産過戶代理以及最後的銀行家們也同樣如此，其中有些人重複出現了許多次。
每個人都從桑尼·金的生意中賺錢，每個人都從其他像桑尼·金一樣的人的生意中賺錢，而不良貸款似乎消失在空氣裡。
9月，凡·西克勒仍在繼續報道。
這個月中旬，雷曼兄弟倒閉了。
雷曼兄弟是向桑尼·金的稻草買家提供貸款的銀行之一。
其他一些突然出現在新聞中并且面臨毀滅的大型玩家也是如此——華盛頓互惠銀行、美聯銀行、摩根大通、全國金融基金公司、美國銀行、房利美、房地美。
這些頭條新聞讓凡·西克勒不寒而栗。
他突然意識到，他關于文身店老闆的當地故事（已經花了太長時間——他的編輯們表現出很大的耐心）與幾十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息息相關。
在坦帕，他有着在紐約和華盛頓報道金融危機的知名記者們所沒有的材料——他目睹的貨真價實的故事。
你可以将華爾街的崩塌一路追溯到北十七街4809号的房子，以及馬車角小區和“鄉村步道”的房子。
銀行向欺詐性的貸款人大把投錢，為破敗的房子付出過高的價格，因為這種風險立即轉嫁給了其他人。
金融業有一個新名詞，至少是凡·西克勒從未聽說過的：“房屋抵押貸款債券”——由貸方出售給華爾街的捆綁貸款，它們在那裡被打包成債券并再次出售給投資者，以獲取巨額利潤。
這個術語令人恐懼，就像一種新型病毒的名字。
現在，凡·西克勒明白了：正是這裡的房屋貸款支持着那些債券。
正是這些違約貸款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存續構成了威脅。
記者們的傳統觀點是每個人都該對金融危機負責。
“貪婪失控了。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隻是真的很貪心，每個人都想要一套他們買不起的房子。
”凡·西克勒說，“我認為這是懶惰的新聞。
這是那些想要‘換個角度來看’的政治家們的論點。
并不是每個人都該為此承擔責任。
”他厭惡那種試圖制造虛假平衡的報道，它們拒絕給出清晰的結論，即使結論就明明白白地擺在眼前。
他自己的調查并沒有将他引向“所有人”，而是引向了某些特定體制——政府機構、房地産公司，特别是銀行。
桑尼·金隻是一個站在前台的人。
“這是系統性的。
銀行批準那些貸款時根本沒人看它們一眼，因為銀行的胃口太大了。
它們沒法讓貸款的速度更快了。
” 感恩節之後，凡·西克勒的故事填滿了頭版。
一周之内，聯邦調查局接手了案件；不久後，桑尼·金開始戴着竊聽器和官方合作。
凡·西克勒等待着聯邦調查局一路查向食物鍊的頂端。
邁克的心理狀況不斷惡化，他的思緒仿佛每小時狂奔三百英裡——他害怕無家可歸、自殺、瘋人院、遇到女兒的男友（他還不知道他們回到了聖彼得斯堡）——他一直恐懼不安，在頭腦裡編造故事；他害怕自己腦海中的臆想會成真。
他曾經那麼平靜，那麼安穩，在藍天下的碼頭給遊艇上漆。
他越來越胖，雖然仍然可以自嘲，但雙眼透過無框眼鏡流露出服用藥物後的悲傷。
他因背部疼痛服用止痛藥，因焦慮服用阿普唑侖[阿普唑侖，用于抗焦慮和失眠的藥物，長期服用會成瘾。
]；他厭倦一切，想要放下重擔好好睡一覺。
在吞下三十片阿普唑侖和四片維柯丁[維柯丁，以氫可酮和撲熱息痛為主要成分的鴉片類鎮痛藥，大量服用可能緻死。
]後，他昏迷了兩天。
“經濟問題觸發了一切，”他說，“它把我撕成兩半，奪走了我生存的意志。
這就是我對它的看法。
” 他們把邁克鎖在瘋人院裡三天。
他出來後開始尋求坦帕危機中心的憐憫，并獲得了支付電費賬單的咨詢和援助。
他一直認為自己是中産階級，現在卻差點生活在無家可歸者的避難所，這令他十分震驚。
不過，精神病房和危機中心讓他擺脫了這種幻象。
他讀了一本名為《在創傷之後尋找生活》的書，開始深呼吸，與自己的精神溝通，學會遠離那些最糟糕的想法。
由于醫療領域并不受經濟衰退影響，他報名參加了由政府支付的培訓課程，成了一名家庭健康助理。
他找到了一份每小時能賺十點五美元的工作，沒有任何福利，幫助一位患有癡呆症的九十一歲二戰老兵上洗手間。
這并不比修理百萬富翁的遊艇更難。
邁克很高興能幫上忙。
凡·西克勒和報社的一些同事仔細研究了希爾斯伯勒縣止贖房屋的大量數據。
到處都是止贖房屋，但它們主要聚集在兩個地方：老城區的貧民窟和幽靈住宅小區。
凡·西克勒的地圖軟件在馬車角小區上顯示出一個鮮紅色的點，那是在吉布森頓一個熱帶魚養殖場上發展起來的項目：止贖率為百分之五十，創下該縣紀錄。
凡·西克勒和報社攝影師克裡斯·祖帕開始在晚上驅車前往馬車角，以了解那裡正在發生什麼。
這是凡·西克勒記者生涯中到訪過的最古怪的地方之一。
一天晚上，他和祖帕看到瘦骨嶙峋的奶牛站在一排排單戶住宅之間的空地上。
奶牛被帶進來，是為了讓一些房主可以按照農業土地的标準申請減稅；現在，因為沒有人喂養，它們正在挨餓。
凡·西克勒和祖帕敲了許多人家的門，但很難找到在家或是肯跟他們交談的人。
滞留在這裡的業主大多是在馬車角買了第一套房産、計劃日後遷往他處的家庭。
房價下跌百分之五十時，他們陷入困境，并因開發商萊納公司而怒火中燒。
萊納曾向他們承諾一個遊泳池、一個社區中心和百分之二十的投資房屋限制。
結果，許多業主都住在南卡羅來納州的米爾堡和紐約的臭氧公園等地，他們并不關心被困在馬車角的人們的生活。
一些止贖房屋被毒販或贓物販賣者利用，到處散落着走私貨。
甚至發生了一起槍擊事件。
治安官代表開始在夜間巡視馬車角。
恐懼水漲船高，一名男子自豪地向凡·西克勒展示他在車道上安裝的安全攝像頭。
“在郊區，”凡·西克勒說，“沒有人能聽到你尖叫。
” 龐氏騙局是一種信心遊戲，隻有當足夠多的人願意抛開常識時才能成功。
卷入其中的每個人都是受騙者，也都是騙子。
結果是普遍的輕信和普遍的恐懼。
馬車角本該是美國夢的一個縮影，現在卻像是世界末日。
凡·西克勒在那裡的調查使他得出結論，這次崩盤不是無恥房主的錯；他寫了一篇強硬的文章，揭露了開發商和民選官員在制造災難中的角色。
金相民，綽号桑尼，是從韓國來到坦帕的。
他是“身體設計文身店”的店主，那是一家亞洲主題的穿孔和文身店。
2000年到2010年中期，桑尼·金在坦帕周邊擁有一百棟房屋，其中大部分位于市中心以北的混亂街區，與肯尼·拉欣工作的區域相同。
事實上，肯尼和桑尼是商業合作夥伴，彼此把房子賣給對方。
2008年夏天，當凡·西克勒開始調查桑尼時，桑尼已經拿到了四百萬美元的利潤，他名下超過三分之一的房子成了止贖房産。
凡·西克勒駕車前往坦帕最貧窮的兩個社區，貝爾蒙特高地和薩爾弗斯普林斯，去查看桑尼·金的房産。
北十七街4809号有一幢破敗的兩層灰泥房屋，屋頂鋪着藍色的油布，窗戶釘着木闆，床墊堆放在雜草叢生的院子裡。
桑尼·金在2006年以一百美元的價格簽訂産權轉讓契據買下了它，一名有前科的毒販當了見證人。
三個月後，金以三十萬美元的價格把它賣給了一個名叫阿拉塞莉·利亞内斯的買家，後者從華盛頓互惠銀行的子公司長灘貸款公司借了全部款項。
凡·西克勒站在院子裡，看着這棟房子，想着那筆貸款。
太不可思議了。
銀行有沒有人開車來這兒看一眼這棟房子？十八個月後，房子被止贖，銀行要價三萬五千美元。
凡·西克勒想去找鄰居問問有沒有人住在裡面，但那是一個危險街區的夜晚，敲門也無人回應。
最後，一輛坦帕警車停了下來，一名警察下了車。
“這附近有人不喜歡你。
”警察說。
一個鄰居打電話來抱怨那個四處窺探的高大白人。
凡·西克勒試圖追查阿拉塞莉·利亞内斯。
她有一個奧帕羅卡的地址，但沒有電話号碼——她無迹可尋。
金的其他一些買家是毒販、縱火犯和精神病患者。
凡·西克勒查看了他炒過的幾十棟房子，情況總是一模一樣：一棟廢棄的房産，一個最低的購買價格，一次價格高得離譜的快速轉售，一筆無人質疑的貸款，首付很低乃至為零；買家無處可尋，房子從未有人住過，貸款逾期。
一位專家告訴凡·西克勒，一些買家——他們被稱為“稻草買家”——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可能是身份盜竊的受害者。
或者他們可能是桑尼·金在抵押貸款欺詐方面的合作夥伴。
交易中涉及的房地産經紀人、評估師、公證人、房産過戶代理以及最後的銀行家們也同樣如此，其中有些人重複出現了許多次。
每個人都從桑尼·金的生意中賺錢，每個人都從其他像桑尼·金一樣的人的生意中賺錢，而不良貸款似乎消失在空氣裡。
9月，凡·西克勒仍在繼續報道。
這個月中旬，雷曼兄弟倒閉了。
雷曼兄弟是向桑尼·金的稻草買家提供貸款的銀行之一。
其他一些突然出現在新聞中并且面臨毀滅的大型玩家也是如此——華盛頓互惠銀行、美聯銀行、摩根大通、全國金融基金公司、美國銀行、房利美、房地美。
這些頭條新聞讓凡·西克勒不寒而栗。
他突然意識到，他關于文身店老闆的當地故事（已經花了太長時間——他的編輯們表現出很大的耐心）與幾十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息息相關。
在坦帕，他有着在紐約和華盛頓報道金融危機的知名記者們所沒有的材料——他目睹的貨真價實的故事。
你可以将華爾街的崩塌一路追溯到北十七街4809号的房子，以及馬車角小區和“鄉村步道”的房子。
銀行向欺詐性的貸款人大把投錢，為破敗的房子付出過高的價格，因為這種風險立即轉嫁給了其他人。
金融業有一個新名詞，至少是凡·西克勒從未聽說過的：“房屋抵押貸款債券”——由貸方出售給華爾街的捆綁貸款，它們在那裡被打包成債券并再次出售給投資者，以獲取巨額利潤。
這個術語令人恐懼，就像一種新型病毒的名字。
現在，凡·西克勒明白了：正是這裡的房屋貸款支持着那些債券。
正是這些違約貸款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存續構成了威脅。
記者們的傳統觀點是每個人都該對金融危機負責。
“貪婪失控了。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隻是真的很貪心，每個人都想要一套他們買不起的房子。
”凡·西克勒說，“我認為這是懶惰的新聞。
這是那些想要‘換個角度來看’的政治家們的論點。
并不是每個人都該為此承擔責任。
”他厭惡那種試圖制造虛假平衡的報道，它們拒絕給出清晰的結論，即使結論就明明白白地擺在眼前。
他自己的調查并沒有将他引向“所有人”，而是引向了某些特定體制——政府機構、房地産公司，特别是銀行。
桑尼·金隻是一個站在前台的人。
“這是系統性的。
銀行批準那些貸款時根本沒人看它們一眼，因為銀行的胃口太大了。
它們沒法讓貸款的速度更快了。
” 感恩節之後，凡·西克勒的故事填滿了頭版。
一周之内，聯邦調查局接手了案件；不久後，桑尼·金開始戴着竊聽器和官方合作。
凡·西克勒等待着聯邦調查局一路查向食物鍊的頂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