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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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論壇報》和《洛杉矶時報》等受傷的報業巨頭需要追逐利潤，而那些利潤很快就會被私募股權投資者瓜分，以尋求更高的利潤；《聖彼得斯堡時報》不需要像它們一樣。
凡·西克勒的妻子也在這家報社工作，兩人在塞米諾爾高地購買了一棟1930年建的磚房，那是坦帕市中心往北一點的曆史街區，經過一段時間的衰敗之後剛剛開始變得時髦。
它給人的感覺就像在克利夫蘭平地區周邊夜間散步一樣，但凡·西克勒覺得，這一整套“下一個偉大城市”的生意都很可疑。
他為《棕榈灘郵報》報道市政廳時，對城市規劃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有一段時間，他甚至考慮過轉行，直到他意識到城市規劃師的影響力還不如記者。
但是他的書架裡擺滿了諸如《蔓生市郊田野指南》《草坪史》《市郊國家》等書，還有他的聖經《權力掮客》和《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蔓生市郊田野指南》（AFieldGuidetoSprawl）是耶魯大學榮休教授多洛蕾絲·海登的都市研究著作。
《市郊國家》（SuburbanNation）是三位城市規劃師的合著作品，批判美國依賴于汽車的市郊發展模式。
《權力掮客》（ThePowerBroker）是講述紐約市政官員羅伯特·摩西的非虛構作品。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是城市研究和城市規劃領域的經典名作，作者簡·雅各布斯以紐約、芝加哥等美國大城市為例，深入考察了都市結構的基本元素，對當代城市生态進行分析和反思。
]。
凡·西克勒成了簡·雅各布斯的門徒。
她提供了一套語彙——短街區、行人滲透性、混合用途、通過“街道之眼”獲得安全、密度——這些語彙都可以用來描述他在克利夫蘭高地長大時體會到的渴望；在那些令人難以忍受的夏日午後，街道上空無一人。
在不同背景的人們可以面對面交流思想的時候，生活是最豐富和最有創意的。
這發生在城市裡——特定類型的城市。
搬到坦帕後，一切都清晰起來。
特别是2005年之後，報紙為凡·西克勒設置了一個職位，聘任他為“計劃和發展記者”。
90年代初，他二十二歲時，這座城市看上去樂趣無窮、充滿希望，但到了21世紀頭十年，它在他看來甚至不太像一座城市了：朝九晚五的市中心大概隻有五十個居民，直到兩棟巨型公寓樓拔地而起，而它們與街道毫無關聯，隻會吞噬此後多年的需求；所有購物設施和一流辦公區域都在數英裡之外靠近機場的韋斯特肖爾。
坦帕試圖穿過捷徑走向偉大，但那從未奏效；它的市中心沒有連貫性，除了辦公室工作、曲棍球比賽或法庭案件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吸引人群。
在城鎮周圍騎自行車是危險的，試圖步行穿過寬闊的高速街道也是危險的——坦帕在自行車和行人事故死亡數量上排名全國第二。
如果你看到有人徒步出行，那可能是因為他的車壞了；如果一個女人蹲在路邊沒有遮蓋的地方一小時，那是因為她得等公共汽車。
縣委員會從未通過通勤鐵路計劃，坦帕灣仍然是僅次于底特律的沒有通勤鐵路的大城市。
于是，陌生人從來不需要相互來往。
“在坦帕，人與人的互動不會偶然發生，”凡·西克勒說，“哪怕發生了，那也令人痛苦。
” 有一種觀點認為，城市生活是非美國的；在希爾斯伯勒縣的增長機器中，凡·西克勒感受到了這種想法的存在。
住宅小區裡，地産公司建造的房屋看上去如同地堡，窗戶狹小，沒有适合當地氣候的通風道或庭院，空調一直在坑洞般的黑暗中運行。
在這些房屋中，一家人坐在鋪着地毯的起居室裡，聚在大屏幕等離子電視前，百葉窗遮擋着陽光。
屋外是漫長的街道，兩側是一模一樣的房子，人們沒有任何理由步行前往任何地方，所以他們每天從車上走到車道再走進家裡，從來沒有機會與鄰居相識。
他們正在從世界撤退，而無孔不入的偏執加深了這種隔絕。
随處可見事故律師、現金快速購房和快速緻富方案的廣告牌，佛羅裡達州的汽車保險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貴——保險公司稱它為“欺詐之州”。
佛羅裡達州以第二次機會的永恒承諾吸引短暫住客和漂泊者，其中騙子的比例超過了一般人群。
誰敢說隔壁鄰居不是其中之一呢？ 像馬車角這種小區恰恰符合簡·雅各布斯對地獄的描述。
2006年，凡·西克勒寫了一篇關于人們在坦帕周邊買房的報道。
其中很多人住在外地，當通過電話聯系到他們時，凡·西克勒會問：“你住在那棟房子裡嗎？哦，那是個度假屋？那你為什麼要在拉斯金度假呢？——它又不是度假勝地。
”事實證明，至少有一半的銷售額來自投資者——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房屋所有權的整個概念已經被扭曲得無法辨認。
這些房屋是一次性商品。
正是這些人在推動需求。
凡·西克勒從未适應坦帕。
他身材高大，皮膚蒼白，有着略帶草莓紅的金發，穿着休閑褲和長袖襯衫。
他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正式，像一位老派的電台記者。
他那來自中西部的認真态度令他在陽光之州的過分熱情中顯得尴尬，這種熱情是佛羅裡達州欺詐風格的另一面。
他對自己的工作格外認真。
一名調查記者必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凡·西克勒并不認為記者是憤世嫉俗的。
如果一篇報道隻是給出雙方觀點并就此打住，那麼媒體并不能借此幫助自身或其讀者，因為記者應該把一些客觀真實的事情說出來。
凡·西克勒有時擔心，他作為記者的風格過于單刀直入，太像公訴人。
共和黨縣委員馬克·夏普一接到凡·西克勒關于開發商競選捐款的電話，就立即知道會有麻煩。
一開始的問題聽起來很是單純無辜，隻是簡單的事實，但問題接踵而至，而凡·西克勒會記得夏普告訴他的一切；最後，這位記者會觸發陷阱，問出夏普從一開始就知道将會到來的問題：“如果說這個人是你主要的捐款人，那你覺得，你投票支持免除影響費是不是有問題？” 凡·西克勒認為有兩種記者——講故事的記者和揭露不法行為的記者。
他絕對是後者。
但他唯一擊倒過的人是桑尼·金。
2006年春天，凡·西克勒聽說了一個名叫肯尼·拉欣的男人。
他是一名黑人房地産推銷員，這在坦帕很不尋常。
他的名字和面孔出現在廣告牌和電視廣告上，作為披着披風的超級英雄“救房隊長”，這是對說唱歌曲《CaptainSave-a-Hoe》的戲仿。
他舉辦了人滿為患的帳篷展會，在那裡，他坐着白色的賓利、戴着坎戈爾帽現身，身後由一隊悍馬護送，上面裝飾着他的照片。
他鼓吹這個城市的窮苦黑人可以像其他人一樣涉足房地産，購買困厄房産并出售，以獲取巨額利潤。
“現在是時候為自己做事了，”拉欣告訴伊波市的觀衆，“黑人主宰什麼？體育和娛樂。
我希望人們能說黑人主宰房地産，這個行業制造的百萬富翁比什麼都多。
” 這一切都與賦權、民權和緻富有關。
拉欣年少時是得梅因的一名毒販，後來在佛羅裡達州一座監獄蹲了四年。
他将自己的故事作為激勵宣傳的一部分，告訴年輕的房地産經紀人，他們也應該把自己的聰明才智轉向合法的炒房，這樣既能緻富，也能讓需要财務救濟的黑人房主受益。
“他是卡内基與Jay-Z的結合。
”凡·西克勒說，“在經濟繁榮時期，佛羅裡達州的經濟問題是——它幾乎從未繁榮過。
它隻在一個領域繁榮發展，那就是房地産。
如果你不在這個行業裡，你就會像其他人一樣掙紮度日。
” 凡·西克勒開始研究肯尼·拉欣。
在肯尼的自我描述中，他隻是一個低級毒販，但實際上，他是瘸子幫主要的可卡因分銷商。
他在拳擊比賽中獲得金手套的故事是編造出來的。
到頭來，“救房隊長”恰恰是他在門票售罄的研讨會上譴責的那種掠奪者。
他在一個叫坦帕高地的老舊混合街區說服一位七十三歲的黑人老祖母，讓她以兩萬美元的價格把破舊的房子出售給他。
她拿到的錢幾乎全用來還了城市貸款，最後隻剩下一千七百二十九美元。
三周後，拉欣以七萬美元的價格把房子賣給一家名為“土地集結”的投資信托公司。
凡·西克勒向拉欣詢問這筆交易。
“要是我知道這棟房子值七萬美元，我就會付給她更多的錢。
”拉欣說，“六萬美元不算什麼。
不要在這一點上有偏見，我才不會占女人便宜。
” 進入公訴人模式的凡·西克勒追問“救房隊長”是否會與她分享一部分利潤。
“我可不打算說‘拿着吧，這就是我從那棟房子賺到的所有錢’。
” 四年來，拉欣和他的合作夥伴已經賺到超過一百萬美元。
其中十五筆交
《芝加哥論壇報》和《洛杉矶時報》等受傷的報業巨頭需要追逐利潤，而那些利潤很快就會被私募股權投資者瓜分，以尋求更高的利潤；《聖彼得斯堡時報》不需要像它們一樣。
凡·西克勒的妻子也在這家報社工作，兩人在塞米諾爾高地購買了一棟1930年建的磚房，那是坦帕市中心往北一點的曆史街區，經過一段時間的衰敗之後剛剛開始變得時髦。
它給人的感覺就像在克利夫蘭平地區周邊夜間散步一樣，但凡·西克勒覺得，這一整套“下一個偉大城市”的生意都很可疑。
他為《棕榈灘郵報》報道市政廳時，對城市規劃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有一段時間，他甚至考慮過轉行，直到他意識到城市規劃師的影響力還不如記者。
但是他的書架裡擺滿了諸如《蔓生市郊田野指南》《草坪史》《市郊國家》等書，還有他的聖經《權力掮客》和《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蔓生市郊田野指南》（AFieldGuidetoSprawl）是耶魯大學榮休教授多洛蕾絲·海登的都市研究著作。
《市郊國家》（SuburbanNation）是三位城市規劃師的合著作品，批判美國依賴于汽車的市郊發展模式。
《權力掮客》（ThePowerBroker）是講述紐約市政官員羅伯特·摩西的非虛構作品。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是城市研究和城市規劃領域的經典名作，作者簡·雅各布斯以紐約、芝加哥等美國大城市為例，深入考察了都市結構的基本元素，對當代城市生态進行分析和反思。
]。
凡·西克勒成了簡·雅各布斯的門徒。
她提供了一套語彙——短街區、行人滲透性、混合用途、通過“街道之眼”獲得安全、密度——這些語彙都可以用來描述他在克利夫蘭高地長大時體會到的渴望；在那些令人難以忍受的夏日午後，街道上空無一人。
在不同背景的人們可以面對面交流思想的時候，生活是最豐富和最有創意的。
這發生在城市裡——特定類型的城市。
搬到坦帕後，一切都清晰起來。
特别是2005年之後，報紙為凡·西克勒設置了一個職位，聘任他為“計劃和發展記者”。
90年代初，他二十二歲時，這座城市看上去樂趣無窮、充滿希望，但到了21世紀頭十年，它在他看來甚至不太像一座城市了：朝九晚五的市中心大概隻有五十個居民，直到兩棟巨型公寓樓拔地而起，而它們與街道毫無關聯，隻會吞噬此後多年的需求；所有購物設施和一流辦公區域都在數英裡之外靠近機場的韋斯特肖爾。
坦帕試圖穿過捷徑走向偉大，但那從未奏效；它的市中心沒有連貫性，除了辦公室工作、曲棍球比賽或法庭案件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吸引人群。
在城鎮周圍騎自行車是危險的，試圖步行穿過寬闊的高速街道也是危險的——坦帕在自行車和行人事故死亡數量上排名全國第二。
如果你看到有人徒步出行，那可能是因為他的車壞了；如果一個女人蹲在路邊沒有遮蓋的地方一小時，那是因為她得等公共汽車。
縣委員會從未通過通勤鐵路計劃，坦帕灣仍然是僅次于底特律的沒有通勤鐵路的大城市。
于是，陌生人從來不需要相互來往。
“在坦帕，人與人的互動不會偶然發生，”凡·西克勒說，“哪怕發生了，那也令人痛苦。
” 有一種觀點認為，城市生活是非美國的；在希爾斯伯勒縣的增長機器中，凡·西克勒感受到了這種想法的存在。
住宅小區裡，地産公司建造的房屋看上去如同地堡，窗戶狹小，沒有适合當地氣候的通風道或庭院，空調一直在坑洞般的黑暗中運行。
在這些房屋中，一家人坐在鋪着地毯的起居室裡，聚在大屏幕等離子電視前，百葉窗遮擋着陽光。
屋外是漫長的街道，兩側是一模一樣的房子，人們沒有任何理由步行前往任何地方，所以他們每天從車上走到車道再走進家裡，從來沒有機會與鄰居相識。
他們正在從世界撤退，而無孔不入的偏執加深了這種隔絕。
随處可見事故律師、現金快速購房和快速緻富方案的廣告牌，佛羅裡達州的汽車保險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貴——保險公司稱它為“欺詐之州”。
佛羅裡達州以第二次機會的永恒承諾吸引短暫住客和漂泊者，其中騙子的比例超過了一般人群。
誰敢說隔壁鄰居不是其中之一呢？ 像馬車角這種小區恰恰符合簡·雅各布斯對地獄的描述。
2006年，凡·西克勒寫了一篇關于人們在坦帕周邊買房的報道。
其中很多人住在外地，當通過電話聯系到他們時，凡·西克勒會問：“你住在那棟房子裡嗎？哦，那是個度假屋？那你為什麼要在拉斯金度假呢？——它又不是度假勝地。
”事實證明，至少有一半的銷售額來自投資者——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房屋所有權的整個概念已經被扭曲得無法辨認。
這些房屋是一次性商品。
正是這些人在推動需求。
凡·西克勒從未适應坦帕。
他身材高大，皮膚蒼白，有着略帶草莓紅的金發，穿着休閑褲和長袖襯衫。
他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正式，像一位老派的電台記者。
他那來自中西部的認真态度令他在陽光之州的過分熱情中顯得尴尬，這種熱情是佛羅裡達州欺詐風格的另一面。
他對自己的工作格外認真。
一名調查記者必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凡·西克勒并不認為記者是憤世嫉俗的。
如果一篇報道隻是給出雙方觀點并就此打住，那麼媒體并不能借此幫助自身或其讀者，因為記者應該把一些客觀真實的事情說出來。
凡·西克勒有時擔心，他作為記者的風格過于單刀直入，太像公訴人。
共和黨縣委員馬克·夏普一接到凡·西克勒關于開發商競選捐款的電話，就立即知道會有麻煩。
一開始的問題聽起來很是單純無辜，隻是簡單的事實，但問題接踵而至，而凡·西克勒會記得夏普告訴他的一切；最後，這位記者會觸發陷阱，問出夏普從一開始就知道将會到來的問題：“如果說這個人是你主要的捐款人，那你覺得，你投票支持免除影響費是不是有問題？” 凡·西克勒認為有兩種記者——講故事的記者和揭露不法行為的記者。
他絕對是後者。
但他唯一擊倒過的人是桑尼·金。
2006年春天，凡·西克勒聽說了一個名叫肯尼·拉欣的男人。
他是一名黑人房地産推銷員，這在坦帕很不尋常。
他的名字和面孔出現在廣告牌和電視廣告上，作為披着披風的超級英雄“救房隊長”，這是對說唱歌曲《CaptainSave-a-Hoe》的戲仿。
他舉辦了人滿為患的帳篷展會，在那裡，他坐着白色的賓利、戴着坎戈爾帽現身，身後由一隊悍馬護送，上面裝飾着他的照片。
他鼓吹這個城市的窮苦黑人可以像其他人一樣涉足房地産，購買困厄房産并出售，以獲取巨額利潤。
“現在是時候為自己做事了，”拉欣告訴伊波市的觀衆，“黑人主宰什麼？體育和娛樂。
我希望人們能說黑人主宰房地産，這個行業制造的百萬富翁比什麼都多。
” 這一切都與賦權、民權和緻富有關。
拉欣年少時是得梅因的一名毒販，後來在佛羅裡達州一座監獄蹲了四年。
他将自己的故事作為激勵宣傳的一部分，告訴年輕的房地産經紀人，他們也應該把自己的聰明才智轉向合法的炒房，這樣既能緻富，也能讓需要财務救濟的黑人房主受益。
“他是卡内基與Jay-Z的結合。
”凡·西克勒說，“在經濟繁榮時期，佛羅裡達州的經濟問題是——它幾乎從未繁榮過。
它隻在一個領域繁榮發展，那就是房地産。
如果你不在這個行業裡，你就會像其他人一樣掙紮度日。
” 凡·西克勒開始研究肯尼·拉欣。
在肯尼的自我描述中，他隻是一個低級毒販，但實際上，他是瘸子幫主要的可卡因分銷商。
他在拳擊比賽中獲得金手套的故事是編造出來的。
到頭來，“救房隊長”恰恰是他在門票售罄的研讨會上譴責的那種掠奪者。
他在一個叫坦帕高地的老舊混合街區說服一位七十三歲的黑人老祖母，讓她以兩萬美元的價格把破舊的房子出售給他。
她拿到的錢幾乎全用來還了城市貸款，最後隻剩下一千七百二十九美元。
三周後，拉欣以七萬美元的價格把房子賣給一家名為“土地集結”的投資信托公司。
凡·西克勒向拉欣詢問這筆交易。
“要是我知道這棟房子值七萬美元，我就會付給她更多的錢。
”拉欣說，“六萬美元不算什麼。
不要在這一點上有偏見，我才不會占女人便宜。
” 進入公訴人模式的凡·西克勒追問“救房隊長”是否會與她分享一部分利潤。
“我可不打算說‘拿着吧，這就是我從那棟房子賺到的所有錢’。
” 四年來，拉欣和他的合作夥伴已經賺到超過一百萬美元。
其中十五筆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