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夫·康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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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之外，還要怪允許金錢淹沒競選的競選财務法。
“我在這個房間裡，是因為我為你籌到了錢，而且我還能幫你找到能籌到更多錢的機會。
”康諾頓說，“如果這些行為被阻止了，那麼傑克和我就會變回我們自己相信的身份：能當一個好律師的聰明人。
” 康諾頓後來琢磨出一套“普适理論”，來解釋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錢在美國人生活中的意義：“當華爾街和華盛頓的收入大幅膨脹，當靠從企業獲得的戰利品能賺到數百萬美元——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作為一個無名小卒，我能帶着幾百萬美元離開華盛頓——當某些行為不再需要付出代價，當連那些阻止人們炫耀他們賺錢方式的準則都開始受到侵蝕并逐漸消失，文化改變了。
這種改變發生在華爾街，也發生在華盛頓。
” 盡管并非刻意，康諾頓成了一個職業民主黨人。
這就是他對華盛頓人這個階級的稱呼——說客、律師、謀士、顧問、專家、參謀、解決人——他們在落在國會山上的大公司金錢雨和民主黨政治中日漸重要的職位之間來回搖擺。
（當然也有職業共和黨人——艾德·吉萊斯皮就是一個——他們能比職業民主黨人更輕松地在華盛頓遊走，因為共和黨并不要求他們假裝反對大公司或金錢幹預政治。
）财富為他們的權力錦上添花，權力令他們的财富不斷膨脹。
他們将籌款作為黏合劑，為特殊利益團體和黨内官員牽線搭橋。
他們與政治家們共進早餐，與商會領導共進午餐，與其他職業民主黨人共進晚餐。
他們的辦公桌後面是“權力牆”——展示着他們與相識的最大牌政治家的合影。
他們的忠誠首先屬于公司，然後屬于他們在政界的前老闆，之後屬于黨派，再之後——如果他是個民主黨人——屬于總統。
華盛頓是個小城，人與人之間隻需要一到兩個人就能建立聯系，你最好對自己在電信産業休閑聚會或金融服務社交環節中遇到的每個人都表現友好，如果不這麼做，就可能很快遭到報應。
奎恩－吉萊斯皮鼓勵旗下的說客每晚出門——社交活動中産生的信息可是很有價值的。
康諾頓也做了自己分内之事，隻是随時間推移而逐漸減少——他不喜歡大型派對；他去了太多活動，到最後，他會把車交給代客泊車服務員，走進派對，匆匆忙忙說幾句，就決定離開。
隻需要幾個問題，他和新認識的人就能互相把對方歸入華盛頓的階層系統中去——拜登的人，克林頓白宮的人，為傑克·奎恩工作的人，電信行業的重要人物——這決定了他們想了解對方到什麼程度。
康諾頓仍然背負着亞拉巴馬的特質，他無法胡說八道，吹噓自己的重要性。
他一直單身，雖然有幾次差點結婚。
如果他結了婚，他的遊說生意可能會指數級增長。
權力夫妻可以在政府和私有領域之間交換，一個負責賺錢，一個負責爬上政府梯級，互相分享一路上得到的情報。
康諾頓與一位參議員的幕僚長就一系列金融議題打過交道，後來發現他跟一個銀行高管結了婚。
在華盛頓，枕邊風可能價值千金。
有些夫妻屬于華盛頓永居階級中的金融圈，也就是華爾街－華盛頓核心－财政部官員、銀行委員會幕僚、監管者。
康諾頓管他們叫作“一小團”。
（也有其他康諾頓永遠不會了解的“一小團”——例如國防方面有軍隊－工業複合體。
）金融圈這一小團的成員之間有着格外緊密的關系。
例如有這麼一對夫妻，丈夫是前任說客，如今在一個核心的參議院委員會工作，妻子以前是财政部官員，後來去了證券交易委員會。
他們日夜社交，長線作戰，當兩人決定金盆洗手時，就能坐擁金山了。
奎恩－吉萊斯皮開始時盡可能少為政客們籌款。
在市中心舉辦活動是一種二流的吸引生意的手段——公司認為它能以更聰明和有策略的方式成功。
但政客們并不願随其心意。
康諾頓可能會通過一位幕僚長幫客戶與參議員安排一次會面。
幾天後，他會接到參議員的電
“我在這個房間裡，是因為我為你籌到了錢，而且我還能幫你找到能籌到更多錢的機會。
”康諾頓說，“如果這些行為被阻止了，那麼傑克和我就會變回我們自己相信的身份：能當一個好律師的聰明人。
” 康諾頓後來琢磨出一套“普适理論”，來解釋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錢在美國人生活中的意義：“當華爾街和華盛頓的收入大幅膨脹，當靠從企業獲得的戰利品能賺到數百萬美元——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作為一個無名小卒，我能帶着幾百萬美元離開華盛頓——當某些行為不再需要付出代價，當連那些阻止人們炫耀他們賺錢方式的準則都開始受到侵蝕并逐漸消失，文化改變了。
這種改變發生在華爾街，也發生在華盛頓。
” 盡管并非刻意，康諾頓成了一個職業民主黨人。
這就是他對華盛頓人這個階級的稱呼——說客、律師、謀士、顧問、專家、參謀、解決人——他們在落在國會山上的大公司金錢雨和民主黨政治中日漸重要的職位之間來回搖擺。
（當然也有職業共和黨人——艾德·吉萊斯皮就是一個——他們能比職業民主黨人更輕松地在華盛頓遊走，因為共和黨并不要求他們假裝反對大公司或金錢幹預政治。
）财富為他們的權力錦上添花，權力令他們的财富不斷膨脹。
他們将籌款作為黏合劑，為特殊利益團體和黨内官員牽線搭橋。
他們與政治家們共進早餐，與商會領導共進午餐，與其他職業民主黨人共進晚餐。
他們的辦公桌後面是“權力牆”——展示着他們與相識的最大牌政治家的合影。
他們的忠誠首先屬于公司，然後屬于他們在政界的前老闆，之後屬于黨派，再之後——如果他是個民主黨人——屬于總統。
華盛頓是個小城，人與人之間隻需要一到兩個人就能建立聯系，你最好對自己在電信産業休閑聚會或金融服務社交環節中遇到的每個人都表現友好，如果不這麼做，就可能很快遭到報應。
奎恩－吉萊斯皮鼓勵旗下的說客每晚出門——社交活動中産生的信息可是很有價值的。
康諾頓也做了自己分内之事，隻是随時間推移而逐漸減少——他不喜歡大型派對；他去了太多活動，到最後，他會把車交給代客泊車服務員，走進派對，匆匆忙忙說幾句，就決定離開。
隻需要幾個問題，他和新認識的人就能互相把對方歸入華盛頓的階層系統中去——拜登的人，克林頓白宮的人，為傑克·奎恩工作的人，電信行業的重要人物——這決定了他們想了解對方到什麼程度。
康諾頓仍然背負着亞拉巴馬的特質，他無法胡說八道，吹噓自己的重要性。
他一直單身，雖然有幾次差點結婚。
如果他結了婚，他的遊說生意可能會指數級增長。
權力夫妻可以在政府和私有領域之間交換，一個負責賺錢，一個負責爬上政府梯級，互相分享一路上得到的情報。
康諾頓與一位參議員的幕僚長就一系列金融議題打過交道，後來發現他跟一個銀行高管結了婚。
在華盛頓，枕邊風可能價值千金。
有些夫妻屬于華盛頓永居階級中的金融圈，也就是華爾街－華盛頓核心－财政部官員、銀行委員會幕僚、監管者。
康諾頓管他們叫作“一小團”。
（也有其他康諾頓永遠不會了解的“一小團”——例如國防方面有軍隊－工業複合體。
）金融圈這一小團的成員之間有着格外緊密的關系。
例如有這麼一對夫妻，丈夫是前任說客，如今在一個核心的參議院委員會工作，妻子以前是财政部官員，後來去了證券交易委員會。
他們日夜社交，長線作戰，當兩人決定金盆洗手時，就能坐擁金山了。
奎恩－吉萊斯皮開始時盡可能少為政客們籌款。
在市中心舉辦活動是一種二流的吸引生意的手段——公司認為它能以更聰明和有策略的方式成功。
但政客們并不願随其心意。
康諾頓可能會通過一位幕僚長幫客戶與參議員安排一次會面。
幾天後，他會接到參議員的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