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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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整個進程不可挽回。
從減少通貨膨脹到維護城市安全，美國政府什麼都做不好。
1980年大選期間，在八年級的社會研究課上，彼得支持裡根，收集關于這位保守派英雄的剪報。
托爾金、科幻、國際象棋、數學、計算機：在七八十年代，特别是在舊金山灣區成績拔尖的男生裡，這些屬性往往相互關聯，并且附帶一種世界觀，那就是自由意志主義[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是一種把自由奉為核心的思想理念，強調人的自主權和政治自由的最大化，強烈反對對公民自由的限制，對政府權威和公權力持懷疑或反抗态度。
]。
它背後有一種重視抽象邏輯的威望。
彼得十幾歲時成了一名自由意志主義者，最初還與裡根時代的保守主義混合在一起，但最終成了純粹的自由意志主義。
直到二十多歲他才讀了安·蘭德，發現《阿特拉斯聳聳肩》和《源泉》中的英雄正義得不可思議，而反派又過分邪惡，和托爾金的作品相比，安·蘭德描繪的前景趨向于摩尼教教義，也過于悲觀——這可能與蘭德在蘇聯統治下度過的童年有關，讓她能用一種類似的眼光去看待美國，仿佛它也沐浴在罪惡之光裡。
盡管如此，在《阿特拉斯聳聳肩》出版的1957年，她仍然具有前所未有的先見之明——因此，當兩個主角去度假時，他們到訪了美國最糟糕的地方，此地無人問津，因為一切都已分崩離析；每個人都滿腔憤怒，卻無人工作；主角們在20世紀發動機公司的廢棄廠房裡發現了創新型發動機模型的一些殘骸，這家公司由于其軟弱的繼承人接受社會主義而破産。
當時，通用汽車在全世界所有公司中擁有最大市值，底特律的平均收入比紐約高出百分之四十，可蘭德已經預料到前者的結局。
随着歲月流逝，彼得越來越欽佩安·蘭德。
在高中時，他從未喝酒或吸毒。
他在聖馬特奧高中獲得了全A成績，并且在1985年作為畢業生代表緻辭。
他申請的每一所學校都發來了錄取信，包括哈佛大學；但他擔心哈佛競争過于激烈，他可能會被打敗，并且由于童年經常搬家，現在他想留在家附近。
所以他去了斯坦福——這個剛開始被稱為矽谷的區域的中心。
“我記憶中的1985年非常樂觀。
”他後來說道。
他沒有明确的計劃——他當時可能會選擇生物科技、法律、金融乃至政治專業。
“我默認一個人可以做到一切。
你可以賺很多錢，做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也可以做一些挑戰智力的事情——你可以想方計法做到這一切。
這是80年代樂觀主義的一部分，我覺得我不需要想得過于具體。
我的野心是以某種方式對世界産生影響。
” 即使人到中年，蒂爾仍然很容易被當作大一新生。
他走路時腰部略微前曲，仿佛他覺得擁有身體是一件很古怪的事。
他有着黃銅色頭發、淡藍色眼睛、肉嘟嘟的長鼻子和一口白得驚人的牙齒，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聲音：喉嚨似乎夾着某種金屬，将音色加深、壓平，形成一種富有權威的低沉聲調。
在激烈思考的時刻，他可能陷入一個想法中，長久沉默，或者口吃整整四十秒。
在大二的一堂哲學課“思想，物質和意義”上，蒂爾遇到了另一位才華橫溢的學生，名叫裡德·霍夫曼。
霍夫曼的意識形态比蒂爾要左翼得多。
他們整夜争論諸如财産權性質之類的問題（這就是蒂爾交朋友的方式，在斯坦福如此，之後的人生中也是如此）。
霍夫曼說，财産是一種社會建構，無法脫離社會而存在，而蒂爾引用撒切爾夫人的話：“沒有所謂社會這種東西。
有的隻是個體的男男女女。
”霍夫曼成了蒂爾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他們本科時期的辯論一直到他們開始做生意之後還持續了很久。
然而，他的大多數朋友都是保守派同胞。
他們是一個被孤立和圍困的群體，而他們對此很享受。
80年代晚期的斯坦福大學展開了一場對于核心課程的激烈争論——這門課程被稱為“西方文化”——最後發展到像60年代最後一次校園戰一樣激烈。
少數族裔和自由派學生團體領導的一方認為，斯坦福大學要求的新生人文課程偏向于“已故白人男性”，忽略了其他文化的經驗。
另一方的傳統主義者認為反西方文明的學生正在利用課程設置在斯坦福大學推動左翼政治議程。
對當時的本科生來說，關于閱讀清單的争論似乎與關于民權和越南戰争的示威活動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一群學生甚至接管了斯坦福大學的校長辦公室。
1987年6月，大二快結束時，蒂爾和一位朋友創辦了一份名為《斯坦福評論》的保守出版物，從而闖進了這個圈子。
他們從一個全國性組織那裡得到資金和學術指導，該組織由新保守主義之父歐文·克裡斯托于1978年創立，旨在幫助這類右翼學生的努力。
雖然蒂爾很少為《斯坦福評論》寫稿，但每一期都帶有他編輯的印記——對左派意識形态高屋建瓴又看似理性的攻擊，以及對學生、教師和行政人員中政治正确理念的惡作劇式嘲諷。
因為發生在斯坦福大學，并且因為這是綿延數十年的文化戰争的最新篇章，這場戰鬥蔓延到了全國。
1987年初，傑西·傑克遜準備第二次競選總統，他來到斯坦福大學，帶領學生們在遊行中高喊口号：“嘿嘿、嗬嗬，西方文化必須走開！”一年後，裡根的教育部長威廉·貝内特受到蒂爾這份出版物的邀請，在校園内就斯坦福大學對核心課程進行修改一事發表演講；這次修改引入了關于非西方文化的新課程以及非白人和非男性作家的書籍。
“一所偉大的大學堕落了，”貝内特說，“這背後的勢力正是現代大學在建立時試圖反抗的東西——無知、非理性和恐吓。
” 在1989年畢業之前，蒂爾在他作為主編的最後一篇文章中寫道：“作為編輯，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我仍然不知道如何說服人們傾聽……對于那些想要政治化斯坦福和破壞它的堅定左翼分子（如果你正在讀這篇文章，那麼你可能并不屬于這一類），我們将繼續在每一件事上與你們鬥争。
”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于是進了斯坦福大學法學院。
文化戰争持續到第四個十年。
《斯坦福評論》的新編輯是蒂爾的朋友大衛·薩克斯，在他的帶領下，刊物開始關注語言暗示、同性戀權利和性（1992年有一整期都在讨論強奸，以及大學如何擴大“非法脅迫”的定義，将“貶低”和“無威脅的口頭施壓”包含在内）。
1992年，蒂爾的朋友和法學院同學基斯·拉布瓦決定通過站在一名講師的住所外面大喊大叫，來測試校園言論自由的極限：“基佬！基佬！希望你染上艾滋病死掉！”這次挑釁引發激烈反應，拉布瓦最終被逐出斯坦福。
不久之後，蒂爾和薩克斯決定寫一本書，揭露校園裡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危險，蒂爾負責處理繁重的分析工作，薩克斯負責搜集情報的新聞工作。
《多元化神話》（TheDiversityMyth）于1995年出版，受到著名保守派的贊揚。
這本書包括了對拉布瓦事件的描述，作為一個案例來表現面對集體獵巫時的個人勇
從減少通貨膨脹到維護城市安全，美國政府什麼都做不好。
1980年大選期間，在八年級的社會研究課上，彼得支持裡根，收集關于這位保守派英雄的剪報。
托爾金、科幻、國際象棋、數學、計算機：在七八十年代，特别是在舊金山灣區成績拔尖的男生裡，這些屬性往往相互關聯，并且附帶一種世界觀，那就是自由意志主義[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是一種把自由奉為核心的思想理念，強調人的自主權和政治自由的最大化，強烈反對對公民自由的限制，對政府權威和公權力持懷疑或反抗态度。
]。
它背後有一種重視抽象邏輯的威望。
彼得十幾歲時成了一名自由意志主義者，最初還與裡根時代的保守主義混合在一起，但最終成了純粹的自由意志主義。
直到二十多歲他才讀了安·蘭德，發現《阿特拉斯聳聳肩》和《源泉》中的英雄正義得不可思議，而反派又過分邪惡，和托爾金的作品相比，安·蘭德描繪的前景趨向于摩尼教教義，也過于悲觀——這可能與蘭德在蘇聯統治下度過的童年有關，讓她能用一種類似的眼光去看待美國，仿佛它也沐浴在罪惡之光裡。
盡管如此，在《阿特拉斯聳聳肩》出版的1957年，她仍然具有前所未有的先見之明——因此，當兩個主角去度假時，他們到訪了美國最糟糕的地方，此地無人問津，因為一切都已分崩離析；每個人都滿腔憤怒，卻無人工作；主角們在20世紀發動機公司的廢棄廠房裡發現了創新型發動機模型的一些殘骸，這家公司由于其軟弱的繼承人接受社會主義而破産。
當時，通用汽車在全世界所有公司中擁有最大市值，底特律的平均收入比紐約高出百分之四十，可蘭德已經預料到前者的結局。
随着歲月流逝，彼得越來越欽佩安·蘭德。
在高中時，他從未喝酒或吸毒。
他在聖馬特奧高中獲得了全A成績，并且在1985年作為畢業生代表緻辭。
他申請的每一所學校都發來了錄取信，包括哈佛大學；但他擔心哈佛競争過于激烈，他可能會被打敗，并且由于童年經常搬家，現在他想留在家附近。
所以他去了斯坦福——這個剛開始被稱為矽谷的區域的中心。
“我記憶中的1985年非常樂觀。
”他後來說道。
他沒有明确的計劃——他當時可能會選擇生物科技、法律、金融乃至政治專業。
“我默認一個人可以做到一切。
你可以賺很多錢，做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也可以做一些挑戰智力的事情——你可以想方計法做到這一切。
這是80年代樂觀主義的一部分，我覺得我不需要想得過于具體。
我的野心是以某種方式對世界産生影響。
” 即使人到中年，蒂爾仍然很容易被當作大一新生。
他走路時腰部略微前曲，仿佛他覺得擁有身體是一件很古怪的事。
他有着黃銅色頭發、淡藍色眼睛、肉嘟嘟的長鼻子和一口白得驚人的牙齒，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聲音：喉嚨似乎夾着某種金屬，将音色加深、壓平，形成一種富有權威的低沉聲調。
在激烈思考的時刻，他可能陷入一個想法中，長久沉默，或者口吃整整四十秒。
在大二的一堂哲學課“思想，物質和意義”上，蒂爾遇到了另一位才華橫溢的學生，名叫裡德·霍夫曼。
霍夫曼的意識形态比蒂爾要左翼得多。
他們整夜争論諸如财産權性質之類的問題（這就是蒂爾交朋友的方式，在斯坦福如此，之後的人生中也是如此）。
霍夫曼說，财産是一種社會建構，無法脫離社會而存在，而蒂爾引用撒切爾夫人的話：“沒有所謂社會這種東西。
有的隻是個體的男男女女。
”霍夫曼成了蒂爾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他們本科時期的辯論一直到他們開始做生意之後還持續了很久。
然而，他的大多數朋友都是保守派同胞。
他們是一個被孤立和圍困的群體，而他們對此很享受。
80年代晚期的斯坦福大學展開了一場對于核心課程的激烈争論——這門課程被稱為“西方文化”——最後發展到像60年代最後一次校園戰一樣激烈。
少數族裔和自由派學生團體領導的一方認為，斯坦福大學要求的新生人文課程偏向于“已故白人男性”，忽略了其他文化的經驗。
另一方的傳統主義者認為反西方文明的學生正在利用課程設置在斯坦福大學推動左翼政治議程。
對當時的本科生來說，關于閱讀清單的争論似乎與關于民權和越南戰争的示威活動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一群學生甚至接管了斯坦福大學的校長辦公室。
1987年6月，大二快結束時，蒂爾和一位朋友創辦了一份名為《斯坦福評論》的保守出版物，從而闖進了這個圈子。
他們從一個全國性組織那裡得到資金和學術指導，該組織由新保守主義之父歐文·克裡斯托于1978年創立，旨在幫助這類右翼學生的努力。
雖然蒂爾很少為《斯坦福評論》寫稿，但每一期都帶有他編輯的印記——對左派意識形态高屋建瓴又看似理性的攻擊，以及對學生、教師和行政人員中政治正确理念的惡作劇式嘲諷。
因為發生在斯坦福大學，并且因為這是綿延數十年的文化戰争的最新篇章，這場戰鬥蔓延到了全國。
1987年初，傑西·傑克遜準備第二次競選總統，他來到斯坦福大學，帶領學生們在遊行中高喊口号：“嘿嘿、嗬嗬，西方文化必須走開！”一年後，裡根的教育部長威廉·貝内特受到蒂爾這份出版物的邀請，在校園内就斯坦福大學對核心課程進行修改一事發表演講；這次修改引入了關于非西方文化的新課程以及非白人和非男性作家的書籍。
“一所偉大的大學堕落了，”貝内特說，“這背後的勢力正是現代大學在建立時試圖反抗的東西——無知、非理性和恐吓。
” 在1989年畢業之前，蒂爾在他作為主編的最後一篇文章中寫道：“作為編輯，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我仍然不知道如何說服人們傾聽……對于那些想要政治化斯坦福和破壞它的堅定左翼分子（如果你正在讀這篇文章，那麼你可能并不屬于這一類），我們将繼續在每一件事上與你們鬥争。
”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于是進了斯坦福大學法學院。
文化戰争持續到第四個十年。
《斯坦福評論》的新編輯是蒂爾的朋友大衛·薩克斯，在他的帶領下，刊物開始關注語言暗示、同性戀權利和性（1992年有一整期都在讨論強奸，以及大學如何擴大“非法脅迫”的定義，将“貶低”和“無威脅的口頭施壓”包含在内）。
1992年，蒂爾的朋友和法學院同學基斯·拉布瓦決定通過站在一名講師的住所外面大喊大叫，來測試校園言論自由的極限：“基佬！基佬！希望你染上艾滋病死掉！”這次挑釁引發激烈反應，拉布瓦最終被逐出斯坦福。
不久之後，蒂爾和薩克斯決定寫一本書，揭露校園裡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危險，蒂爾負責處理繁重的分析工作，薩克斯負責搜集情報的新聞工作。
《多元化神話》（TheDiversityMyth）于1995年出版，受到著名保守派的贊揚。
這本書包括了對拉布瓦事件的描述，作為一個案例來表現面對集體獵巫時的個人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