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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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蒂爾三歲時發現自己有一天會死去。
那是1971年，他坐在克利夫蘭自家公寓裡的一塊地毯上。
彼得問父親：“這塊地毯是哪裡來的？” “從一頭牛身上來的。
”父親說。
他們講的是德語，那是彼得的母語——蒂爾一家來自德國，彼得出生于法蘭克福。
“那頭牛怎麼了？” “那頭牛死了。
” “那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那頭牛不再活着了。
所有動物都會死亡。
所有人都會。
有一天我也會。
有一天你也會。
” 說出這些話時，彼得的父親看起來很悲傷。
彼得也悲傷起來。
那是令人困擾的一天，彼得一直沒能忘記。
直到成為矽谷億萬富翁，他仍然為預期中的死亡深感不安。
四十年後，當初的震驚仍深植于腦海。
他從來沒能平心靜氣地看待死亡，像大部分人一樣學會無視它。
他們的态度是一種不假思索的默認，如同注定走向末路的畜群。
那個坐在牛皮地毯上的男孩長大後将不可避免的死亡視為一種意識形态，而非一種現實——一種已經帶走千億人生命的現實。
彼得的父親是一名化學工程師，曾為多家礦業公司做管理工作。
彼得小時候，蒂爾一家經常搬家——他上過七間不同的小學。
盡管有一個弟弟，他仍是個獨來獨往的男孩，在進入青少年時期之前幾乎沒有朋友，有一種天才般的寂寞和内向。
五歲時，他已經知道了所有國家的名稱，能憑記憶畫出世界地圖。
六歲時，父親在一家鈾礦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那是1973年的石油危機之後，美國似乎正向着核能源發展——蒂爾一家在種族隔離下的南非和西南非度過了兩年半。
彼得開始跟父母下象棋，很快就棋藝精湛。
在斯瓦科普蒙德——西南非海邊的一個德國小鎮——他會在家後面正對沙丘的幹涸河床上花數小時為自己編造冒險故事，或是在當地書店裡閱讀地圖冊、自然書籍和法國漫畫。
他上的學校要求男生穿西裝打領帶，每周測驗中每拼錯一個詞，都會被老師用戒尺打一下手心。
回家後，他會迅速扯下校服，他痛恨紀律。
他幾乎總能得到滿分，以逃避體罰。
彼得九歲時，蒂爾一家回到克利夫蘭。
1977年，彼得十歲，他們搬去了加州的福斯特城，那是一個位于舊金山灣旁的規劃城鎮，從斯坦福往北開車隻要二十分鐘。
1977年，幾乎還沒人用“矽谷”一詞來形容從舊金山延伸到聖何塞的半島區域。
這裡的科技公司——惠普、瓦裡安、飛兆半導體、英特爾——都是戰後随着軍事研究的繁榮發展而建立起來的；那時，聯邦撥款已讓斯坦福成為國内一流大學。
矽晶體管芯片和集成電路隻受到電氣工程師和技術愛好者的關注，普通消費者并不關心；個人電腦還處于起步階段。
1977年，有十幾名員工的蘋果電腦公司成立；他們在西海岸電腦節上推出了AppleⅡ，但公司總部才剛剛從位于洛斯阿爾托斯的喬布斯家車庫搬到庫比蒂諾的租賃空間。
矽谷人人平等，教育水平很高，生活舒适——戰後美國中産階級生活最好的例子之一。
與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在這裡，種族、宗教乃至階級都在金色的陽光下褪去了意義。
矽谷周圍的住宅街道兩旁排列着一棟棟面積為兩千平方英尺、占地四分之一英畝的住宅，都是外形樸素的艾克勒式[20世紀50年代由加利福尼亞房地産開發商約瑟夫·艾克勒建造的一類房屋，具有線條簡潔、用材傳統、裝飾極簡的特點，主要針對中産階級開發。
]中世紀風格。
帕洛阿爾托的平均房價是十二萬五千美元。
帕洛阿爾托市中心的商業活動區包括各種商店、體育用品商店、幾家電影院和比薩店。
沿着皇家大道，梅西百貨、英姆珀瑞和伍爾沃斯的店面占據了斯坦福購物中心；1977年，維多利亞的秘密開了一家分店，但這裡還沒有威廉姆斯－索諾瑪和巴寶莉，也完全沒有高檔精品店。
停車場裡全是福特斑馬和達特桑。
[以當時美國的消費标準，梅西百貨、英姆珀瑞和伍爾沃斯為大衆百貨超市，威廉姆斯－索諾瑪和巴寶莉為奢侈品牌，福特斑馬和達特桑為平民汽車款式。
] 幾乎所有矽谷的孩子——甚至是來自少數富裕家庭的孩子——都去了當地的公立學校；那些都是好學校——加州的學校在美國排名第一。
最好的學生去加州大學的伯克利、戴維斯或洛杉矶分校（少數學生申請進了斯坦福或常青藤），普通學生去了舊金山州立大學或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奇科分校，實在不行也可以在富席爾或德安紮社區學院拿到一個兩年制學位。
抗稅運動——也就是13号提案，它将加利福尼亞州的房産稅限制在房産評估價值的百分之一，造成該州公立學校質量長期下滑——還遠在一年之後。
彼得·蒂爾在中産階級鼎盛時期的最後一年搬來矽谷。
這裡的一切都将改變，包括名字。
從斯瓦科普蒙德搬來福斯特城的這個學年如同電影《周末夜狂熱》（SaturdayNightFever）般充斥着騷動和頹廢。
這裡許多孩子的父母都離婚了。
在彼得的五年級班級裡，老師是個長期臨時工，早已喪失了對教室的所有控制。
孩子們站在課桌上沖彼此和老師吼叫。
“我讨厭你！”一個男孩尖叫道。
“你為什麼不回家？”老師擠出一個微笑回答道。
彼得封閉自己的大腦，開始拼命獲得完美的分數，每一次考試都像是生死攸關，借此來逃避同學制造的混亂——在加利福尼亞，這種混亂就相當于打手心用的戒尺。
他在體育課上表現糟糕，但在數學方面極其優秀；作為一名國際象棋選手，他在全國十三歲以下少年組中排名第七。
他在國際象棋棋盤上就像在學校裡一樣瘋狂競争——後來，他在棋盒上貼了張紙，寫着“天生大赢家”——在極少數輸棋的時候，他會徹底厭惡自己，把棋子從棋盤掃到地上。
高中時，他帶領數學小隊參與地區冠軍的争奪。
有一次，團隊的教師顧問随口說道：“好吧，總有人會赢的，不是我們就是他們。
”彼得心想：“這就是為什麼你還在當高中老師。
” 比起《星際迷航》，他更喜歡《星球大戰》，但兩者都是他的心頭好。
他讀了阿西莫夫、海因萊因和阿瑟·克拉克的小說——那些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說，夢想着星際旅行、火星來客、水下城市和飛行汽車。
一代人之後，彼得生活在這個精神世界中，相信技術奇迹會打造奇妙的未來。
直到他十二歲，蒂爾家才允許電視進駐，但那時，他已經更喜歡在家裡的TandyTRS-80計算機上玩電腦遊戲了——例如《魔域》，一個基于文本的非圖形冒險遊戲，設定在古老地下帝國的廢墟中——還有與他的書呆子朋友們沒完沒了地玩《龍與地下城》。
他還發現了J.R.R.托爾金，把《指環王》三部曲翻來覆去讀了至少十遍，幾乎爛熟于心——他喜歡這個系列豐富的想象力，喜歡它看重個體與機械和集體力量之間的對抗的價值，以及權力導緻腐敗的主題。
蒂爾一家是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
共産主義是他們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事情，它在卡特時代逐一接管
那是1971年，他坐在克利夫蘭自家公寓裡的一塊地毯上。
彼得問父親：“這塊地毯是哪裡來的？” “從一頭牛身上來的。
”父親說。
他們講的是德語，那是彼得的母語——蒂爾一家來自德國，彼得出生于法蘭克福。
“那頭牛怎麼了？” “那頭牛死了。
” “那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那頭牛不再活着了。
所有動物都會死亡。
所有人都會。
有一天我也會。
有一天你也會。
” 說出這些話時，彼得的父親看起來很悲傷。
彼得也悲傷起來。
那是令人困擾的一天，彼得一直沒能忘記。
直到成為矽谷億萬富翁，他仍然為預期中的死亡深感不安。
四十年後，當初的震驚仍深植于腦海。
他從來沒能平心靜氣地看待死亡，像大部分人一樣學會無視它。
他們的态度是一種不假思索的默認，如同注定走向末路的畜群。
那個坐在牛皮地毯上的男孩長大後将不可避免的死亡視為一種意識形态，而非一種現實——一種已經帶走千億人生命的現實。
彼得的父親是一名化學工程師，曾為多家礦業公司做管理工作。
彼得小時候，蒂爾一家經常搬家——他上過七間不同的小學。
盡管有一個弟弟，他仍是個獨來獨往的男孩，在進入青少年時期之前幾乎沒有朋友，有一種天才般的寂寞和内向。
五歲時，他已經知道了所有國家的名稱，能憑記憶畫出世界地圖。
六歲時，父親在一家鈾礦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那是1973年的石油危機之後，美國似乎正向着核能源發展——蒂爾一家在種族隔離下的南非和西南非度過了兩年半。
彼得開始跟父母下象棋，很快就棋藝精湛。
在斯瓦科普蒙德——西南非海邊的一個德國小鎮——他會在家後面正對沙丘的幹涸河床上花數小時為自己編造冒險故事，或是在當地書店裡閱讀地圖冊、自然書籍和法國漫畫。
他上的學校要求男生穿西裝打領帶，每周測驗中每拼錯一個詞，都會被老師用戒尺打一下手心。
回家後，他會迅速扯下校服，他痛恨紀律。
他幾乎總能得到滿分，以逃避體罰。
彼得九歲時，蒂爾一家回到克利夫蘭。
1977年，彼得十歲，他們搬去了加州的福斯特城，那是一個位于舊金山灣旁的規劃城鎮，從斯坦福往北開車隻要二十分鐘。
1977年，幾乎還沒人用“矽谷”一詞來形容從舊金山延伸到聖何塞的半島區域。
這裡的科技公司——惠普、瓦裡安、飛兆半導體、英特爾——都是戰後随着軍事研究的繁榮發展而建立起來的；那時，聯邦撥款已讓斯坦福成為國内一流大學。
矽晶體管芯片和集成電路隻受到電氣工程師和技術愛好者的關注，普通消費者并不關心；個人電腦還處于起步階段。
1977年，有十幾名員工的蘋果電腦公司成立；他們在西海岸電腦節上推出了AppleⅡ，但公司總部才剛剛從位于洛斯阿爾托斯的喬布斯家車庫搬到庫比蒂諾的租賃空間。
矽谷人人平等，教育水平很高，生活舒适——戰後美國中産階級生活最好的例子之一。
與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在這裡，種族、宗教乃至階級都在金色的陽光下褪去了意義。
矽谷周圍的住宅街道兩旁排列着一棟棟面積為兩千平方英尺、占地四分之一英畝的住宅，都是外形樸素的艾克勒式[20世紀50年代由加利福尼亞房地産開發商約瑟夫·艾克勒建造的一類房屋，具有線條簡潔、用材傳統、裝飾極簡的特點，主要針對中産階級開發。
]中世紀風格。
帕洛阿爾托的平均房價是十二萬五千美元。
帕洛阿爾托市中心的商業活動區包括各種商店、體育用品商店、幾家電影院和比薩店。
沿着皇家大道，梅西百貨、英姆珀瑞和伍爾沃斯的店面占據了斯坦福購物中心；1977年，維多利亞的秘密開了一家分店，但這裡還沒有威廉姆斯－索諾瑪和巴寶莉，也完全沒有高檔精品店。
停車場裡全是福特斑馬和達特桑。
[以當時美國的消費标準，梅西百貨、英姆珀瑞和伍爾沃斯為大衆百貨超市，威廉姆斯－索諾瑪和巴寶莉為奢侈品牌，福特斑馬和達特桑為平民汽車款式。
] 幾乎所有矽谷的孩子——甚至是來自少數富裕家庭的孩子——都去了當地的公立學校；那些都是好學校——加州的學校在美國排名第一。
最好的學生去加州大學的伯克利、戴維斯或洛杉矶分校（少數學生申請進了斯坦福或常青藤），普通學生去了舊金山州立大學或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奇科分校，實在不行也可以在富席爾或德安紮社區學院拿到一個兩年制學位。
抗稅運動——也就是13号提案，它将加利福尼亞州的房産稅限制在房産評估價值的百分之一，造成該州公立學校質量長期下滑——還遠在一年之後。
彼得·蒂爾在中産階級鼎盛時期的最後一年搬來矽谷。
這裡的一切都将改變，包括名字。
從斯瓦科普蒙德搬來福斯特城的這個學年如同電影《周末夜狂熱》（SaturdayNightFever）般充斥着騷動和頹廢。
這裡許多孩子的父母都離婚了。
在彼得的五年級班級裡，老師是個長期臨時工，早已喪失了對教室的所有控制。
孩子們站在課桌上沖彼此和老師吼叫。
“我讨厭你！”一個男孩尖叫道。
“你為什麼不回家？”老師擠出一個微笑回答道。
彼得封閉自己的大腦，開始拼命獲得完美的分數，每一次考試都像是生死攸關，借此來逃避同學制造的混亂——在加利福尼亞，這種混亂就相當于打手心用的戒尺。
他在體育課上表現糟糕，但在數學方面極其優秀；作為一名國際象棋選手，他在全國十三歲以下少年組中排名第七。
他在國際象棋棋盤上就像在學校裡一樣瘋狂競争——後來，他在棋盒上貼了張紙，寫着“天生大赢家”——在極少數輸棋的時候，他會徹底厭惡自己，把棋子從棋盤掃到地上。
高中時，他帶領數學小隊參與地區冠軍的争奪。
有一次，團隊的教師顧問随口說道：“好吧，總有人會赢的，不是我們就是他們。
”彼得心想：“這就是為什麼你還在當高中老師。
” 比起《星際迷航》，他更喜歡《星球大戰》，但兩者都是他的心頭好。
他讀了阿西莫夫、海因萊因和阿瑟·克拉克的小說——那些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說，夢想着星際旅行、火星來客、水下城市和飛行汽車。
一代人之後，彼得生活在這個精神世界中，相信技術奇迹會打造奇妙的未來。
直到他十二歲，蒂爾家才允許電視進駐，但那時，他已經更喜歡在家裡的TandyTRS-80計算機上玩電腦遊戲了——例如《魔域》，一個基于文本的非圖形冒險遊戲，設定在古老地下帝國的廢墟中——還有與他的書呆子朋友們沒完沒了地玩《龍與地下城》。
他還發現了J.R.R.托爾金，把《指環王》三部曲翻來覆去讀了至少十遍，幾乎爛熟于心——他喜歡這個系列豐富的想象力，喜歡它看重個體與機械和集體力量之間的對抗的價值，以及權力導緻腐敗的主題。
蒂爾一家是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
共産主義是他們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事情，它在卡特時代逐一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