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夫·康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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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諾頓住在國會山第六大道的一個地下室公寓裡，樓上是米奇·麥康奈爾，隔壁是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米奇·麥康奈爾，1984年起任美國參議員，長期擔任共和黨參議院領袖。
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1977至2001年任參議員，曾擔任尼克松總統顧問。
]。
往東、往北、往南幾個街口，就是1979年他看到的破落街區——那天，他從亞拉巴馬趕來，想尋找一位共和黨參議員與拜登辯論。
但康諾頓從來沒有走進過那些街區。
當他在拜登手下工作時，國會山就是他工作、睡覺和社交的場所。
他長時間待在辦公室裡；工作日的晚上，他會與其他年輕工作人員一起在調音客棧、鷹鴿酒館或其他國會山區域的聚會場所度過。
接下來二十年裡，他一直是拜登的人，但他實際上隻為參議員工作了四年。
那段時間裡，就算拜登沒看清康諾頓的價值，至少也知道了康諾頓的名字。
康諾頓能完成那種讓參議員看上去政績斐然的幕僚工作：研究、寫稿、邀請專家、試探利益團體的意向。
對遭受羞辱之後的拜登來說，這就是一切行動的目的。
參議員得了幾乎令他喪命的動脈瘤，剛剛康複不久，而腦部手術讓他在1988年前半年都無法工作；他的團隊必須證明他不隻是個被人抓住把柄的空談家，而是一個足夠嚴肅，在立法上富有能力，值得獲得第二次總統競選機會的人。
康諾頓與出庭律師協會合作，阻止了一次關于國際航空公司責任的司法改革。
他提議召集數次關于毒品政策的聽證會，讓拜登獲得對犯罪态度強硬的名聲。
他把參議員的成就集結歸檔，用來反駁那些醜聞檔案，在1990年拜登再次競選時派上了用場。
在一次聽證會上，他忍受着場下低聲的非難，以及回應他每一個笑話的死寂。
最後，康諾頓獲得拜登辦公室外的一張辦公桌，但他從來不敢要求去見他的老闆。
“我隻是沒有足夠的底氣去跟拜登打交道，他就像一個政治天才一樣。
”他說，“如果我走進去，他在我的想法中發現了任何困惑、懷疑或猶豫，他就會猛撲向這些弱點。
”正如那些嗅到拜登的鮮血而猛撲向他的記者一樣。
到了1991年，康諾頓決定去上法學院。
法律學位能讓他在政界來去自如，了解政府實務，事業金錢雙豐收，也許還能讓他搬回亞拉巴馬。
他靠自己在華爾街時的積蓄讀了三年斯坦福。
1994年畢業後，他開始為特區上訴法院首席大法官阿伯納·米克瓦做書記員（拜登的一名助理幫他拿到了這份工作）。
米克瓦來自芝加哥，曾任衆議員，廣受尊重和喜愛。
坊間幾乎立刻出現傳言，說米克瓦會被指任為克林頓總統的法律顧問。
突然，康諾頓通往白宮的夢想有了一條與拜登無關的捷徑。
他打了個電話給特德·考夫曼：“我需要拜登給米克瓦打個電話，告訴他我棒極了，他一定得帶上我一起走。
”康諾頓剛剛給米克瓦工作了一個月，而來自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的背書能起到很大作用。
幾天後，考夫曼給康諾頓回了電話：“拜登不想打電話給米克瓦。
” “什麼？” “他不想打電話給米克瓦。
這跟你沒關系。
他不喜歡米克瓦。
”僅此一次，康諾頓氣得沒能忍住：“誰關心他喜不喜歡米克瓦！ 這是我的事！” 考夫曼歎了口氣。
他的職責之一是在拜登的下屬面前為拜登辯護，保護拜登無須為怠慢和無禮承受後果。
這通常意味着策略性的沉默、佯裝不知情或是委婉的話術，就像在一個有着暴君般父親的家庭裡母親安撫孩童的方法一樣。
但考夫曼關心康諾頓，他坦誠地說：“傑夫，不要覺得這是在針對你。
”考夫曼說，“拜登會令所有人失望。
在他這兒，令人失望可是機會均等的。
” 康諾頓從未真正原諒拜登，也再也不會因拜登而驚訝或失望了。
在之後的許多年裡，他仍然在拜登手下，為他籌款，為他競選，做一個拜登的人，但就在拜登拒絕打那個電話的那一刻，這些行動背後的情感已經逝去。
康諾頓的癡心一直含有交易的意味，但如今，這成了一切的核心。
拜登利用他，他利用拜登，他們會繼續互相利用，但也僅此而已。
這是一種華盛頓的人際關系。
米克瓦還是帶康諾頓進了白宮，因為康諾頓一如既往地做着副手該做的事，那就是讓他自己不可或缺。
在得到這份工作之前，他為米克瓦搬去法律顧問辦公室撰寫了一份詳細的過渡計劃，還總結了媒體策略和米克瓦即将面對的問題。
米克瓦指派康諾頓為法律顧問特别助理，年薪三萬兩千美元（書記員的年薪）。
兩人都不知道這個職位意味着什麼。
康諾頓在1994年10月1日第一次踏入白宮西翼。
那是一個周六，他穿着一套自己覺得适合在白宮度過周末時穿的行頭：藍色外套，白色襯衫，卡其褲，休閑皮鞋，就像在鄉村俱樂部吃晚飯時的穿着一樣。
他認出的第一個人是喬治·斯特凡諾普洛斯[喬治·斯
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1977至2001年任參議員，曾擔任尼克松總統顧問。
]。
往東、往北、往南幾個街口，就是1979年他看到的破落街區——那天，他從亞拉巴馬趕來，想尋找一位共和黨參議員與拜登辯論。
但康諾頓從來沒有走進過那些街區。
當他在拜登手下工作時，國會山就是他工作、睡覺和社交的場所。
他長時間待在辦公室裡；工作日的晚上，他會與其他年輕工作人員一起在調音客棧、鷹鴿酒館或其他國會山區域的聚會場所度過。
接下來二十年裡，他一直是拜登的人，但他實際上隻為參議員工作了四年。
那段時間裡，就算拜登沒看清康諾頓的價值，至少也知道了康諾頓的名字。
康諾頓能完成那種讓參議員看上去政績斐然的幕僚工作：研究、寫稿、邀請專家、試探利益團體的意向。
對遭受羞辱之後的拜登來說，這就是一切行動的目的。
參議員得了幾乎令他喪命的動脈瘤，剛剛康複不久，而腦部手術讓他在1988年前半年都無法工作；他的團隊必須證明他不隻是個被人抓住把柄的空談家，而是一個足夠嚴肅，在立法上富有能力，值得獲得第二次總統競選機會的人。
康諾頓與出庭律師協會合作，阻止了一次關于國際航空公司責任的司法改革。
他提議召集數次關于毒品政策的聽證會，讓拜登獲得對犯罪态度強硬的名聲。
他把參議員的成就集結歸檔，用來反駁那些醜聞檔案，在1990年拜登再次競選時派上了用場。
在一次聽證會上，他忍受着場下低聲的非難，以及回應他每一個笑話的死寂。
最後，康諾頓獲得拜登辦公室外的一張辦公桌，但他從來不敢要求去見他的老闆。
“我隻是沒有足夠的底氣去跟拜登打交道，他就像一個政治天才一樣。
”他說，“如果我走進去，他在我的想法中發現了任何困惑、懷疑或猶豫，他就會猛撲向這些弱點。
”正如那些嗅到拜登的鮮血而猛撲向他的記者一樣。
到了1991年，康諾頓決定去上法學院。
法律學位能讓他在政界來去自如，了解政府實務，事業金錢雙豐收，也許還能讓他搬回亞拉巴馬。
他靠自己在華爾街時的積蓄讀了三年斯坦福。
1994年畢業後，他開始為特區上訴法院首席大法官阿伯納·米克瓦做書記員（拜登的一名助理幫他拿到了這份工作）。
米克瓦來自芝加哥，曾任衆議員，廣受尊重和喜愛。
坊間幾乎立刻出現傳言，說米克瓦會被指任為克林頓總統的法律顧問。
突然，康諾頓通往白宮的夢想有了一條與拜登無關的捷徑。
他打了個電話給特德·考夫曼：“我需要拜登給米克瓦打個電話，告訴他我棒極了，他一定得帶上我一起走。
”康諾頓剛剛給米克瓦工作了一個月，而來自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的背書能起到很大作用。
幾天後，考夫曼給康諾頓回了電話：“拜登不想打電話給米克瓦。
” “什麼？” “他不想打電話給米克瓦。
這跟你沒關系。
他不喜歡米克瓦。
”僅此一次，康諾頓氣得沒能忍住：“誰關心他喜不喜歡米克瓦！ 這是我的事！” 考夫曼歎了口氣。
他的職責之一是在拜登的下屬面前為拜登辯護，保護拜登無須為怠慢和無禮承受後果。
這通常意味着策略性的沉默、佯裝不知情或是委婉的話術，就像在一個有着暴君般父親的家庭裡母親安撫孩童的方法一樣。
但考夫曼關心康諾頓，他坦誠地說：“傑夫，不要覺得這是在針對你。
”考夫曼說，“拜登會令所有人失望。
在他這兒，令人失望可是機會均等的。
” 康諾頓從未真正原諒拜登，也再也不會因拜登而驚訝或失望了。
在之後的許多年裡，他仍然在拜登手下，為他籌款，為他競選，做一個拜登的人，但就在拜登拒絕打那個電話的那一刻，這些行動背後的情感已經逝去。
康諾頓的癡心一直含有交易的意味，但如今，這成了一切的核心。
拜登利用他，他利用拜登，他們會繼續互相利用，但也僅此而已。
這是一種華盛頓的人際關系。
米克瓦還是帶康諾頓進了白宮，因為康諾頓一如既往地做着副手該做的事，那就是讓他自己不可或缺。
在得到這份工作之前，他為米克瓦搬去法律顧問辦公室撰寫了一份詳細的過渡計劃，還總結了媒體策略和米克瓦即将面對的問題。
米克瓦指派康諾頓為法律顧問特别助理，年薪三萬兩千美元（書記員的年薪）。
兩人都不知道這個職位意味着什麼。
康諾頓在1994年10月1日第一次踏入白宮西翼。
那是一個周六，他穿着一套自己覺得适合在白宮度過周末時穿的行頭：藍色外套，白色襯衫，卡其褲，休閑皮鞋，就像在鄉村俱樂部吃晚飯時的穿着一樣。
他認出的第一個人是喬治·斯特凡諾普洛斯[喬治·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