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夫·康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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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們。
”康諾頓就會想：“真的嗎？我們在這裡，不是僅僅為了爬上油膩的華盛頓權力之柱嗎？”但克林頓和他的夫人在白宮，是因為他們想要為人民做好事。
多年之後，康諾頓回想起1994年中期選舉慘敗之後，總統在南草坪上對幕僚們發表的講話時——沒有媒體，沒有攝像機——仍然會哽咽失聲。
“我不知道我們還剩下多少時間，”克林頓說，“但不管是一天、一周、一個月、兩年還是六年，我們都有責任每天來工作，為美國人民做正确的事情。
”在另一個黑暗的時刻——萊溫斯基醜聞和彈劾，已經離開白宮兩年的康諾頓上了至少三十次電視，作為一名二線評論人士，在《交叉火力》《與媒體見面》和《熱拉爾多直播！》等節目中為克林頓辯護，反駁過于熱心的檢察官和黨派分立的國會。
他從未對其他總統有過這樣的感情。
“當然，總統先生。
”康諾頓在走廊裡說，“您不能在證券欺詐問題上讓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失去支持。
”主席萊維特曾經是一名華爾街經紀人，他正接到一些憤怒的電話，來自參議院中的法案支持者，特别是康涅狄格州民主黨參議員克裡斯多夫·多德，他是金融産業在華盛頓最有力的捍衛者之一。
“對，沒錯。
”克林頓說，“萊維特是體制内的當權派，對吧？” 萊維特曾在美國證券交易所當了十年主席。
在那之前，他在華爾街是花旗集團未來領袖桑福德·魏爾的合夥人。
他曾擁有一份國會山報紙《點名》。
他在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八年裡，曾允許安然和其他公司放松他們的财會管控。
離開委員會後，他為凱雷集團、高盛集團和美國國際集團擔任顧問。
毫無疑問，萊維特是體制内當權派。
“是的，總統先生。
”康諾頓說，“沒錯。
”美國總統竟需要康諾頓來為他确認這件事——實際上隻是說出來而已——這可真是不同尋常。
“沒錯，總統先生。
當金融和政治精英追擊你的時候，你會得到一些掩護。
”因為體制比任何一位總統都要龐大。
在第二個總統任期内，克林頓會證明這一點：他倒向了相反的方向，支持放松銀行管制，包括廢止《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Act），也稱作《1933年銀行法》，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之後通過，規定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業務需嚴格分開，以保證商業銀行能避免證券業的風險。
該法案令美國金融業形成了銀行與證券分業經營的模式。
]，并阻止監管金融衍生品。
不過此刻，他堅持了立場。
盡管總統反對，參議院還是通過了證券訴訟法案。
克林頓否決了它，國會推翻了否決，這在克林頓任内隻發生了兩次。
就連泰德·肯尼迪也改了主意，加入多德一方，投票站在大公司一邊。
而拜登，一名前出庭律師，堅持站在了總統一邊。
那年年底，米克瓦辭職，康諾頓也離開了。
在政界度過近十年後，三十六歲的他一文不名，在弗吉尼亞州租住一間簡樸的公寓。
1995年12月，他接受了科文頓與柏靈律師事務所的一個初級律師職位，那是華盛頓的頂尖律師事務所。
如果能當上合夥人，他将成為百萬富翁。
他痛恨這個工作。
片刻之前，他還在為總統做簡報、與國會鬥争，而此時此刻，他正跪在地上一目十行地篩選五十箱文件，回顧律師－當事人特權，或是困在辦公桌前，代表一家正在污染愛達荷州地下水的銀礦公司撰寫備忘錄。
在康諾頓看來，這家事務所隻是在敷衍顧客、拖延工時。
他為另一個案子做了些研究。
原告在用鏟車搬運裝有酸液的瓶子時不慎打翻了幾個，多次滑倒在酸液中，身體大部分燒傷。
事務所要為公司辯護。
“我希望你是想讓我去研究世界上是否有足夠的金錢來補償這個人。
”康諾頓對指派這項任務給他的合夥人說。
“不，我不是那個意思。
”合夥人回答道。
在權力的世界裡，有許多事取決于機緣。
有一天，米克瓦的繼任者傑克·奎恩需要有人幫他寫一份關于行政特權的講話稿。
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的一名幕僚推薦了康諾頓。
如同之前經常發生的一樣，他利用夜晚和周末的時間拼命完成了這份沒有報酬或直接回報的工作。
當奎恩需要另外一份關于權力分立的講話稿時，康諾頓也幫他寫了。
1996年底，奎恩離開白宮，在阿諾德與波特律師事務所重啟他的說客生涯；這家事務所位于華盛頓，與民主黨有着珍貴的紐帶。
為了讓生意運轉得當，他要尋找一名副手——一個懂得如何讓自己的老闆看上去體面的人。
他的目光落在了康諾頓身上。
克林頓規定，行政部門高級官員在離職之後五年内不得與聯邦政府有牽扯。
這條規定适用于奎恩，但并不适用于康諾頓，因為他的資曆還不夠。
因此，三十七歲時，康諾頓加入了阿諾德與波特律師事務所，開展新的事業——作為一名說客。
”康諾頓就會想：“真的嗎？我們在這裡，不是僅僅為了爬上油膩的華盛頓權力之柱嗎？”但克林頓和他的夫人在白宮，是因為他們想要為人民做好事。
多年之後，康諾頓回想起1994年中期選舉慘敗之後，總統在南草坪上對幕僚們發表的講話時——沒有媒體，沒有攝像機——仍然會哽咽失聲。
“我不知道我們還剩下多少時間，”克林頓說，“但不管是一天、一周、一個月、兩年還是六年，我們都有責任每天來工作，為美國人民做正确的事情。
”在另一個黑暗的時刻——萊溫斯基醜聞和彈劾，已經離開白宮兩年的康諾頓上了至少三十次電視，作為一名二線評論人士，在《交叉火力》《與媒體見面》和《熱拉爾多直播！》等節目中為克林頓辯護，反駁過于熱心的檢察官和黨派分立的國會。
他從未對其他總統有過這樣的感情。
“當然，總統先生。
”康諾頓在走廊裡說，“您不能在證券欺詐問題上讓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失去支持。
”主席萊維特曾經是一名華爾街經紀人，他正接到一些憤怒的電話，來自參議院中的法案支持者，特别是康涅狄格州民主黨參議員克裡斯多夫·多德，他是金融産業在華盛頓最有力的捍衛者之一。
“對，沒錯。
”克林頓說，“萊維特是體制内的當權派，對吧？” 萊維特曾在美國證券交易所當了十年主席。
在那之前，他在華爾街是花旗集團未來領袖桑福德·魏爾的合夥人。
他曾擁有一份國會山報紙《點名》。
他在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八年裡，曾允許安然和其他公司放松他們的财會管控。
離開委員會後，他為凱雷集團、高盛集團和美國國際集團擔任顧問。
毫無疑問，萊維特是體制内當權派。
“是的，總統先生。
”康諾頓說，“沒錯。
”美國總統竟需要康諾頓來為他确認這件事——實際上隻是說出來而已——這可真是不同尋常。
“沒錯，總統先生。
當金融和政治精英追擊你的時候，你會得到一些掩護。
”因為體制比任何一位總統都要龐大。
在第二個總統任期内，克林頓會證明這一點：他倒向了相反的方向，支持放松銀行管制，包括廢止《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Act），也稱作《1933年銀行法》，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之後通過，規定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業務需嚴格分開，以保證商業銀行能避免證券業的風險。
該法案令美國金融業形成了銀行與證券分業經營的模式。
]，并阻止監管金融衍生品。
不過此刻，他堅持了立場。
盡管總統反對，參議院還是通過了證券訴訟法案。
克林頓否決了它，國會推翻了否決，這在克林頓任内隻發生了兩次。
就連泰德·肯尼迪也改了主意，加入多德一方，投票站在大公司一邊。
而拜登，一名前出庭律師，堅持站在了總統一邊。
那年年底，米克瓦辭職，康諾頓也離開了。
在政界度過近十年後，三十六歲的他一文不名，在弗吉尼亞州租住一間簡樸的公寓。
1995年12月，他接受了科文頓與柏靈律師事務所的一個初級律師職位，那是華盛頓的頂尖律師事務所。
如果能當上合夥人，他将成為百萬富翁。
他痛恨這個工作。
片刻之前，他還在為總統做簡報、與國會鬥争，而此時此刻，他正跪在地上一目十行地篩選五十箱文件，回顧律師－當事人特權，或是困在辦公桌前，代表一家正在污染愛達荷州地下水的銀礦公司撰寫備忘錄。
在康諾頓看來，這家事務所隻是在敷衍顧客、拖延工時。
他為另一個案子做了些研究。
原告在用鏟車搬運裝有酸液的瓶子時不慎打翻了幾個，多次滑倒在酸液中，身體大部分燒傷。
事務所要為公司辯護。
“我希望你是想讓我去研究世界上是否有足夠的金錢來補償這個人。
”康諾頓對指派這項任務給他的合夥人說。
“不，我不是那個意思。
”合夥人回答道。
在權力的世界裡，有許多事取決于機緣。
有一天，米克瓦的繼任者傑克·奎恩需要有人幫他寫一份關于行政特權的講話稿。
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的一名幕僚推薦了康諾頓。
如同之前經常發生的一樣，他利用夜晚和周末的時間拼命完成了這份沒有報酬或直接回報的工作。
當奎恩需要另外一份關于權力分立的講話稿時，康諾頓也幫他寫了。
1996年底，奎恩離開白宮，在阿諾德與波特律師事務所重啟他的說客生涯；這家事務所位于華盛頓，與民主黨有着珍貴的紐帶。
為了讓生意運轉得當，他要尋找一名副手——一個懂得如何讓自己的老闆看上去體面的人。
他的目光落在了康諾頓身上。
克林頓規定，行政部門高級官員在離職之後五年内不得與聯邦政府有牽扯。
這條規定适用于奎恩，但并不适用于康諾頓，因為他的資曆還不夠。
因此，三十七歲時，康諾頓加入了阿諾德與波特律師事務所，開展新的事業——作為一名說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