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米·托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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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清總是拖欠的煤氣賬單，等他們死去時，仍然會欠着福利項目的錢。
塔米發誓，她絕不會靠福利過活，也不會住進廉租房。
她不願意得過且過，無法做成任何一件實事。
她不想受困于此。
塔米上五年級時，母親和一個名叫威爾金斯的男人在一起，塔米把他當作繼父。
塔米不得不離開奶奶的家，跟母親和繼父一起住在城南的南邊，那裡是城南的黑人區；他們住的房子裡有好幾間公寓，那是他繼父堂兄的房子。
他們的公寓在閣樓上，隻有一間卧室；塔米的房間實際上是一個儲物室，幾乎沒有足夠的空間站立，他們與其他幾個公寓裡的人共用樓下的一間浴室。
在夏洛特，她有自己的大卧室，以及從珀内爾夫人那裡得到的單人床。
但她能接受——她沒事。
這段時間裡，塔米的母親沒有吸毒。
她的繼父在工廠有一份好工作，但一直攢不下錢，他們和以前一樣窮。
塔米整個小學都在管弦樂隊演奏長笛，當她的新學校開始為樂器收取租金時，她不得不退出。
每個周末，她都會回到奶奶家。
就在她生活在城南的時候，揚斯敦陷入了死亡螺旋[死亡螺旋（deathspiral），指經濟實體陷入更高的負債率和更深的經濟衰退之間，即債務持續上升、經濟卻無法增長的惡性循環。
]。
1977年9月19日星期一，新奧爾良的萊克斯公司宣布，将在那個周末關閉馬洪甯河谷最大的工廠——闆材和管材公司的坎貝爾工廠。
沒有任何風聲——決定是前一天在匹茲堡機場做出的，公司董事會成員飛到那裡，投票，然後飛回新奧爾良或芝加哥。
五千人将失去工作，包括塔米的教母，她隻有九到十年工齡，不足以讓她退休，而她已經買了房子，正獨自撫養她的孩子。
在揚斯敦，那一天被稱為黑色星期一。
沒有人預料到這一天的到來。
幾年後，塔米的朋友西比爾女士在一本筆記本中寫道： 工廠關閉 城市開始衰敗，仿佛癌症正在慢慢殺死它。
衰敗一開始很緩慢，仿佛人們正處于休克狀态。
一切并非毫無預兆，但他們忽視了。
雖然利潤沒有經曆巨幅下跌，但也确實一直在下滑；非本土鋼鐵公司不再投資鋼鐵廠。
相反，它們将機器和零件拆分，從一家工廠轉移到另一家工廠——這裡自1921年以來沒有再建造哪怕一座新的高爐，工業技術還停留在一戰時期的水平。
揚斯敦鋼鐵成為行業中的弱者，生意不好時，它們關閉得最早，重開得最晚。
聯合鋼鐵工人工會專注于合同糾紛——生活津貼和養老金——而不是公司的整體健康狀況。
工廠的工會系統為每個人騰出位置，照看着每個人，隻要你能來上班，并表現得負責任。
如果一名工人在起重機事故中失去了手，他會在高溫金屬車上得到一份搖鈴的工作。
他們努力赢得的經濟保障讓工人們陷入了沉睡，哪怕在罷工時也沒能醒來。
黑色星期一前的一個月，揚斯敦的聯合鋼鐵工人地區負責人把當地工會領導人召集到坎貝爾工廠附近的桃花心木鑲闆辦公室，向他們保證，一切都會好起來。
其中一位領導人是傑拉爾德·迪基。
他是一名鋼鐵工人的兒子，1968年從空軍退伍後立刻在闆材和管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一些工人會帶着不鏽鋼午餐盒和斯坦利熱水瓶來上班，這意味着他們要一直待到退休，但迪基帶的是棕色紙袋，他會連續工作八小時。
“我去那裡時并沒有說，‘我想幹這份工作幹三十年。
’我想做的是賺錢。
”他一開始的時薪是三點二五美元，一年内他就買了一輛車，離開工廠的欲望開始消退。
“你在那裡待到兩年之後，會發生一些事情——你的醫療保險會提高。
三年後，休假會增加。
美妙的、巨大的安全毯包裹着你。
這就是他們把你困在這些工作崗位上的方式。
”一名住在迪基家附近、名叫格拉尼森·特裡米爾的黑人說：“一旦你有了闆材和管材公司的薪水單，你就可以去市中心，搞到一台冰箱，搞到任何東西——你有了好信用。
你還能進入夜總會。
” 整個70年代，河谷裡的小工廠——托梁工廠、結構鋼鐵制造商、工業面包店、伊薩利乳品店——都紛紛關閉，如同大型地震前的微顫。
但沒有人想到，闆材和管材公司會在一夜之間消失。
當它發生時，當地沒有實業家、精英階層成員或強大的機構或組織能介入并試圖阻止它。
鋼鐵大亨們早已離去，本地企業沒有底氣，市裡的政客們浮躁而腐敗，《揚斯敦維護者報》則滿足于淺薄的樂觀主義。
這座城市沒有任何公民核心可以讓人們團結起來。
黑色星期一之後過了幾天，在當地神職人員和激進鋼鐵工人的會議上閃現了一絲希望。
當時已是工會1462号當地分會秘書的傑拉爾德·迪基起身說道：“我們買下這該死的東西自己運營。
”他知道，食品券和失業救濟金沒法讓工人渡過危機，如果沒有這些工作，社區永遠無法回到從前。
揚斯敦的聖公會主教和天主教主教都同意了，馬洪甯河谷普世聯盟就此誕生。
這場戰役被命名為“拯救我們的河谷”，想法是從當地儲蓄賬戶、聯邦補助金和貸款擔保中籌集足夠的資金，讓坎貝爾工廠歸社區所有。
這在工業心髒地帶還是個嶄新的想法，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它吸引了人們的想象力。
馬洪甯成了自由派和激進派們轟動一時的事業。
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們來到揚斯敦提供幫助，全國媒體也紛紛前來圍觀。
五輛巴士載着鋼鐵工人前往華盛頓，去白宮外抗議；卡特政府接受了他們的請願，并成立一個專案組來研究這個問題。
可是，當地人的回應并不熱情——會議參加人數不多，每次隻有不到一百人。
“拯救我們的河谷”銀行賬戶隻籌集了幾百萬美元，而要想讓工廠活下來，至少需要花費五億美元。
鋼鐵公司積極遊說，反對當地所有權，而聯合鋼鐵工人工會從來沒有支持過這個風險過高且聽起來太過社會主義的想法。
甚至一些失業工人的态度也不溫不火。
如果已經五十五歲且工齡足夠，他們就可以退休，領取全額退休金；而年輕人開始紛紛離開這裡。
最後，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即使是十億美元的補貼也不足以翻新工廠，使其獲得競争力。
聯邦政府——能讓工業活下去的重要機構——退出，工廠的命運也就此封存。
如果領導聯邦政府的機構和人員已經了解到揚斯敦以及接下來在更廣闊的區域即将發生的事情，那麼他們可能會制定一項政策去處理去工業化的問題，而不是簡單地聽之任之。
在接下來的五年裡，揚斯敦的所有大鋼鐵廠都關門大吉：闆材和管材公司的布裡爾山工廠關閉于1980年，美國鋼鐵公司的俄亥俄工廠關閉于1980年，麥克唐納工廠關閉于1981年，共和鋼鐵廠則關閉于1982年。
不僅僅是工廠。
市中心的兩個主要購物中心西格比和施特勞斯很快也關門了。
建立于1899年的城南遊樂園艾朵拉人氣迅速下滑；1984年，野貓過山車起火，導緻艾朵拉被關閉。
裡面那架壯觀的旋轉木馬被拍賣，最終運去了布魯克林海濱。
1979年至1980年間，揚斯敦的破産率增加了一倍，而在1982年，馬洪甯河谷的失業率幾乎達到百分之二十二——比美國其他任何地方都高。
不久前才在工廠中獲得好工作的黑人工人受到了尤其嚴重的打擊。
城東的房屋、城南的部分區域，甚至市中心邊緣的霧谷都因止贖[止贖，即喪失抵押品贖回權，在房貸的情況下指的是貸款人違約或無法償還貸款時，出貸方将獲得房産所有權。
此時貸款人将被迫搬走，房産将被拍賣以償還欠款。
]和白人集體遷移而人去樓空。
空置房屋引發了不斷蔓延的火災，整個80年代，每天都會發生兩起以上。
在一家著名的平民酒吧賽拉克，付費電話旁邊的牆上有一個号碼，你可以打電話叫人把一棟房子燒毀，費用不到市政拆遷成本的一半。
在持續十年的數百次縱火事件中，隻有兩個人被判有罪——一名黑人婦女在一場騙保火災中殺死了她的兩個孩子，還有一個負責拆遷的城市官員——他利用暴徒來完成工作。
從1970年到1990年，該市人口從十四萬人減少到九萬五千人，而且，這種減退看不到盡頭。
約翰·魯索，一名來自密歇根州的前汽車工人和現勞工研究教授，于1980年開始在揚斯敦州立大學任教。
他抵達時，每條城市街道的盡頭都能看到一家工廠，還有高爐中冒出的火焰。
他來的時機剛剛好，鋼鐵行業就在他眼皮底下消失殆盡。
魯
塔米發誓，她絕不會靠福利過活，也不會住進廉租房。
她不願意得過且過，無法做成任何一件實事。
她不想受困于此。
塔米上五年級時，母親和一個名叫威爾金斯的男人在一起，塔米把他當作繼父。
塔米不得不離開奶奶的家，跟母親和繼父一起住在城南的南邊，那裡是城南的黑人區；他們住的房子裡有好幾間公寓，那是他繼父堂兄的房子。
他們的公寓在閣樓上，隻有一間卧室；塔米的房間實際上是一個儲物室，幾乎沒有足夠的空間站立，他們與其他幾個公寓裡的人共用樓下的一間浴室。
在夏洛特，她有自己的大卧室，以及從珀内爾夫人那裡得到的單人床。
但她能接受——她沒事。
這段時間裡，塔米的母親沒有吸毒。
她的繼父在工廠有一份好工作，但一直攢不下錢，他們和以前一樣窮。
塔米整個小學都在管弦樂隊演奏長笛，當她的新學校開始為樂器收取租金時，她不得不退出。
每個周末，她都會回到奶奶家。
就在她生活在城南的時候，揚斯敦陷入了死亡螺旋[死亡螺旋（deathspiral），指經濟實體陷入更高的負債率和更深的經濟衰退之間，即債務持續上升、經濟卻無法增長的惡性循環。
]。
1977年9月19日星期一，新奧爾良的萊克斯公司宣布，将在那個周末關閉馬洪甯河谷最大的工廠——闆材和管材公司的坎貝爾工廠。
沒有任何風聲——決定是前一天在匹茲堡機場做出的，公司董事會成員飛到那裡，投票，然後飛回新奧爾良或芝加哥。
五千人将失去工作，包括塔米的教母，她隻有九到十年工齡，不足以讓她退休，而她已經買了房子，正獨自撫養她的孩子。
在揚斯敦，那一天被稱為黑色星期一。
沒有人預料到這一天的到來。
幾年後，塔米的朋友西比爾女士在一本筆記本中寫道： 工廠關閉 城市開始衰敗，仿佛癌症正在慢慢殺死它。
衰敗一開始很緩慢，仿佛人們正處于休克狀态。
一切并非毫無預兆，但他們忽視了。
雖然利潤沒有經曆巨幅下跌，但也确實一直在下滑；非本土鋼鐵公司不再投資鋼鐵廠。
相反，它們将機器和零件拆分，從一家工廠轉移到另一家工廠——這裡自1921年以來沒有再建造哪怕一座新的高爐，工業技術還停留在一戰時期的水平。
揚斯敦鋼鐵成為行業中的弱者，生意不好時，它們關閉得最早，重開得最晚。
聯合鋼鐵工人工會專注于合同糾紛——生活津貼和養老金——而不是公司的整體健康狀況。
工廠的工會系統為每個人騰出位置，照看着每個人，隻要你能來上班，并表現得負責任。
如果一名工人在起重機事故中失去了手，他會在高溫金屬車上得到一份搖鈴的工作。
他們努力赢得的經濟保障讓工人們陷入了沉睡，哪怕在罷工時也沒能醒來。
黑色星期一前的一個月，揚斯敦的聯合鋼鐵工人地區負責人把當地工會領導人召集到坎貝爾工廠附近的桃花心木鑲闆辦公室，向他們保證，一切都會好起來。
其中一位領導人是傑拉爾德·迪基。
他是一名鋼鐵工人的兒子，1968年從空軍退伍後立刻在闆材和管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一些工人會帶着不鏽鋼午餐盒和斯坦利熱水瓶來上班，這意味着他們要一直待到退休，但迪基帶的是棕色紙袋，他會連續工作八小時。
“我去那裡時并沒有說，‘我想幹這份工作幹三十年。
’我想做的是賺錢。
”他一開始的時薪是三點二五美元，一年内他就買了一輛車，離開工廠的欲望開始消退。
“你在那裡待到兩年之後，會發生一些事情——你的醫療保險會提高。
三年後，休假會增加。
美妙的、巨大的安全毯包裹着你。
這就是他們把你困在這些工作崗位上的方式。
”一名住在迪基家附近、名叫格拉尼森·特裡米爾的黑人說：“一旦你有了闆材和管材公司的薪水單，你就可以去市中心，搞到一台冰箱，搞到任何東西——你有了好信用。
你還能進入夜總會。
” 整個70年代，河谷裡的小工廠——托梁工廠、結構鋼鐵制造商、工業面包店、伊薩利乳品店——都紛紛關閉，如同大型地震前的微顫。
但沒有人想到，闆材和管材公司會在一夜之間消失。
當它發生時，當地沒有實業家、精英階層成員或強大的機構或組織能介入并試圖阻止它。
鋼鐵大亨們早已離去，本地企業沒有底氣，市裡的政客們浮躁而腐敗，《揚斯敦維護者報》則滿足于淺薄的樂觀主義。
這座城市沒有任何公民核心可以讓人們團結起來。
黑色星期一之後過了幾天，在當地神職人員和激進鋼鐵工人的會議上閃現了一絲希望。
當時已是工會1462号當地分會秘書的傑拉爾德·迪基起身說道：“我們買下這該死的東西自己運營。
”他知道，食品券和失業救濟金沒法讓工人渡過危機，如果沒有這些工作，社區永遠無法回到從前。
揚斯敦的聖公會主教和天主教主教都同意了，馬洪甯河谷普世聯盟就此誕生。
這場戰役被命名為“拯救我們的河谷”，想法是從當地儲蓄賬戶、聯邦補助金和貸款擔保中籌集足夠的資金，讓坎貝爾工廠歸社區所有。
這在工業心髒地帶還是個嶄新的想法，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它吸引了人們的想象力。
馬洪甯成了自由派和激進派們轟動一時的事業。
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們來到揚斯敦提供幫助，全國媒體也紛紛前來圍觀。
五輛巴士載着鋼鐵工人前往華盛頓，去白宮外抗議；卡特政府接受了他們的請願，并成立一個專案組來研究這個問題。
可是，當地人的回應并不熱情——會議參加人數不多，每次隻有不到一百人。
“拯救我們的河谷”銀行賬戶隻籌集了幾百萬美元，而要想讓工廠活下來，至少需要花費五億美元。
鋼鐵公司積極遊說，反對當地所有權，而聯合鋼鐵工人工會從來沒有支持過這個風險過高且聽起來太過社會主義的想法。
甚至一些失業工人的态度也不溫不火。
如果已經五十五歲且工齡足夠，他們就可以退休，領取全額退休金；而年輕人開始紛紛離開這裡。
最後，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即使是十億美元的補貼也不足以翻新工廠，使其獲得競争力。
聯邦政府——能讓工業活下去的重要機構——退出，工廠的命運也就此封存。
如果領導聯邦政府的機構和人員已經了解到揚斯敦以及接下來在更廣闊的區域即将發生的事情，那麼他們可能會制定一項政策去處理去工業化的問題，而不是簡單地聽之任之。
在接下來的五年裡，揚斯敦的所有大鋼鐵廠都關門大吉：闆材和管材公司的布裡爾山工廠關閉于1980年，美國鋼鐵公司的俄亥俄工廠關閉于1980年，麥克唐納工廠關閉于1981年，共和鋼鐵廠則關閉于1982年。
不僅僅是工廠。
市中心的兩個主要購物中心西格比和施特勞斯很快也關門了。
建立于1899年的城南遊樂園艾朵拉人氣迅速下滑；1984年，野貓過山車起火，導緻艾朵拉被關閉。
裡面那架壯觀的旋轉木馬被拍賣，最終運去了布魯克林海濱。
1979年至1980年間，揚斯敦的破産率增加了一倍，而在1982年，馬洪甯河谷的失業率幾乎達到百分之二十二——比美國其他任何地方都高。
不久前才在工廠中獲得好工作的黑人工人受到了尤其嚴重的打擊。
城東的房屋、城南的部分區域，甚至市中心邊緣的霧谷都因止贖[止贖，即喪失抵押品贖回權，在房貸的情況下指的是貸款人違約或無法償還貸款時，出貸方将獲得房産所有權。
此時貸款人将被迫搬走，房産将被拍賣以償還欠款。
]和白人集體遷移而人去樓空。
空置房屋引發了不斷蔓延的火災，整個80年代，每天都會發生兩起以上。
在一家著名的平民酒吧賽拉克，付費電話旁邊的牆上有一個号碼，你可以打電話叫人把一棟房子燒毀，費用不到市政拆遷成本的一半。
在持續十年的數百次縱火事件中，隻有兩個人被判有罪——一名黑人婦女在一場騙保火災中殺死了她的兩個孩子，還有一個負責拆遷的城市官員——他利用暴徒來完成工作。
從1970年到1990年，該市人口從十四萬人減少到九萬五千人，而且，這種減退看不到盡頭。
約翰·魯索，一名來自密歇根州的前汽車工人和現勞工研究教授，于1980年開始在揚斯敦州立大學任教。
他抵達時，每條城市街道的盡頭都能看到一家工廠，還有高爐中冒出的火焰。
他來的時機剛剛好，鋼鐵行業就在他眼皮底下消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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