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米·托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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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計算出，在1975年至1985年的十年間，馬洪甯河谷失去了五萬個工作崗位——這是一場前所未聞的經濟災難。
然而魯索說：“人們并沒有想到，這是系統性的。
”作為一名當地專家，他每隔六個月就會接到一次《時代》或《新聞周刊》的電話，那頭會有一位記者詢問，揚斯敦是否已經熬過了低谷。
顯然，這麼多機器和人力已經不再被需要，而這個事實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這也發生在克利夫蘭、托萊多、阿克倫、布法羅、錫拉丘茲、匹茲堡、伯利恒、底特律、弗林特、密爾沃基、芝加哥、加裡、聖路易斯以及其他更多城市；1983年，這一地帶被賦予了一個新名稱：鏽帶。
但是，它首先發生在揚斯敦，最為迅速，最為徹底，而且由于揚斯敦沒有其他任何東西，沒有大聯盟棒球隊或世界級交響樂團，這座城市成了一個去工業化的典型，一首歌的名字[指歌手布魯斯·斯普林斯汀1995年推出的歌曲《揚斯敦》，講述揚斯敦從19世紀初因發現鐵礦石而興起到20世紀70年代步入衰落的變遷過程。
]，一段陳詞濫調。
“這是我們經曆過的最安靜的革命之一。
”魯索說，“如果一場瘟疫在中西部奪走這麼多人的生命，那将被視為一次重大的曆史事件。
”可是，正因為它的緣由是藍領崗位的減少，而不是細菌感染，結果，揚斯敦的覆滅幾乎被視為正常。
工廠開始關閉時，塔米十一歲。
她還太小，無法了解或關心鋼鐵城鎮、曆史性的罷工、去工業化，或是一整座城市廢墟的幽靈。
她過着自己的生活，忙着自己的事情。
黑色星期一之後的一年，她跟着母親和繼父搬回了城東。
表面來說，她和他們一起住在布魯斯街的一所房子裡，但實際上，她搬了回去，跟奶奶一起住在夏洛特街。
回來後的那個夏天，她們的前門被偷了——那是一塊實木橡木舊貨，嵌着橢圓形玻璃——門旁環繞的裝飾性玻璃窗也一起被偷了。
同樣的賊也光顧了幾個鄰居的房子。
奶奶沒錢換新門，所以她們釘上了木闆，幾年時間裡都從後門出入。
有些時候，塔米覺得太丢臉了，以至于不肯邀請朋友來家裡。
前門被偷标志着她後來經常提到的一個轉折點：這表明，家庭的掙紮正反映着某種更大的趨勢。
普通人不再擁有街道的控制權（即使賽拉克酒吧距離夏洛特街并不遠），街區也變得越來越糟糕。
到了70年代中期，大多數白人家庭已經搬出城東，黑色星期一促成了這場搬遷的終結。
當西比爾女士于1964年從城東高中畢業時，大部分學生都是白人，在她的班級選出一名黑人女孩作為返校節女王之後，一名白人老師推翻了投票，說“現在還不是時候”。
但是，70年代的每一年，塔米的班級照片中都會少一兩個白人孩子，直到1980年她進入高中時，城東高中已經幾乎全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城東高中距離夏洛特街步行可達，但九年級時，塔米被安排乘校車去上城南的威爾遜高中，以實現種族平衡。
她最好的朋友格溫是數學課上唯一的另一個黑人小孩，當他們舉手時，老師完全視而不見。
她想念在一所學生主要是黑人的學校裡的日子，所以在十年級時，她轉學回到城東高中。
她在家裡承擔了更大的責任，學會簡單的維修，還有乘公共汽車購買雜貨和支付賬單。
最後，奶奶用一紙放棄權利聲明書将房子的所有權轉交給了她。
角色扭轉了：現在，是她在照顧奶奶。
然後，十五歲那年，她懷孕了。
她寫了一封信寄給母親，盡管母親就住在三個街區之外；因為她太害怕，無法面對面告訴母親。
但該來的總會來的，母親聽了非常憤怒，逼問她：“你想打掉它嗎？你打算如何照顧它呢？”塔米說，她會照顧她的孩子，無須多言。
孩子的父親是一個看上去時髦自信的男孩，名叫巴裡，比塔米大一歲。
男孩的母親是薇姬的保釋官，她認為托馬斯家的這個女孩不适合她的兒子，于是打電話給塔米的祖母，告訴她，巴裡不可能是塔米命中注定的男人。
但是塔米愛他，她告訴了母親。
“這隻是早戀。
”薇姬說。
塔米堅持說：“不，媽媽，我愛他。
” “會變的。
” 雖然薇姬即将為塔米的繼父生下四年裡的第三個兒子（塔米的孩子會早出生五個月），但她們從未談過性。
薇姬六年級或七年級時，大媽媽告訴她，嬰兒來自石頭下面；她相信了，這就是她在這一問題上接受的全部教育。
奶奶也不打算提供任何信息。
最糟糕的時刻是塔米不得不告訴奶奶的時候。
大媽媽去世時，塔米都不記得曾外祖母哭過，但聽到塔米的消息時，她哭了，這讓塔米十分傷心。
多年以後，她明白了：家裡從沒有人能從高中畢業，而她原本應該是第一個。
“又來了一個沒法畢業的孩子。
”塔米說，“奶奶說她工作、擦洗地闆、為别人做飯、把時間花在遠離家人的地方，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我能接受教育并擁有一個家，而那還是沒能發生。
我們有了一個家，但沒人接受過教育。
”塔米的父親沖進夏洛特街的房子，告訴她：“你永遠不會有所成就，隻能當一個福利婊子。
” 然後，塔米下定了決心。
她不會變得像廉租房中的那些女孩一樣，也不會變得像母親一樣。
她會留在學校，并開始認真學習——她是一名平庸的學生，但現在她開始好好努力——然後，她會找到一份好工作（成為護士不再現實，因為她的化學成績太差了），因為她的孩子會擁有比她更好的生活，比她的弟弟們更好的生活，孩子們會有一個能照看他們的母親。
她現在有了需要證明的東西，不僅僅是向父親和其他人證明，也是向自己證明。
那個女嬰于1982年5月9日出生。
巴裡本該簽署出生證，但他沒有出現，塔米得知他到處拈花惹草。
他們吵了一架，她再也不肯見他了。
她及時回到學校，參加了期末考試。
幾個月後，她在西湖廉租房區域遇到了巴裡，她在那裡有一份暑期工，擔任日間夏令營輔導員。
巴裡正在社區中心排隊領取某種贈品，身旁是他已經懷孕的女朋友。
這讓塔米心碎——但是沒關系，一切都好，她知道她會恢複過來。
她不再去教堂，因為她的情況被人們認為是可恥的。
當巴裡試圖與她複合，她把他拒之門外。
“這和你無關，”她告訴他，“她不是你的。
你沒有簽署出生證明。
”她不想讓女兒像她一樣長大，與一個似乎從不關心她的男人保持吵吵鬧鬧的關系。
她想讓女兒得到身邊每個人的愛和渴望。
她和寶寶獨自生活，與此同時，城東的一切都滑向了地獄。
塔米不再使用母親的福利支票，而是注冊了自己的那份。
她讨厭使用福利——福利機構的工作人員很可惡——但她需要靠它來支付食品和兒童保育費用。
她于1984年按時高中畢業，成為家裡第一個獲得文憑的人。
她高四[美國高中一般為四年制，高四即美國中學教育體系的最後一年（即十二年級），等同于中國的高三。
]那年，女性的衣着風格令人回憶起20世紀40年代，年鑒照片中的女孩們有着像比莉·哈樂黛[比莉·哈樂黛，美國黑人爵士歌星。
]一樣的發型、裙子和口紅。
塔米戴着一頂灰色氈帽，上面有黑色緞帶和網眼紗，但她雙眼的神情透露了這個曾經紮着小辮的女孩經曆了怎樣的生活。
她在一所技術學院獲得了副學士學位，并作為一名超市收銀員工作了兩年，希望能獲得一份管理工作，可是并沒有這樣的崗位空缺。
她又生了兩個孩子，父親是一個名叫喬丹的男人：一個男孩出生于1985年，另一個女孩出生于1987年。
她花錢總是很謹慎——既然現在她可以開車了，她會去郊區購物，因為那裡的價格更低；她會預付款項為孩子們購買聖誕禮物，先付一筆定金讓商店為她保留下來，直到能付清全款。
可是，要想照料三個孩子、奶奶和夏洛特街的房子，她必須找到更有保障的工作。
到了80年代末，揚斯敦正在建造一座博物館來記錄它的工業史。
博物館由建築師邁克爾·格雷夫斯設計，造型是一座鋼鐵廠，配有風格化的煙囪。
但在北邊的沃倫，帕卡德電氣工廠仍在運營，有八千名工人為通用汽車公司的汽車生産線束和電子元件。
這比煉鋼工作更輕松、更幹淨，三分之二的員工是女性，其中很多是像塔米這樣的單身母親。
她去了那裡面試，得到了一份時薪七點三美元的裝配流水線工作。
于是，1988年，塔米擺脫福利，成了一名工廠工人。
然而魯索說：“人們并沒有想到，這是系統性的。
”作為一名當地專家，他每隔六個月就會接到一次《時代》或《新聞周刊》的電話，那頭會有一位記者詢問，揚斯敦是否已經熬過了低谷。
顯然，這麼多機器和人力已經不再被需要，而這個事實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這也發生在克利夫蘭、托萊多、阿克倫、布法羅、錫拉丘茲、匹茲堡、伯利恒、底特律、弗林特、密爾沃基、芝加哥、加裡、聖路易斯以及其他更多城市；1983年，這一地帶被賦予了一個新名稱：鏽帶。
但是，它首先發生在揚斯敦，最為迅速，最為徹底，而且由于揚斯敦沒有其他任何東西，沒有大聯盟棒球隊或世界級交響樂團，這座城市成了一個去工業化的典型，一首歌的名字[指歌手布魯斯·斯普林斯汀1995年推出的歌曲《揚斯敦》，講述揚斯敦從19世紀初因發現鐵礦石而興起到20世紀70年代步入衰落的變遷過程。
]，一段陳詞濫調。
“這是我們經曆過的最安靜的革命之一。
”魯索說，“如果一場瘟疫在中西部奪走這麼多人的生命，那将被視為一次重大的曆史事件。
”可是，正因為它的緣由是藍領崗位的減少，而不是細菌感染，結果，揚斯敦的覆滅幾乎被視為正常。
工廠開始關閉時，塔米十一歲。
她還太小，無法了解或關心鋼鐵城鎮、曆史性的罷工、去工業化，或是一整座城市廢墟的幽靈。
她過着自己的生活，忙着自己的事情。
黑色星期一之後的一年，她跟着母親和繼父搬回了城東。
表面來說，她和他們一起住在布魯斯街的一所房子裡，但實際上，她搬了回去，跟奶奶一起住在夏洛特街。
回來後的那個夏天，她們的前門被偷了——那是一塊實木橡木舊貨，嵌着橢圓形玻璃——門旁環繞的裝飾性玻璃窗也一起被偷了。
同樣的賊也光顧了幾個鄰居的房子。
奶奶沒錢換新門，所以她們釘上了木闆，幾年時間裡都從後門出入。
有些時候，塔米覺得太丢臉了，以至于不肯邀請朋友來家裡。
前門被偷标志着她後來經常提到的一個轉折點：這表明，家庭的掙紮正反映着某種更大的趨勢。
普通人不再擁有街道的控制權（即使賽拉克酒吧距離夏洛特街并不遠），街區也變得越來越糟糕。
到了70年代中期，大多數白人家庭已經搬出城東，黑色星期一促成了這場搬遷的終結。
當西比爾女士于1964年從城東高中畢業時，大部分學生都是白人，在她的班級選出一名黑人女孩作為返校節女王之後，一名白人老師推翻了投票，說“現在還不是時候”。
但是，70年代的每一年，塔米的班級照片中都會少一兩個白人孩子，直到1980年她進入高中時，城東高中已經幾乎全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城東高中距離夏洛特街步行可達，但九年級時，塔米被安排乘校車去上城南的威爾遜高中，以實現種族平衡。
她最好的朋友格溫是數學課上唯一的另一個黑人小孩，當他們舉手時，老師完全視而不見。
她想念在一所學生主要是黑人的學校裡的日子，所以在十年級時，她轉學回到城東高中。
她在家裡承擔了更大的責任，學會簡單的維修，還有乘公共汽車購買雜貨和支付賬單。
最後，奶奶用一紙放棄權利聲明書将房子的所有權轉交給了她。
角色扭轉了：現在，是她在照顧奶奶。
然後，十五歲那年，她懷孕了。
她寫了一封信寄給母親，盡管母親就住在三個街區之外；因為她太害怕，無法面對面告訴母親。
但該來的總會來的，母親聽了非常憤怒，逼問她：“你想打掉它嗎？你打算如何照顧它呢？”塔米說，她會照顧她的孩子，無須多言。
孩子的父親是一個看上去時髦自信的男孩，名叫巴裡，比塔米大一歲。
男孩的母親是薇姬的保釋官，她認為托馬斯家的這個女孩不适合她的兒子，于是打電話給塔米的祖母，告訴她，巴裡不可能是塔米命中注定的男人。
但是塔米愛他，她告訴了母親。
“這隻是早戀。
”薇姬說。
塔米堅持說：“不，媽媽，我愛他。
” “會變的。
” 雖然薇姬即将為塔米的繼父生下四年裡的第三個兒子（塔米的孩子會早出生五個月），但她們從未談過性。
薇姬六年級或七年級時，大媽媽告訴她，嬰兒來自石頭下面；她相信了，這就是她在這一問題上接受的全部教育。
奶奶也不打算提供任何信息。
最糟糕的時刻是塔米不得不告訴奶奶的時候。
大媽媽去世時，塔米都不記得曾外祖母哭過，但聽到塔米的消息時，她哭了，這讓塔米十分傷心。
多年以後，她明白了：家裡從沒有人能從高中畢業，而她原本應該是第一個。
“又來了一個沒法畢業的孩子。
”塔米說，“奶奶說她工作、擦洗地闆、為别人做飯、把時間花在遠離家人的地方，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我能接受教育并擁有一個家，而那還是沒能發生。
我們有了一個家，但沒人接受過教育。
”塔米的父親沖進夏洛特街的房子，告訴她：“你永遠不會有所成就，隻能當一個福利婊子。
” 然後，塔米下定了決心。
她不會變得像廉租房中的那些女孩一樣，也不會變得像母親一樣。
她會留在學校，并開始認真學習——她是一名平庸的學生，但現在她開始好好努力——然後，她會找到一份好工作（成為護士不再現實，因為她的化學成績太差了），因為她的孩子會擁有比她更好的生活，比她的弟弟們更好的生活，孩子們會有一個能照看他們的母親。
她現在有了需要證明的東西，不僅僅是向父親和其他人證明，也是向自己證明。
那個女嬰于1982年5月9日出生。
巴裡本該簽署出生證，但他沒有出現，塔米得知他到處拈花惹草。
他們吵了一架，她再也不肯見他了。
她及時回到學校，參加了期末考試。
幾個月後，她在西湖廉租房區域遇到了巴裡，她在那裡有一份暑期工，擔任日間夏令營輔導員。
巴裡正在社區中心排隊領取某種贈品，身旁是他已經懷孕的女朋友。
這讓塔米心碎——但是沒關系，一切都好，她知道她會恢複過來。
她不再去教堂，因為她的情況被人們認為是可恥的。
當巴裡試圖與她複合，她把他拒之門外。
“這和你無關，”她告訴他，“她不是你的。
你沒有簽署出生證明。
”她不想讓女兒像她一樣長大，與一個似乎從不關心她的男人保持吵吵鬧鬧的關系。
她想讓女兒得到身邊每個人的愛和渴望。
她和寶寶獨自生活，與此同時，城東的一切都滑向了地獄。
塔米不再使用母親的福利支票，而是注冊了自己的那份。
她讨厭使用福利——福利機構的工作人員很可惡——但她需要靠它來支付食品和兒童保育費用。
她于1984年按時高中畢業，成為家裡第一個獲得文憑的人。
她高四[美國高中一般為四年制，高四即美國中學教育體系的最後一年（即十二年級），等同于中國的高三。
]那年，女性的衣着風格令人回憶起20世紀40年代，年鑒照片中的女孩們有着像比莉·哈樂黛[比莉·哈樂黛，美國黑人爵士歌星。
]一樣的發型、裙子和口紅。
塔米戴着一頂灰色氈帽，上面有黑色緞帶和網眼紗，但她雙眼的神情透露了這個曾經紮着小辮的女孩經曆了怎樣的生活。
她在一所技術學院獲得了副學士學位，并作為一名超市收銀員工作了兩年，希望能獲得一份管理工作，可是并沒有這樣的崗位空缺。
她又生了兩個孩子，父親是一個名叫喬丹的男人：一個男孩出生于1985年，另一個女孩出生于1987年。
她花錢總是很謹慎——既然現在她可以開車了，她會去郊區購物，因為那裡的價格更低；她會預付款項為孩子們購買聖誕禮物，先付一筆定金讓商店為她保留下來，直到能付清全款。
可是，要想照料三個孩子、奶奶和夏洛特街的房子，她必須找到更有保障的工作。
到了80年代末，揚斯敦正在建造一座博物館來記錄它的工業史。
博物館由建築師邁克爾·格雷夫斯設計，造型是一座鋼鐵廠，配有風格化的煙囪。
但在北邊的沃倫，帕卡德電氣工廠仍在運營，有八千名工人為通用汽車公司的汽車生産線束和電子元件。
這比煉鋼工作更輕松、更幹淨，三分之二的員工是女性，其中很多是像塔米這樣的單身母親。
她去了那裡面試，得到了一份時薪七點三美元的裝配流水線工作。
于是，1988年，塔米擺脫福利，成了一名工廠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