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夫·康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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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雷特》中的次要角色，主角哈姆雷特的友人之一。
]，不是主角，而是追随者——多年之後，他會說：“我是個完美的二号人物。
”他被公共服務和權力的浪漫所吸引，二者最終彼此糾纏、不可分割。
1979年初，康諾頓大二時，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個朋友邀請他作為亞拉巴馬州代表參加在費城舉辦的全國學生聯會年會。
機票要花一百五十美元。
學生會撥給他二十五美元補助，《塔斯卡盧薩日報》願意給他七十五美元，讓他就自己的經曆寫一篇報道。
最後五十美元來自一家溫蒂漢堡的收款機，康諾頓每周會在那裡吃幾頓飯——那家店的經理聽說這個大學生正在湊路費前往一個全國大會，而那個會議的目的是在水門事件和越南戰争發生幾年後消除校園中的冷漠、重建人們對政治的信心，他不禁大為感動。
費城這場會議的第一個發言者是一個極端保守的共和黨衆議員，他來自伊利諾伊州，名叫丹·克蘭。
在美國人民選出的代表中，有千千萬萬人在華盛頓完成了任期卻沒能留下痕迹，他就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發言者就是喬·拜登。
他如此開場：“如果說克蘭代表剛剛給了你們自由主義者的觀點，那麼接下來就是保守主義者的觀點：你們都被捕了。
”這句話引發了哄堂大笑。
康諾頓對接下來的演講内容毫無記憶，卻對這位演講者印象深刻。
拜登年輕風趣，他知道該如何對大學生講話。
康諾頓永遠無法忘記那一刻。
回到塔斯卡盧薩，康諾頓建立了亞拉巴馬政治聯盟。
在秋季的第一場活動裡，他邀請了拜登和來自猶他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傑克·加恩，請兩人就第二輪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指美國與蘇聯之間關于減少雙方毀滅性核武器的談判，其中第二輪談判始于1977年。
]展開辯論。
兩位參議員都接受了邀請（1979年尚無規定禁止他們接受大學提供的五百美元酬金，隻有一項限制：參議員的額外收入不得超過其五萬七千五百美元工資的百分之十五，這項規定從當年1月1日開始生效），但是加恩退出了。
原本計劃的辯論最後隻能變成一場演講。
康諾頓跳進了他的雪佛蘭，随行的還有從楊百翰大學過來的一個朋友，他跟加恩一樣都是摩門教徒。
他們驅車十四個小時趕往首都，試圖說服加恩參議員改變決定。
康諾頓從來沒去過華盛頓，環城快道上并未明确标出通往城市的出口——與其說是通道，不如說它更像是一條護城河——國會大廈穹頂一直在遠方時隐時現。
最後，他們終于摸到了通往國會山的小路。
那裡是貧窮的、黑人的華盛頓，枯萎的華盛頓，屬于八成民衆的華盛頓。
後來，康諾頓在這座城市居住和工作的二十年裡，幾乎再也沒見過華盛頓的這一面。
早上，他們在拉塞爾參議院大樓找到加恩的辦公室，它位于其中一條高挑幽深的走廊中一扇令人生畏的高大桃花心木門後面。
因為康諾頓帶了一位猶他州的摩門教徒，他獲得一次事先未安排的會面機會，在等待室裡見到了參議員本人。
但他沒能改變加恩的決定——在辯論當天，加恩已有另外一項安排。
于是，康諾頓和摩門朋友離開了辦公室，在拉塞爾大樓裡逛起來——看到那白色的佛蒙特大理石、康科德花崗岩、黑色的桃花心木，感受到兩黨當時仍完好無損、壁壘森嚴、制度性的體面，這兩個年輕的外地人感到自己十分渺小。
不過，那份體面很快會出現裂縫，随後将一觸即潰。
他們想要找一名共和黨參議員當替補，但走廊幾乎空無一人，有一種不太民主的安靜，康諾頓也根本不知道随便一個參議員長什麼樣。
他也許瞥見了霍華德·貝克、雅各布·賈維茨、查克·珀西或巴裡·戈德華特[霍華德·貝克、雅各布·賈維茨、查克·珀西（即查爾斯·珀西）、巴裡·戈德華特，均為當時極具話語權的共和黨參議員。
其中，戈德華特曾參與1964年總統大選，雖遭遇慘敗，但他仍被視為60年代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為新右派留下政治遺産。
]。
民主黨人裡，休伯特·漢弗萊剛剛去世，但埃德蒙·馬斯基仍在，弗蘭克·丘奇、伯奇·貝、蓋洛德·尼爾森和喬治·麥戈文也在[休伯
]，不是主角，而是追随者——多年之後，他會說：“我是個完美的二号人物。
”他被公共服務和權力的浪漫所吸引，二者最終彼此糾纏、不可分割。
1979年初，康諾頓大二時，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個朋友邀請他作為亞拉巴馬州代表參加在費城舉辦的全國學生聯會年會。
機票要花一百五十美元。
學生會撥給他二十五美元補助，《塔斯卡盧薩日報》願意給他七十五美元，讓他就自己的經曆寫一篇報道。
最後五十美元來自一家溫蒂漢堡的收款機，康諾頓每周會在那裡吃幾頓飯——那家店的經理聽說這個大學生正在湊路費前往一個全國大會，而那個會議的目的是在水門事件和越南戰争發生幾年後消除校園中的冷漠、重建人們對政治的信心，他不禁大為感動。
費城這場會議的第一個發言者是一個極端保守的共和黨衆議員，他來自伊利諾伊州，名叫丹·克蘭。
在美國人民選出的代表中，有千千萬萬人在華盛頓完成了任期卻沒能留下痕迹，他就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發言者就是喬·拜登。
他如此開場：“如果說克蘭代表剛剛給了你們自由主義者的觀點，那麼接下來就是保守主義者的觀點：你們都被捕了。
”這句話引發了哄堂大笑。
康諾頓對接下來的演講内容毫無記憶，卻對這位演講者印象深刻。
拜登年輕風趣，他知道該如何對大學生講話。
康諾頓永遠無法忘記那一刻。
回到塔斯卡盧薩，康諾頓建立了亞拉巴馬政治聯盟。
在秋季的第一場活動裡，他邀請了拜登和來自猶他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傑克·加恩，請兩人就第二輪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指美國與蘇聯之間關于減少雙方毀滅性核武器的談判，其中第二輪談判始于1977年。
]展開辯論。
兩位參議員都接受了邀請（1979年尚無規定禁止他們接受大學提供的五百美元酬金，隻有一項限制：參議員的額外收入不得超過其五萬七千五百美元工資的百分之十五，這項規定從當年1月1日開始生效），但是加恩退出了。
原本計劃的辯論最後隻能變成一場演講。
康諾頓跳進了他的雪佛蘭，随行的還有從楊百翰大學過來的一個朋友，他跟加恩一樣都是摩門教徒。
他們驅車十四個小時趕往首都，試圖說服加恩參議員改變決定。
康諾頓從來沒去過華盛頓，環城快道上并未明确标出通往城市的出口——與其說是通道，不如說它更像是一條護城河——國會大廈穹頂一直在遠方時隐時現。
最後，他們終于摸到了通往國會山的小路。
那裡是貧窮的、黑人的華盛頓，枯萎的華盛頓，屬于八成民衆的華盛頓。
後來，康諾頓在這座城市居住和工作的二十年裡，幾乎再也沒見過華盛頓的這一面。
早上，他們在拉塞爾參議院大樓找到加恩的辦公室，它位于其中一條高挑幽深的走廊中一扇令人生畏的高大桃花心木門後面。
因為康諾頓帶了一位猶他州的摩門教徒，他獲得一次事先未安排的會面機會，在等待室裡見到了參議員本人。
但他沒能改變加恩的決定——在辯論當天，加恩已有另外一項安排。
于是，康諾頓和摩門朋友離開了辦公室，在拉塞爾大樓裡逛起來——看到那白色的佛蒙特大理石、康科德花崗岩、黑色的桃花心木，感受到兩黨當時仍完好無損、壁壘森嚴、制度性的體面，這兩個年輕的外地人感到自己十分渺小。
不過，那份體面很快會出現裂縫，随後将一觸即潰。
他們想要找一名共和黨參議員當替補，但走廊幾乎空無一人，有一種不太民主的安靜，康諾頓也根本不知道随便一個參議員長什麼樣。
他也許瞥見了霍華德·貝克、雅各布·賈維茨、查克·珀西或巴裡·戈德華特[霍華德·貝克、雅各布·賈維茨、查克·珀西（即查爾斯·珀西）、巴裡·戈德華特，均為當時極具話語權的共和黨參議員。
其中，戈德華特曾參與1964年總統大選，雖遭遇慘敗，但他仍被視為60年代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為新右派留下政治遺産。
]。
民主黨人裡，休伯特·漢弗萊剛剛去世，但埃德蒙·馬斯基仍在，弗蘭克·丘奇、伯奇·貝、蓋洛德·尼爾森和喬治·麥戈文也在[休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