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夫·康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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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傑夫·康諾頓第一次見到喬·拜登。
拜登那年三十六歲，是美國參議院曆史上第六年輕的參議員。
康諾頓十九歲，是亞拉巴馬大學的一名商科學生。
他的父母住在亨茨維爾，父親為陸軍導彈司令部當了三十年的化學工程師，而在這之前，父親曾在陸軍航空部隊服役，在歐洲、中國和日本執行了四十七次飛行任務，後來受惠于《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就讀塔斯卡盧薩的亞拉巴馬大學，之後做過時薪一美元的伯明翰鋼鐵廠工人，在阿肯色州的家具廠和全國流動石膏廠待過，最後終于進入戰後蓬勃發展的國防工業。
從事小型火箭推進器生産是一份不錯的中産階級工作，每年最多能賺五萬五千美元，有聯邦政府和冷戰為之擔保；不過，康諾頓夫婦都出身貧寒。
傑夫的父親曾目睹自己的父親在1932年跟随補助金大軍前往華盛頓特區抗議[1932年夏天，一萬七千名一戰退伍老兵及其親友前往華盛頓特區抗議遊行，要求即時發放服役時拖欠的補助金。
最終，警察和軍方介入，導緻流血事件。
]。
傑夫的母親來自亞拉巴馬州唐溪鎮，童年時曾與姐妹一起在祖母家的農場裡摘棉花，以熬過艱難時期。
她五歲時攢了五分錢，打算為母親買一份生日禮物。
有一天她病了，高燒四十度，當運冰車路過門外，她的母親想要買一塊冰來為她降溫，她拒絕了，因為全家隻剩下她的五分錢。
傑夫一直覺得，如果有一天自己會競選公職，那一定要講講這個故事。
康諾頓一家的選票并不一緻。
傑夫的母親記得富蘭克林·羅斯福來到唐溪鎮為惠勒大壩剪彩的那天，所有孩子都跑到車站，在一片安靜肅穆中望着總統被人從火車上擡進車裡。
她一生都會投給民主黨。
傑夫的父親戰後在亞拉巴馬第一次投票，他問該怎麼做，票站工作人員說：“投給公雞圖案下面的人名就行啦。
”那是亞拉巴馬州民主黨的标志，當時隻有他們有足夠的影響力。
就在那一刻，康諾頓先生成了一名共和黨人，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始終如一，而其他的南方白人也很快跟他一緻。
然而多年以後，當傑夫來到華盛頓為拜登工作，自稱為職業民主黨人時，他的父親投給了克林頓——甚至投給了奧巴馬。
那時，住在他們那個城郊的所有人幾乎都是忠實的共和黨人，有人從康諾頓家的前院裡偷走了奧巴馬－拜登的标牌。
康諾頓先生是在為自己的兒子投票。
傑夫·康諾頓個頭矮小，一頭棕發，聰穎勤奮，終生懷有亞拉巴馬男孩身上特有的自卑情結。
成長過程中，他不曾有過清晰的政治觀念。
1976年，他被羅納德·裡根在共和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所鼓舞：“在民主黨對這個國家的統治下，自由已經遭到侵蝕。
”1979年，吉米·卡特診斷美國患上了“信心危機”，警告“我們中有太多人崇尚自我放縱和消費”，康諾頓在《塔斯卡盧薩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為這番被稱為“痼疾演講”的講話辯護。
在搬到華盛頓之前，他一直是一名搖擺選民；他也對肯尼迪家族心懷敬意。
1994年有一回，他在希科裡希爾參加了凱斯琳·肯尼迪·湯森德的籌款活動，埃塞爾和其他肯尼迪家族成員在莊園前的草坪上友善地歡迎每一位客人[凱斯琳·肯尼迪·湯森德是羅伯特·F.肯尼迪的女兒，1995到2003年曾任馬裡蘭州副州長。
羅伯特·F.肯尼迪即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的弟弟，曾任美國第64任司法部長，後來任參議員時死于暗殺。
埃塞爾·肯尼迪為羅伯特·F.肯尼迪的夫人，凱斯琳的母親，美國人權活動家。
]。
康諾頓溜進了書房，他本不該去那裡。
他從書架上拿下一卷羅伯特·F.肯尼迪演講的合訂本——原始版本，上面還有手寫的筆記。
康諾頓的目光落在了一句話上：“我們應該做得更好。
”肯尼迪劃掉“應該”，改成了“必須”。
康諾頓仿佛捧着《聖經》。
這是他對政治最早的認知：偉大的演講、曆史性的事件（暗殺）、橢圓辦公室和玫瑰園裡的JFK黑白肖像。
他是華盛頓的年鑒中被人忽視卻不可缺少的一環，不是哈姆雷特，而是羅森克蘭茨[羅森克蘭茨是《哈
拜登那年三十六歲，是美國參議院曆史上第六年輕的參議員。
康諾頓十九歲，是亞拉巴馬大學的一名商科學生。
他的父母住在亨茨維爾，父親為陸軍導彈司令部當了三十年的化學工程師，而在這之前，父親曾在陸軍航空部隊服役，在歐洲、中國和日本執行了四十七次飛行任務，後來受惠于《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就讀塔斯卡盧薩的亞拉巴馬大學，之後做過時薪一美元的伯明翰鋼鐵廠工人，在阿肯色州的家具廠和全國流動石膏廠待過，最後終于進入戰後蓬勃發展的國防工業。
從事小型火箭推進器生産是一份不錯的中産階級工作，每年最多能賺五萬五千美元，有聯邦政府和冷戰為之擔保；不過，康諾頓夫婦都出身貧寒。
傑夫的父親曾目睹自己的父親在1932年跟随補助金大軍前往華盛頓特區抗議[1932年夏天，一萬七千名一戰退伍老兵及其親友前往華盛頓特區抗議遊行，要求即時發放服役時拖欠的補助金。
最終，警察和軍方介入，導緻流血事件。
]。
傑夫的母親來自亞拉巴馬州唐溪鎮，童年時曾與姐妹一起在祖母家的農場裡摘棉花，以熬過艱難時期。
她五歲時攢了五分錢，打算為母親買一份生日禮物。
有一天她病了，高燒四十度，當運冰車路過門外，她的母親想要買一塊冰來為她降溫，她拒絕了，因為全家隻剩下她的五分錢。
傑夫一直覺得，如果有一天自己會競選公職，那一定要講講這個故事。
康諾頓一家的選票并不一緻。
傑夫的母親記得富蘭克林·羅斯福來到唐溪鎮為惠勒大壩剪彩的那天，所有孩子都跑到車站，在一片安靜肅穆中望着總統被人從火車上擡進車裡。
她一生都會投給民主黨。
傑夫的父親戰後在亞拉巴馬第一次投票，他問該怎麼做，票站工作人員說：“投給公雞圖案下面的人名就行啦。
”那是亞拉巴馬州民主黨的标志，當時隻有他們有足夠的影響力。
就在那一刻，康諾頓先生成了一名共和黨人，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始終如一，而其他的南方白人也很快跟他一緻。
然而多年以後，當傑夫來到華盛頓為拜登工作，自稱為職業民主黨人時，他的父親投給了克林頓——甚至投給了奧巴馬。
那時，住在他們那個城郊的所有人幾乎都是忠實的共和黨人，有人從康諾頓家的前院裡偷走了奧巴馬－拜登的标牌。
康諾頓先生是在為自己的兒子投票。
傑夫·康諾頓個頭矮小，一頭棕發，聰穎勤奮，終生懷有亞拉巴馬男孩身上特有的自卑情結。
成長過程中，他不曾有過清晰的政治觀念。
1976年，他被羅納德·裡根在共和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所鼓舞：“在民主黨對這個國家的統治下，自由已經遭到侵蝕。
”1979年，吉米·卡特診斷美國患上了“信心危機”，警告“我們中有太多人崇尚自我放縱和消費”，康諾頓在《塔斯卡盧薩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為這番被稱為“痼疾演講”的講話辯護。
在搬到華盛頓之前，他一直是一名搖擺選民；他也對肯尼迪家族心懷敬意。
1994年有一回，他在希科裡希爾參加了凱斯琳·肯尼迪·湯森德的籌款活動，埃塞爾和其他肯尼迪家族成員在莊園前的草坪上友善地歡迎每一位客人[凱斯琳·肯尼迪·湯森德是羅伯特·F.肯尼迪的女兒，1995到2003年曾任馬裡蘭州副州長。
羅伯特·F.肯尼迪即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的弟弟，曾任美國第64任司法部長，後來任參議員時死于暗殺。
埃塞爾·肯尼迪為羅伯特·F.肯尼迪的夫人，凱斯琳的母親，美國人權活動家。
]。
康諾頓溜進了書房，他本不該去那裡。
他從書架上拿下一卷羅伯特·F.肯尼迪演講的合訂本——原始版本，上面還有手寫的筆記。
康諾頓的目光落在了一句話上：“我們應該做得更好。
”肯尼迪劃掉“應該”，改成了“必須”。
康諾頓仿佛捧着《聖經》。
這是他對政治最早的認知：偉大的演講、曆史性的事件（暗殺）、橢圓辦公室和玫瑰園裡的JFK黑白肖像。
他是華盛頓的年鑒中被人忽視卻不可缺少的一環，不是哈姆雷特，而是羅森克蘭茨[羅森克蘭茨是《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