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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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子了。
”他說。
仍舊微笑着。
然後他低下頭。
“我想把錢付清。
還有兩筆錢就都付清了。
今天我帶了一百二十美元。
我——” 老卡爾搖着頭。
他放下咖啡,繼續搖着頭。
“絕對不行,”他說,“絕對不行,全一。
我們到時候把你的草莓收上來,到今年七月份看看收成再說。
或許到那個時候我們可以商量一下。
或許……你們去哪兒？他們會給你工作做的吧。
誰知道呢？去了就知道了。
但是,關鍵是,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把你們的積蓄拿走,全一。
現在談都不要談這個。
” 日本人把一百二十美元放在桌上——許多十元的,一些五元的,還有十張一元的；他把它們排成一個扇形。
“請你收下這個,”他說,“我到了地方之後還會再寄給你。
我還會付錢。
可能錢不夠,你還有今年七英畝草莓的收成。
然後,十二月份的時候,還有一筆錢要付清。
是不是？還有一筆。
” 埃塔雙臂交疊在胸前；她就知道宮本不會白白地把草莓給他們的！“你的草莓,”她說,“我們能收到多少錢呢？畢竟在七月份之前誰都不知道價格。
好吧,就算你的草莓長勢很好,就像你說的,種了兩年了。
一切順利。
我們找到人幫忙除草。
沒有沫蟬,光照很好,一切都好,草莓也結出來了,植株狀态良好。
那麼,除去我們請人的錢、化肥的投入,你那些草莓興許能值個兩百塊錢？那還得年成好、價錢好,一切都沒事兒,對不對？但是假如碰到壞年成呢？或者一般的年成。
草莓生了黴菌病,雨水太多,一堆麻煩的事兒——現在我們按一百美元,或許一百二十美元的草莓來算。
好嗎？然後呢？我告訴你吧。
這還不夠你那筆錢,二百五十美元。
” “你們拿上這個,”全一把錢摞在一起,推到她面前,“這是百二十美元。
草莓算一百三十美元,這就夠下一筆錢了。
” “還以為你要把這些草莓送給我們呢,”埃塔說道,“你來的時候不是說把草莓送給我們的嗎？你不是說讓我把它們賣給罐頭廠,得到的錢讓我們留下來的嗎？現在你說它們要抵一百三十美元。
”她伸手拿過他疊得整齊的那把錢,一邊說一邊數着,“那一百三十美元還指不定能不能拿到手,加上提早付款,本來七月付的錢提早到三月付,期間也有變數和風險吧？這就是你來這兒的打算？” 日本人定定地看着她。
他沒有說話,也沒有碰他的咖啡。
他的表情變得嚴肅、冷峻起來。
她看得出來他很氣憤,他努力壓抑着自己的憤怒,不讓它爆發出來。
他很傲氣,她想。
我就要戳穿他,他還在假裝。
别來這一套,她心想。
埃塔不再數錢,把那沓錢放在桌上,重新雙臂交疊在胸前。
“再來點咖啡？”她問。
“不,謝謝你,”日本人答道,“請你把錢收下。
” 卡爾的大手從桌上移了過去。
他的手指按在錢上,把它推到日本人的咖啡面前。
“全一,”他說,“我們不會收這筆錢的。
不管埃塔怎麼說,我們都不會收。
她對你有些失禮,我為此向你道歉。
”他看了看埃塔,埃塔也看着他。
她知道他心裡的感受,但是這無關緊要——她就是要讓卡爾知道事情的真相,讓他知道自己是怎樣被人愚弄的。
她是不會低頭的。
所以她也反盯着他看。
“對不起,”日本人說道,“非常對不起。
” “我們擔心接下來的這個采摘季,”卡爾說道,“你們到了你們要去的地方就寫信給我們。
我們會把你的草莓收上來,然後回信給你,到候再作打算。
我看,這事兒我們隻能邊走邊瞧。
無論如何,你都能把錢付清,或許在路上,長遠地看,所有的事物都會按照本來應該的樣子進行的。
一切都會變成我們滿意的樣子。
但是現在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慮。
我們現在不應該為了錢的事兒跟你喋喋不休。
你現在除了這個還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
如果有什麼我們能幫忙的,盡管跟我說,全一。
” “我一準備好錢,”全一答道,“就想辦法寄給你。
“好。
”卡爾說着伸出了手。
日本人伸出手與他握了握。
“謝謝,卡爾,”他說,“我會付錢的。
不要擔心。
” 埃塔望着全一。
她突然發現他幾乎沒有變老——她無比清楚地注意到了這一點。
十年來,他和他們在一塊土地上勞動,他依舊眼神清流澈、後背挺拔、皮膚也不松弛、腹部平坦而結實。
十年來他和她在同一塊土地上勞動,而他一點兒也沒有變老。
他的衣服幹淨整潔,身姿挺拔,棕色的面孔看上去很健康。
所有這一切都令他更加神秘,這是他和她的不同之處。
他知道如何抵抗衰老,而她——埃塔卻日漸疲憊和憔悴——這是他秘而不宣的東西,藏在他的面容背後。
或許是日本宗教使然,她想,或者興許是他的血統使然。
一切似乎都無從知曉。
她站在證人席上,回憶起那天晚上小卡爾拿着一根竹釣魚竿回到家的情景。
她看到他進門的時候頭發被風吹得蓬亂。
他個頭高大,年輕,像一隻大丹犬,興沖沖地走進她的廚房。
她的兒子已經長成一個大小夥兒了。
“瞧瞧這個,”他對她說,“宮本借給我的。
” 她正在水槽邊削着土豆皮,準備做晚飯。
他開始跟她講述。
他說這是一根很好的釣魚竿,用來釣海星簡直易如反掌。
這杆子是仁司先生用斯普利特竹子做的,箍圈光滑,用絲綢包裹着。
估計他正盤算着帶上這魚竿,讓埃裡克·伊弗茨或者别的哪個朋友劃着獨木舟和他一起去約魚呢。
爸爸在哪兒？他迫不及待地想拿去給他看。
埃塔一邊削着土豆皮,一邊對兒子說着自己不得不說的話:把釣魚竿還給日本人,他們欠我們的錢,拿了這根釣魚竿就說不清了。
她回憶起當時她兒子看着她的神情。
他一臉的不高興,想把釣魚竿藏起來。
他那受了挫折的樣子像是一個大塊頭的、步伐沉重的草莓農民——和他父親一模一樣。
他默不作聲,腳像黏在了地上一般不肯挪動。
這孩子說話像他父親,行動也像他父親,但是他眉毛很濃,耳朵小,眼睛中有些她的神韻。
這孩子不完全是卡爾的。
這也是她的孩子,她感覺到。
“你回去,馬上把這個還給他！”她用削皮器指着他,又說了一遍。
如今她站在證人席上,明白自己在這件事情上的感覺沒錯。
小卡爾把釣魚竿送回去了,幾個月之後,他去打仗了,後來他又回家了,再後來那個日本男孩殺了他。
她對他們的判斷一直沒有錯；而卡爾,她的丈夫,是錯的。
後來他們沒有兌現他們的租金,她對阿爾文·胡克斯說。
就是這樣。
根本沒再見過他們。
她後來把地賣給了奧萊·喬金森,把他們之前付的錢都寄到加利福尼亞。
每一分錢都還給了他們。
她在一九四四年的聖誕節搬到了友睦港。
她本想,事情就這樣結東了。
但是,她這一次似乎犯了個錯誤:隻要發生金錢上的關系,你就不可能跟一個人斷去聯系。
因此,她告訴法庭,她的兒子是被宮本天道謀殺的。
她的兒子死了,沒了。
”他說。
仍舊微笑着。
然後他低下頭。
“我想把錢付清。
還有兩筆錢就都付清了。
今天我帶了一百二十美元。
我——” 老卡爾搖着頭。
他放下咖啡,繼續搖着頭。
“絕對不行,”他說,“絕對不行,全一。
我們到時候把你的草莓收上來,到今年七月份看看收成再說。
或許到那個時候我們可以商量一下。
或許……你們去哪兒？他們會給你工作做的吧。
誰知道呢？去了就知道了。
但是,關鍵是,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把你們的積蓄拿走,全一。
現在談都不要談這個。
” 日本人把一百二十美元放在桌上——許多十元的,一些五元的,還有十張一元的；他把它們排成一個扇形。
“請你收下這個,”他說,“我到了地方之後還會再寄給你。
我還會付錢。
可能錢不夠,你還有今年七英畝草莓的收成。
然後,十二月份的時候,還有一筆錢要付清。
是不是？還有一筆。
” 埃塔雙臂交疊在胸前；她就知道宮本不會白白地把草莓給他們的！“你的草莓,”她說,“我們能收到多少錢呢？畢竟在七月份之前誰都不知道價格。
好吧,就算你的草莓長勢很好,就像你說的,種了兩年了。
一切順利。
我們找到人幫忙除草。
沒有沫蟬,光照很好,一切都好,草莓也結出來了,植株狀态良好。
那麼,除去我們請人的錢、化肥的投入,你那些草莓興許能值個兩百塊錢？那還得年成好、價錢好,一切都沒事兒,對不對？但是假如碰到壞年成呢？或者一般的年成。
草莓生了黴菌病,雨水太多,一堆麻煩的事兒——現在我們按一百美元,或許一百二十美元的草莓來算。
好嗎？然後呢？我告訴你吧。
這還不夠你那筆錢,二百五十美元。
” “你們拿上這個,”全一把錢摞在一起,推到她面前,“這是百二十美元。
草莓算一百三十美元,這就夠下一筆錢了。
” “還以為你要把這些草莓送給我們呢,”埃塔說道,“你來的時候不是說把草莓送給我們的嗎？你不是說讓我把它們賣給罐頭廠,得到的錢讓我們留下來的嗎？現在你說它們要抵一百三十美元。
”她伸手拿過他疊得整齊的那把錢,一邊說一邊數着,“那一百三十美元還指不定能不能拿到手,加上提早付款,本來七月付的錢提早到三月付,期間也有變數和風險吧？這就是你來這兒的打算？” 日本人定定地看着她。
他沒有說話,也沒有碰他的咖啡。
他的表情變得嚴肅、冷峻起來。
她看得出來他很氣憤,他努力壓抑着自己的憤怒,不讓它爆發出來。
他很傲氣,她想。
我就要戳穿他,他還在假裝。
别來這一套,她心想。
埃塔不再數錢,把那沓錢放在桌上,重新雙臂交疊在胸前。
“再來點咖啡？”她問。
“不,謝謝你,”日本人答道,“請你把錢收下。
” 卡爾的大手從桌上移了過去。
他的手指按在錢上,把它推到日本人的咖啡面前。
“全一,”他說,“我們不會收這筆錢的。
不管埃塔怎麼說,我們都不會收。
她對你有些失禮,我為此向你道歉。
”他看了看埃塔,埃塔也看着他。
她知道他心裡的感受,但是這無關緊要——她就是要讓卡爾知道事情的真相,讓他知道自己是怎樣被人愚弄的。
她是不會低頭的。
所以她也反盯着他看。
“對不起,”日本人說道,“非常對不起。
” “我們擔心接下來的這個采摘季,”卡爾說道,“你們到了你們要去的地方就寫信給我們。
我們會把你的草莓收上來,然後回信給你,到候再作打算。
我看,這事兒我們隻能邊走邊瞧。
無論如何,你都能把錢付清,或許在路上,長遠地看,所有的事物都會按照本來應該的樣子進行的。
一切都會變成我們滿意的樣子。
但是現在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慮。
我們現在不應該為了錢的事兒跟你喋喋不休。
你現在除了這個還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
如果有什麼我們能幫忙的,盡管跟我說,全一。
” “我一準備好錢,”全一答道,“就想辦法寄給你。
“好。
”卡爾說着伸出了手。
日本人伸出手與他握了握。
“謝謝,卡爾,”他說,“我會付錢的。
不要擔心。
” 埃塔望着全一。
她突然發現他幾乎沒有變老——她無比清楚地注意到了這一點。
十年來,他和他們在一塊土地上勞動,他依舊眼神清流澈、後背挺拔、皮膚也不松弛、腹部平坦而結實。
十年來他和她在同一塊土地上勞動,而他一點兒也沒有變老。
他的衣服幹淨整潔,身姿挺拔,棕色的面孔看上去很健康。
所有這一切都令他更加神秘,這是他和她的不同之處。
他知道如何抵抗衰老,而她——埃塔卻日漸疲憊和憔悴——這是他秘而不宣的東西,藏在他的面容背後。
或許是日本宗教使然,她想,或者興許是他的血統使然。
一切似乎都無從知曉。
她站在證人席上,回憶起那天晚上小卡爾拿着一根竹釣魚竿回到家的情景。
她看到他進門的時候頭發被風吹得蓬亂。
他個頭高大,年輕,像一隻大丹犬,興沖沖地走進她的廚房。
她的兒子已經長成一個大小夥兒了。
“瞧瞧這個,”他對她說,“宮本借給我的。
” 她正在水槽邊削着土豆皮,準備做晚飯。
他開始跟她講述。
他說這是一根很好的釣魚竿,用來釣海星簡直易如反掌。
這杆子是仁司先生用斯普利特竹子做的,箍圈光滑,用絲綢包裹着。
估計他正盤算着帶上這魚竿,讓埃裡克·伊弗茨或者别的哪個朋友劃着獨木舟和他一起去約魚呢。
爸爸在哪兒？他迫不及待地想拿去給他看。
埃塔一邊削着土豆皮,一邊對兒子說着自己不得不說的話:把釣魚竿還給日本人,他們欠我們的錢,拿了這根釣魚竿就說不清了。
她回憶起當時她兒子看着她的神情。
他一臉的不高興,想把釣魚竿藏起來。
他那受了挫折的樣子像是一個大塊頭的、步伐沉重的草莓農民——和他父親一模一樣。
他默不作聲,腳像黏在了地上一般不肯挪動。
這孩子說話像他父親,行動也像他父親,但是他眉毛很濃,耳朵小,眼睛中有些她的神韻。
這孩子不完全是卡爾的。
這也是她的孩子,她感覺到。
“你回去,馬上把這個還給他！”她用削皮器指着他,又說了一遍。
如今她站在證人席上,明白自己在這件事情上的感覺沒錯。
小卡爾把釣魚竿送回去了,幾個月之後,他去打仗了,後來他又回家了,再後來那個日本男孩殺了他。
她對他們的判斷一直沒有錯；而卡爾,她的丈夫,是錯的。
後來他們沒有兌現他們的租金,她對阿爾文·胡克斯說。
就是這樣。
根本沒再見過他們。
她後來把地賣給了奧萊·喬金森,把他們之前付的錢都寄到加利福尼亞。
每一分錢都還給了他們。
她在一九四四年的聖誕節搬到了友睦港。
她本想,事情就這樣結東了。
但是,她這一次似乎犯了個錯誤:隻要發生金錢上的關系,你就不可能跟一個人斷去聯系。
因此,她告訴法庭,她的兒子是被宮本天道謀殺的。
她的兒子死了,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