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化狀況與中華文化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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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髦的文化産品供我們消費，我們觀看F1，進入“嘉年華”，等等。
籃球或足球的比賽也成了一種文化消費的樣式。
凡此種種，填滿了我們的閑暇時間。
在文化産業對當代閑暇時間實行全面侵吞的過程中，人類生命感受的非精神化進一步加劇，我們的心靈正經曆着一個沙漠化的過程。
為什麼說這是心靈的沙漠化？是否有點危言聳聽了？用現代科學理性武裝起來的當代人，不是都很聰明的、很有技巧、很能處理各種麻煩嗎？的确如此。
不過，這隻是頭腦功能的發達，而不是心靈的豐富和具有力量。
頭腦能處理的是煩惱，而非痛苦。
痛苦在心裡，而不是在頭腦裡。
我們要區分煩惱與痛苦，區分頭腦與心靈。
凡痛苦，都涉及命運。
例如失戀就是一種痛苦，而不是一般的煩惱。
某人若失戀了，卻并不痛苦，這其實就根本不能說是失戀，因為他原就未曾真正進入愛情。
倘若我們走路不小心，被一塊石頭絆了一下，跌倒後爬起來繼續走，這就不叫“痛苦”，隻能叫“煩惱”。
失戀可不是這種情況。
在失戀中你感到心裡很痛，想找人說話，找一個知心朋友傾訴一番。
朋友會設法勸慰你，讓你把這事放下。
他怎麼勸呢？其實很難，不知如何說好。
終于，他說了這樣一句話：你要知道，天涯何處無芳草。
聽了這話之後，你的頭腦認為這完全正确，因為符合邏輯。
他這句話訴諸你的理性，理性完全能夠證明這句話是正确的。
所以，你就決定把這事放下。
但這個決定卻是你的頭腦做出來的，你剛做好這個決定，一陣難受又湧上心頭，恰如李清照所說，“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所以，那個朋友的忠告對你其實毫無用處。
我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科學隻是訴諸我們的頭腦，但它從來不可能照料我們的心。
科學訓練我們的頭腦，卻把我們的心扔在一邊。
但是，心是扔不掉的，當我們遭逢與命運有關的事情，它就真實地在場了。
心靈的難題無法用數學公式來解決。
個人是如此，一個民族也是如此，這樣也就必然地将我們引向對民族文化生命的讨論之中。
對民族文化生命的讨論，就是探讨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探讨這個民族安心立命的根本。
中華文化精神的位置 頭腦與心靈的區分，其實就是理性與生命情感的區分，是理性與生命體驗、生命感受的區别。
今天我們在用“經驗”這個詞時，心中之所想受了西方思想很大的影響：經驗就是有待于上升為理論的“感性認識”。
但是，這隻是在認識論的範疇内談論經驗。
人類本有一種更為重要的經驗，你也可以把它稱為“體驗”，它無法納入數學公式進行讨論。
“體驗”是心的生命感受。
心是什麼？人類心智（humanmind）是什麼？心智有種種能力，一種是對外部事物形成感覺、知覺和表象的能力；另一種是我們形成概念、作出判斷和推理的能力，那叫“理性”。
我們往往在西方近代思想的前提下認定：人類心智的最高能力是理性。
但這種認定是不正确的。
在這種認定中，中華文化精神的境界就會被遮蔽掉，我們會以為最好的文化就是理性主義的文化。
而按照理性主義的尺度，我們會把中華文化放到一個較低的位置上去。
今天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看來正走在這樣一個方向上，我們普遍地崇揚理性主義，疏遠了本民族的文化精神。
我們力圖将科學理性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加以普遍地運用，依靠科學的理性來建構社會關系。
我們的頭腦早已受到了科學的訓練，我們早已習慣于把“科學”一詞用作“真理”的同義語。
在這種集體無意識之中，我們回避了一切有關“心”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人文學科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了。
它有兩個方面的“邊緣化”。
第一方面的邊緣化，是指人文學科受到實證科學的排擠。
第二方面的邊緣化，是人文學者的自我放逐，即把人文研究盡可能地等同于科學研究。
我們寫一本史學著作，似乎就是為了給讀者以最準确、最可靠的曆史知識；我們寫一本語言學著作，就是為了把語言現象納入科學的範式和框架裡進行處理和讨論；我們寫一本哲學著作，就是為了把曆史上的哲學思想以一種非常清晰的邏輯來重說一遍。
在這樣的“人文研究”中，人文典籍不是被保存了，而是消失了。
在基礎教育的領域中，情況也是如此。
若我們在中學裡聽一堂語文課，面對課本所選收的文學作品時，我們就按照語法學和修辭學的手段把課文進行肢解，條分縷析，然後要求學生逐條記憶。
在這樣的語文教學中，真實的、原本有生命力的作品消失了。
這其實正是人文精神的放逐。
我在這裡要強調，humanities這個詞不能翻譯成“人文科學”，因為這些學問并非“科學”。
比如我們研究《紅樓夢》，是不能用科學的方法的。
我們固然可以用計算機來計算某些詞語在整部《紅樓夢》中出現的頻率，拿它和其他一些詞語出現的頻率作一個對比。
但是，這樣的方法隻有極為有限的價值，不足以從中産生出對這部小說的思想境界的闡發。
我在這裡要繼續使用那個象征性的說法，即人文學問并不同我們的頭腦有關，而是與我們的心靈有關。
我這裡講的心靈，是指人類心智的最高能力，即一種感悟和想象的能力，一種感悟超越性存在、提出生命理想的能力。
再以失戀為例
籃球或足球的比賽也成了一種文化消費的樣式。
凡此種種，填滿了我們的閑暇時間。
在文化産業對當代閑暇時間實行全面侵吞的過程中，人類生命感受的非精神化進一步加劇，我們的心靈正經曆着一個沙漠化的過程。
為什麼說這是心靈的沙漠化？是否有點危言聳聽了？用現代科學理性武裝起來的當代人，不是都很聰明的、很有技巧、很能處理各種麻煩嗎？的确如此。
不過，這隻是頭腦功能的發達，而不是心靈的豐富和具有力量。
頭腦能處理的是煩惱，而非痛苦。
痛苦在心裡，而不是在頭腦裡。
我們要區分煩惱與痛苦，區分頭腦與心靈。
凡痛苦，都涉及命運。
例如失戀就是一種痛苦，而不是一般的煩惱。
某人若失戀了，卻并不痛苦，這其實就根本不能說是失戀，因為他原就未曾真正進入愛情。
倘若我們走路不小心，被一塊石頭絆了一下，跌倒後爬起來繼續走，這就不叫“痛苦”，隻能叫“煩惱”。
失戀可不是這種情況。
在失戀中你感到心裡很痛，想找人說話，找一個知心朋友傾訴一番。
朋友會設法勸慰你，讓你把這事放下。
他怎麼勸呢？其實很難，不知如何說好。
終于，他說了這樣一句話：你要知道，天涯何處無芳草。
聽了這話之後，你的頭腦認為這完全正确，因為符合邏輯。
他這句話訴諸你的理性，理性完全能夠證明這句話是正确的。
所以，你就決定把這事放下。
但這個決定卻是你的頭腦做出來的，你剛做好這個決定，一陣難受又湧上心頭，恰如李清照所說，“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所以，那個朋友的忠告對你其實毫無用處。
我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科學隻是訴諸我們的頭腦，但它從來不可能照料我們的心。
科學訓練我們的頭腦，卻把我們的心扔在一邊。
但是，心是扔不掉的，當我們遭逢與命運有關的事情，它就真實地在場了。
心靈的難題無法用數學公式來解決。
個人是如此，一個民族也是如此，這樣也就必然地将我們引向對民族文化生命的讨論之中。
對民族文化生命的讨論，就是探讨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探讨這個民族安心立命的根本。
中華文化精神的位置 頭腦與心靈的區分，其實就是理性與生命情感的區分，是理性與生命體驗、生命感受的區别。
今天我們在用“經驗”這個詞時，心中之所想受了西方思想很大的影響：經驗就是有待于上升為理論的“感性認識”。
但是，這隻是在認識論的範疇内談論經驗。
人類本有一種更為重要的經驗，你也可以把它稱為“體驗”，它無法納入數學公式進行讨論。
“體驗”是心的生命感受。
心是什麼？人類心智（humanmind）是什麼？心智有種種能力，一種是對外部事物形成感覺、知覺和表象的能力；另一種是我們形成概念、作出判斷和推理的能力，那叫“理性”。
我們往往在西方近代思想的前提下認定：人類心智的最高能力是理性。
但這種認定是不正确的。
在這種認定中，中華文化精神的境界就會被遮蔽掉，我們會以為最好的文化就是理性主義的文化。
而按照理性主義的尺度，我們會把中華文化放到一個較低的位置上去。
今天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看來正走在這樣一個方向上，我們普遍地崇揚理性主義，疏遠了本民族的文化精神。
我們力圖将科學理性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加以普遍地運用，依靠科學的理性來建構社會關系。
我們的頭腦早已受到了科學的訓練，我們早已習慣于把“科學”一詞用作“真理”的同義語。
在這種集體無意識之中，我們回避了一切有關“心”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人文學科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了。
它有兩個方面的“邊緣化”。
第一方面的邊緣化，是指人文學科受到實證科學的排擠。
第二方面的邊緣化，是人文學者的自我放逐，即把人文研究盡可能地等同于科學研究。
我們寫一本史學著作，似乎就是為了給讀者以最準确、最可靠的曆史知識；我們寫一本語言學著作，就是為了把語言現象納入科學的範式和框架裡進行處理和讨論；我們寫一本哲學著作，就是為了把曆史上的哲學思想以一種非常清晰的邏輯來重說一遍。
在這樣的“人文研究”中，人文典籍不是被保存了，而是消失了。
在基礎教育的領域中，情況也是如此。
若我們在中學裡聽一堂語文課，面對課本所選收的文學作品時，我們就按照語法學和修辭學的手段把課文進行肢解，條分縷析，然後要求學生逐條記憶。
在這樣的語文教學中，真實的、原本有生命力的作品消失了。
這其實正是人文精神的放逐。
我在這裡要強調，humanities這個詞不能翻譯成“人文科學”，因為這些學問并非“科學”。
比如我們研究《紅樓夢》，是不能用科學的方法的。
我們固然可以用計算機來計算某些詞語在整部《紅樓夢》中出現的頻率，拿它和其他一些詞語出現的頻率作一個對比。
但是，這樣的方法隻有極為有限的價值，不足以從中産生出對這部小說的思想境界的闡發。
我在這裡要繼續使用那個象征性的說法，即人文學問并不同我們的頭腦有關，而是與我們的心靈有關。
我這裡講的心靈，是指人類心智的最高能力，即一種感悟和想象的能力，一種感悟超越性存在、提出生命理想的能力。
再以失戀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