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次婚禮
關燈
小
中
大
他們的婚禮停在了第九十九次。
時隔多年，林頌回想起那封訣别信，仍覺得前半生是一場夢。
她的丈夫尤昊，一個大家口中的好人，從不會發脾氣，連說話聲都是輕的，居然隻留下一封信就消失了。
嚴格說來，那根本不叫信，隻是一片紙，從餅幹盒上硬扯下來的一角，用黑色水筆寫上去，字迹時斷時續，好像随時會停止，褐色的碎紙屑挂在邊上。
她盯着那片蠟黃的包裝紙，一遍遍讀，一遍遍揣測那些字符的含義。
奇怪的是，不管是默讀還是大聲讀，快讀還是慢讀，她都沒有弄懂。
三天前，她剛完成一篇五個版面的大稿。
她花了一個月時間，跟屁蟲一樣跟在那個明星身後。
電影發布會上，從全國各地趕來的粉絲舉着花花綠綠的燈牌，人群中發出嗡嗡的響聲。
拍攝雜志封面的攝影棚就像一個巨大的不真實的城堡，四處都是點頭哈腰的年輕人，他們忙碌而聒噪，眼睛裡湧出一種說不上來的欲望。
還有電視台演出後擠在走廊裡的記者，頻繁閃爍的閃光燈把時間拖得老長，她感覺到的不是緊迫，而是慵懶，手裡捏着錄音筆，整個人恍惚起來。
她不喜歡被人群包圍的感覺，尤其不習慣随時随地保持警覺，好應付尴尬的對話。
但她必須這麼做。
如果不按時交稿，五個版面開了天窗，不是罰錢那麼簡單，那個以報社為家的長臉女人會在她面前破口大罵，她會被直接辭退。
重要的是，出過這種事故的記者再難被哪家媒體錄用。
圈子太小。
和一群不拿正眼看自己的人共處将近一個月，還要省掉提綱裡稱不上是冒犯的問題，用溫和的語調寫出一篇虛僞的報道，而自己的名字隻出現在偌大報紙的一角。
她多希望可以用另外一個名字，比如王二狗、李二蛋，随便一個都比林頌好。
當然也沒人在意。
這年頭，除了閑着沒事幹的老年人，誰還看報紙呢？ 她看見編輯拎着五張蓋了紅章的複印紙，放在簽版員的桌面上，當即決定要回家開一瓶紅酒，和丈夫好好慶祝一下。
下班經過小區門口的花壇，她俯身揪下幾根雜草，用手指肚碾成戒指樣的環形，套在左手無名指上。
那一晚有什麼異常嗎？時隔多年，她拼命回憶每一個細節，從他進門将鞋子放進鞋櫃，貓咪上前迎接他，他從冰箱裡取出隻剩下半瓶的紅酒放在桌上。
他和往常一樣，從指根一點點退下結婚戒指，輕巧地挂在床頭櫃的飾品架上。
他那天話不多，好像隻提了句他爸媽如何不講道理，不過隻說了那麼一嘴，連說了什麼都記不清了（他抱怨爸媽不近人情也不是一兩天了）。
他們還特地從碗櫃裡取出高腳杯，在那間租了快八年的小屋裡煞有介事地碰了杯。
有時候，她疑心房東都把他們忘了，除了每隔半年就往一個戶頭打去四萬塊錢（從原先的六千塊飙漲到現在的四萬塊）。
她一度懷疑賬戶那頭是不是有人收到錢，它們被用來做了什麼，她不願想象一切隻是一個沒有意義的數字，從一個人的手機發送到另一個人的。
他們剛認識那會兒，她是大學文學社遠近聞名的筆杆子，他是攝影愛好者。
他們同時出現的地點有點詭異，要麼在敬老院一群咿咿呀呀的老人中間，要麼在智障兒童學校的操場上，不然就是社區福利院和精神病院。
她負責采訪和寫稿，他用相機拍照片，偶爾也拍下她。
她偷藏在他的相機裡快三年，直到畢業後的出國前夜，她點開了他頻繁閃爍的QQ頭像，看到了一連串他鏡頭裡的自己。
這算什麼呢？她記得當時自己嘟囔了這麼一句，沒有預想中的感動，隻有被偷窺的不适。
第二天，她登上了去紐約的飛機。
她不知道，屏幕那端的男孩收到她的一個笑臉，雙手顫抖着哭起來，像是赢了巨額彩票。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我的？”她記得那晚笑着問他。
他照例搖搖頭，笑笑，說了一句爛俗的“Always”。
他從未透露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正如她也不知道怎麼就在一起這麼久了。
那是他們的第九十九次婚禮。
她把雜草做成的指環放在他手心裡。
他們決定結婚時，剛從美國回國，一頭紮進從前看不到的熙攘人群裡。
定居在這個熱鬧擁擠的城市，四處都是疾步行走的人，自己也跟着加快了腳步，像是急着要趕往什麼地方。
她進了一家小雜志社，每天從網上扒幾篇不知出處的雞湯文，粗粗編輯後交差，領每個月一千多塊的薪水。
他從一個大公司到另一個大公司，頻繁跳槽，總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就像一顆被擰錯地方的螺絲釘，”她記得他說，“使不上勁兒，越用力越錯。
” 兩個人的薪水加起來勉強夠得上一個月的房租，買一塊面包都要算計。
她從不逛商場，害怕店員熱切的問候，或者不小心看中了哪件衣服。
那個時候，他們和剛到這座大城市的無數年輕人一樣，小心翼翼，野心勃勃，靠沒有成本的軋馬路消磨周末和長假，把領到的工資投入無底洞一樣的房租當中。
他們住最簡陋的隔闆間，和另外兩個姑娘合租，為了搶占做飯的菜闆和爐竈不得不追趕晚高峰的地鐵。
他們那時還有希望，想在這裡立足，擁有自己的家。
“林頌，”在一群特地請來的朋友面前，尤昊鄭重其事地說，“我會讓你過得好，我們都會好
時隔多年，林頌回想起那封訣别信，仍覺得前半生是一場夢。
她的丈夫尤昊，一個大家口中的好人，從不會發脾氣，連說話聲都是輕的，居然隻留下一封信就消失了。
嚴格說來，那根本不叫信，隻是一片紙，從餅幹盒上硬扯下來的一角，用黑色水筆寫上去，字迹時斷時續，好像随時會停止，褐色的碎紙屑挂在邊上。
她盯着那片蠟黃的包裝紙，一遍遍讀，一遍遍揣測那些字符的含義。
奇怪的是，不管是默讀還是大聲讀，快讀還是慢讀，她都沒有弄懂。
三天前，她剛完成一篇五個版面的大稿。
她花了一個月時間，跟屁蟲一樣跟在那個明星身後。
電影發布會上，從全國各地趕來的粉絲舉着花花綠綠的燈牌，人群中發出嗡嗡的響聲。
拍攝雜志封面的攝影棚就像一個巨大的不真實的城堡，四處都是點頭哈腰的年輕人，他們忙碌而聒噪，眼睛裡湧出一種說不上來的欲望。
還有電視台演出後擠在走廊裡的記者，頻繁閃爍的閃光燈把時間拖得老長，她感覺到的不是緊迫，而是慵懶，手裡捏着錄音筆，整個人恍惚起來。
她不喜歡被人群包圍的感覺，尤其不習慣随時随地保持警覺，好應付尴尬的對話。
但她必須這麼做。
如果不按時交稿，五個版面開了天窗，不是罰錢那麼簡單，那個以報社為家的長臉女人會在她面前破口大罵，她會被直接辭退。
重要的是，出過這種事故的記者再難被哪家媒體錄用。
圈子太小。
和一群不拿正眼看自己的人共處将近一個月，還要省掉提綱裡稱不上是冒犯的問題，用溫和的語調寫出一篇虛僞的報道，而自己的名字隻出現在偌大報紙的一角。
她多希望可以用另外一個名字，比如王二狗、李二蛋，随便一個都比林頌好。
當然也沒人在意。
這年頭，除了閑着沒事幹的老年人，誰還看報紙呢？ 她看見編輯拎着五張蓋了紅章的複印紙，放在簽版員的桌面上，當即決定要回家開一瓶紅酒，和丈夫好好慶祝一下。
下班經過小區門口的花壇，她俯身揪下幾根雜草，用手指肚碾成戒指樣的環形，套在左手無名指上。
那一晚有什麼異常嗎？時隔多年，她拼命回憶每一個細節，從他進門将鞋子放進鞋櫃，貓咪上前迎接他，他從冰箱裡取出隻剩下半瓶的紅酒放在桌上。
他和往常一樣，從指根一點點退下結婚戒指，輕巧地挂在床頭櫃的飾品架上。
他那天話不多，好像隻提了句他爸媽如何不講道理，不過隻說了那麼一嘴，連說了什麼都記不清了（他抱怨爸媽不近人情也不是一兩天了）。
他們還特地從碗櫃裡取出高腳杯，在那間租了快八年的小屋裡煞有介事地碰了杯。
有時候，她疑心房東都把他們忘了，除了每隔半年就往一個戶頭打去四萬塊錢（從原先的六千塊飙漲到現在的四萬塊）。
她一度懷疑賬戶那頭是不是有人收到錢，它們被用來做了什麼，她不願想象一切隻是一個沒有意義的數字，從一個人的手機發送到另一個人的。
他們剛認識那會兒，她是大學文學社遠近聞名的筆杆子，他是攝影愛好者。
他們同時出現的地點有點詭異，要麼在敬老院一群咿咿呀呀的老人中間，要麼在智障兒童學校的操場上，不然就是社區福利院和精神病院。
她負責采訪和寫稿，他用相機拍照片，偶爾也拍下她。
她偷藏在他的相機裡快三年，直到畢業後的出國前夜，她點開了他頻繁閃爍的QQ頭像，看到了一連串他鏡頭裡的自己。
這算什麼呢？她記得當時自己嘟囔了這麼一句，沒有預想中的感動，隻有被偷窺的不适。
第二天，她登上了去紐約的飛機。
她不知道，屏幕那端的男孩收到她的一個笑臉，雙手顫抖着哭起來，像是赢了巨額彩票。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我的？”她記得那晚笑着問他。
他照例搖搖頭，笑笑，說了一句爛俗的“Always”。
他從未透露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正如她也不知道怎麼就在一起這麼久了。
那是他們的第九十九次婚禮。
她把雜草做成的指環放在他手心裡。
他們決定結婚時，剛從美國回國，一頭紮進從前看不到的熙攘人群裡。
定居在這個熱鬧擁擠的城市，四處都是疾步行走的人，自己也跟着加快了腳步，像是急着要趕往什麼地方。
她進了一家小雜志社，每天從網上扒幾篇不知出處的雞湯文，粗粗編輯後交差，領每個月一千多塊的薪水。
他從一個大公司到另一個大公司，頻繁跳槽，總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就像一顆被擰錯地方的螺絲釘，”她記得他說，“使不上勁兒，越用力越錯。
” 兩個人的薪水加起來勉強夠得上一個月的房租，買一塊面包都要算計。
她從不逛商場，害怕店員熱切的問候，或者不小心看中了哪件衣服。
那個時候，他們和剛到這座大城市的無數年輕人一樣，小心翼翼，野心勃勃，靠沒有成本的軋馬路消磨周末和長假，把領到的工資投入無底洞一樣的房租當中。
他們住最簡陋的隔闆間，和另外兩個姑娘合租，為了搶占做飯的菜闆和爐竈不得不追趕晚高峰的地鐵。
他們那時還有希望，想在這裡立足，擁有自己的家。
“林頌，”在一群特地請來的朋友面前，尤昊鄭重其事地說，“我會讓你過得好，我們都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