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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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舉報過群租房嗎？這是回訪電話，您樓上的群租房已經被拆除。
請對我們的服務做出評價。
” 這是尤子這兩個月來第三次接到這個電話。
差不多一年以前，她的确打過一個号碼，反映樓上群租房的事，如果不是這通回訪電話，她都快忘記了。
“我已經不住在那裡了。
”和前兩次一樣，尤子都會在對方挂斷電話前補問一句，“樓上的住戶後來去哪兒了？”不出所料，她得到了同樣的答複：不清楚，這個不歸我們管。
這座城市這麼大，總會有他們的容身之所吧。
她這樣安慰自己。
五年前，尤子從老家四川來到北京，在一家國際勞工組織的分局做合同工，負責拟定勞務合同、組織會議、出差參與社會調查。
有人聽見“國際”兩個字，就瞳孔變大，雙目放光，條件反射似的豎起大拇指。
隻有她自己知道，她不過是在最迷茫的年紀聽從家人的安排，硬着頭皮通過了公務員考試，然後照貓畫虎把“權利”“發展”“公平”“對話”等字眼寫進文件，整理裝訂好送到領導辦公室，等着月底領工資交房租的區區小職員。
單位百号人裡，她從加入的第一天起，就是最低的職級，拿最少的薪水，做煩瑣卻沒什麼價值的工作，更沒人叫得出“阚尤婧”這個古怪的名字。
最難熬的是部門聚餐和年會之後的慶功宴，尤子不會說誇人的漂亮話，接不住别人抛來的玩笑，對美妝和時尚穿搭幾乎一無所知，隻好坐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期盼“今天就到這裡吧”這個動人的結束時刻。
局長好。
這麼簡單的問候，她學了兩年才說得出口。
星期五中午，她吐出“局長好”三個字之後，在巴掌大的電梯裡再沒話可說。
還好有兩個别的部門的姑娘，看樣子不比她年長幾歲。
“局長今天看起來真精神，是不是換新發型了啊？”“能不精神嘛，最近肯定有好事！”“瞧你說的，局長什麼時候沒精神過？咱們可得當榜樣學着！”局長從頭到尾不說話，哈哈大笑。
尤子偷偷打量幾眼，分辨不出那神情是高興還是不高興。
從一樓到六樓，隻有她做賊般聳着肩膀，含胸低頭縮在電梯一角。
身邊的人每天都鬥志昂揚地聊職業規劃，談人生理想、責任和義務，連賺錢養家也被渲染上亮麗的玫瑰色，大概隻有她，無時無刻不渴望從紛擾的人群中掙脫，躲起來，縮進被子，或者幹脆退回到溫暖的子宮——沒有閑言碎語、胡亂猜測的安甯之地。
她本以為會一直這麼幹下去，像父母那一輩，一份工作做到老，退休後每月拿一份不低的退休金，在攢了一輩子的錢買的房子裡頤養天年。
那是她一直以來的夢想。
一晚，她一如往常熬夜寫文件，困到恍惚時不小心漏了一處案例，稀裡糊塗得到了相反的數據。
第二天合作機構打來電話，領導将辦公室裡的座機摔向牆角，她在門外聽見電話落地時的脆響，像人的骨頭被生生折斷的聲音。
她紅着臉去道歉，寫好了辭職書，卻因為不在招聘季，部門正缺人手被壓了下來。
好自為之，領導留下四個字，她聽出了咬牙切齒的恨意。
美夢瞬間像泡沫一樣飄進空氣裡破裂，化作看不見的零星水汽。
那天之後，開會成了她的噩夢，她低頭咬着嘴唇，擔心有人叫到那個一直被讀錯的名字，擔心自己擔心的終于成了真。
她知道規矩：從踏出校園的那一刻起，再沒有人包容她犯錯，沒有人替她擔責任，哪怕她才入行不到一年，周圍沒有一個人告訴她該怎麼做，她也必須像個老手那樣，挺起腰闆，擔負所有對于年輕的偏見和猜忌。
“因為她是九〇後啊，想一出是一出。
”“獨生子女嘛，既不能吃苦，又負不起責任。
”她無數次想沖上前去，揪起對方的脖領，不顧一切地大聲辯解。
她想說筆記本裡徹夜研習過的資料、一筆筆寫上去的字迹、無數個在焦慮中熬過的不眠之夜，都能為她正名。
“還是太年輕了喲。
朋友圈裡都是吃吃喝喝，這代人不行，都被慣壞了。
”她松開攥緊的雙手，同事們的說話聲慢慢從耳邊消退，她頓覺自己輕如一片羽毛，從會議室半掩的窗子飛出，在不知方向的渾濁的風中飄蕩，翻滾，上升又跌落。
她掠過滿目繁榮的城市，晝夜施工的大樓在她的身體下面一幢接一幢崛起，奔忙的人群從她身上深一腳淺一腳踏過去，他們彼此推搡，誰都不肯停下來哪怕一秒。
掠過荒蕪的村莊
請對我們的服務做出評價。
” 這是尤子這兩個月來第三次接到這個電話。
差不多一年以前，她的确打過一個号碼，反映樓上群租房的事，如果不是這通回訪電話，她都快忘記了。
“我已經不住在那裡了。
”和前兩次一樣，尤子都會在對方挂斷電話前補問一句，“樓上的住戶後來去哪兒了？”不出所料，她得到了同樣的答複：不清楚，這個不歸我們管。
這座城市這麼大，總會有他們的容身之所吧。
她這樣安慰自己。
五年前，尤子從老家四川來到北京，在一家國際勞工組織的分局做合同工，負責拟定勞務合同、組織會議、出差參與社會調查。
有人聽見“國際”兩個字，就瞳孔變大，雙目放光，條件反射似的豎起大拇指。
隻有她自己知道，她不過是在最迷茫的年紀聽從家人的安排，硬着頭皮通過了公務員考試，然後照貓畫虎把“權利”“發展”“公平”“對話”等字眼寫進文件，整理裝訂好送到領導辦公室，等着月底領工資交房租的區區小職員。
單位百号人裡，她從加入的第一天起，就是最低的職級，拿最少的薪水，做煩瑣卻沒什麼價值的工作，更沒人叫得出“阚尤婧”這個古怪的名字。
最難熬的是部門聚餐和年會之後的慶功宴，尤子不會說誇人的漂亮話，接不住别人抛來的玩笑，對美妝和時尚穿搭幾乎一無所知，隻好坐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期盼“今天就到這裡吧”這個動人的結束時刻。
局長好。
這麼簡單的問候，她學了兩年才說得出口。
星期五中午，她吐出“局長好”三個字之後，在巴掌大的電梯裡再沒話可說。
還好有兩個别的部門的姑娘，看樣子不比她年長幾歲。
“局長今天看起來真精神，是不是換新發型了啊？”“能不精神嘛，最近肯定有好事！”“瞧你說的，局長什麼時候沒精神過？咱們可得當榜樣學着！”局長從頭到尾不說話，哈哈大笑。
尤子偷偷打量幾眼，分辨不出那神情是高興還是不高興。
從一樓到六樓，隻有她做賊般聳着肩膀，含胸低頭縮在電梯一角。
身邊的人每天都鬥志昂揚地聊職業規劃，談人生理想、責任和義務，連賺錢養家也被渲染上亮麗的玫瑰色，大概隻有她，無時無刻不渴望從紛擾的人群中掙脫，躲起來，縮進被子，或者幹脆退回到溫暖的子宮——沒有閑言碎語、胡亂猜測的安甯之地。
她本以為會一直這麼幹下去，像父母那一輩，一份工作做到老，退休後每月拿一份不低的退休金，在攢了一輩子的錢買的房子裡頤養天年。
那是她一直以來的夢想。
一晚，她一如往常熬夜寫文件，困到恍惚時不小心漏了一處案例，稀裡糊塗得到了相反的數據。
第二天合作機構打來電話，領導将辦公室裡的座機摔向牆角，她在門外聽見電話落地時的脆響，像人的骨頭被生生折斷的聲音。
她紅着臉去道歉，寫好了辭職書，卻因為不在招聘季，部門正缺人手被壓了下來。
好自為之，領導留下四個字，她聽出了咬牙切齒的恨意。
美夢瞬間像泡沫一樣飄進空氣裡破裂，化作看不見的零星水汽。
那天之後，開會成了她的噩夢，她低頭咬着嘴唇，擔心有人叫到那個一直被讀錯的名字，擔心自己擔心的終于成了真。
她知道規矩：從踏出校園的那一刻起，再沒有人包容她犯錯，沒有人替她擔責任，哪怕她才入行不到一年，周圍沒有一個人告訴她該怎麼做，她也必須像個老手那樣，挺起腰闆，擔負所有對于年輕的偏見和猜忌。
“因為她是九〇後啊，想一出是一出。
”“獨生子女嘛，既不能吃苦，又負不起責任。
”她無數次想沖上前去，揪起對方的脖領，不顧一切地大聲辯解。
她想說筆記本裡徹夜研習過的資料、一筆筆寫上去的字迹、無數個在焦慮中熬過的不眠之夜，都能為她正名。
“還是太年輕了喲。
朋友圈裡都是吃吃喝喝，這代人不行，都被慣壞了。
”她松開攥緊的雙手，同事們的說話聲慢慢從耳邊消退，她頓覺自己輕如一片羽毛，從會議室半掩的窗子飛出，在不知方向的渾濁的風中飄蕩，翻滾，上升又跌落。
她掠過滿目繁榮的城市，晝夜施工的大樓在她的身體下面一幢接一幢崛起，奔忙的人群從她身上深一腳淺一腳踏過去，他們彼此推搡，誰都不肯停下來哪怕一秒。
掠過荒蕪的村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