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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來?真是受夠了!唯獨不忍心罵母親。

    母親比誰都希望她幸福,一定比自己幸福才好。

     比母親幸福很容易吧,她曾經以為。

     她也試過相親角。

    不是故意去的,隻是無意中路過。

    公園裡上了歲數無事可做的老人們,托着紙殼做的牌子,寫上自家的家産數目和對女方的要求,等人光顧。

    曾甯從他們面前經過,挑剔的目光火辣辣地掃在身上,餘光裡好像看見他們在耳語。

    秋風清涼的京城霎時像蒸桑拿一樣,烤得她無處可藏,汗順着脊柱滾落。

    她再一次逃了,卻不知道該逃到哪裡去。

    每年過生日,全世界都祝她快樂,隻有她知道,在疊加的年歲面前,終究是逃不掉了。

     見一見吧,人挺好的,比你大兩歲,正好。

    母親在電話那頭央求道,語氣像當年央求粗暴的父親别再打她。

    她聽了,許久沒吭聲。

    該來的遲早要來的。

     全世界比我大兩歲的人那麼多,怎麼就正好了?她執拗地想。

    但“不去”兩個字卡在喉嚨裡。

    沉默實在太長,長到她忍受不了,她想挂斷電話,一了百了,但想起母親握住話筒的幹枯的手、眼角松弛的皮膚,她幹咳了一聲,問:什麼時候?在哪兒? 那天進展得并不順利。

    晚餐高峰期的飯店生生排了十來号人,他們坐在門口的小闆凳上等,商場裡人來人往,兩個初次見面的陌生人像在接受衆人的檢閱。

    除了盯着菜單,翻來覆去看那幾樣菜,沒什麼話好聊。

    每隔幾分鐘,那人便走到前台,穿過人群,高聲問一句:還有多久到我們啊?問了三五次,對方急了,不再理會。

    他便悻悻返回,發現另外的人搶占了他的闆凳。

    他在她面前來回踱着步子,不停翻着眼睛,看天花闆上的空調滴下的水。

     在北京感覺怎麼樣?他站定,俯視着她。

     還好。

    她的眼睛還沒來得及從菜單上移開。

     習慣了就好了。

    這地方生活節奏快。

    習慣了就好了。

     他繼續踱步,盯着天花闆。

     聽起來倒像是教導後來人的語氣。

    她幹笑着,用劈了的鉛筆頭勉強圈出了幹鍋花菜。

    旁邊一對情侶在為男孩的遲到而争吵。

    他也遲到了,但她不在乎,她就是來找個人吃晚餐,吃完之後一拍兩散,沒有期待,就沒有失望。

     你能吃辣嗎? 能吃一點。

     那我點水煮魚了。

     好。

     那是整頓晚餐中他們唯一完整的對話,關于辣和水煮魚。

    他偶爾也夾菜過來,她便輕聲說,我自己來。

    他也不再勉強。

    他們悶着頭自顧自地吃着,像兩個在用餐高峰期被迫湊一桌的陌生人。

    實情的确也是這樣。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不一個方向,地鐵很方便的。

     也好。

     那人說罷,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她盯着他磨偏了跟的鞋和有點歪斜的肩膀,突然有點可憐他。

    飯錢是他付的,他從老遠的城市西南角趕到北邊來,他們卻隻聊了辣和水煮魚。

    幹鍋花菜好像沒炒熟,嚼着嚼着就嚼不動了,她想吐出來,卻不好意思,隻能閉着眼幹咽下去,憋出了眼淚。

    她偷瞄他一眼,他也正費力咬着一根翠綠翠綠的花菜,嘴上沾滿亮晶晶的油。

     他們例行公事地交換了微信,都沒有提下一次見面的事。

    或許他也是被家人念叨來的受害者吧?他們或許根本就是同道中人,怕被對方取笑,才假裝矜持。

    如果她對他表露心迹,挑明自己也是受人所托,會不會不至于這麼尴尬? 回家路上,經過一家速食店,買了早上吃的面包和牛奶。

    她每天就是這麼過的,除了家人,沒人在意她吃沒吃一頓飯。

    從速食店出來,曾甯低頭看微信新加的好友,頭像是一隻老虎,面目猙獰,不知所雲。

    她赫然發現,除了從母親那裡知道他大她兩歲,根本對他一無所知,除了姓李,連他叫什麼都不知道。

     下次母親打來電話,隻說不合适就行了。

    她自言自語。

    如果不信,可以說,人有問題。

    希望他也是這麼彙報的,這樣她心裡會平衡許多。

     她知道自己快要熬不下去了,卻依然熬着。

    所有人都是這麼熬着的。

     失眠已近一個月。

    每個晚上,她都像是在進行某種儀式,洗澡、吹幹頭發、關好窗子、調好空調的溫度和風向,确保兩幅窗簾之間沒有縫隙、點好蚊香、房間的門隻留一條縫、兩副耳塞放在枕頭底下右手邊的位置、手機靜音屏幕朝下放在床頭櫃上。

    在杜絕了一切聲、光、風的幹擾之後,關燈睡覺。

    即便是這樣,她仍會在三五個小時裡閉緊雙眼,清晰地聽見屋外建築工地上叮叮當當的金屬敲打、飛舞的蝙蝠不易察覺的鳴叫、街上的車流聲、隔壁傳來的老人的咳嗽聲。

     一定是自己過分敏感了。

    她躺在床上。

    沒人非要我怎樣。

    母親也沒說一定要今年或明年結婚,同事沒有孤立我,領導也還算通情達理,工作本來便是瑣碎的,生活的希望本來就不充分,在這城市立足就已經不易,還貪圖些什麼呢? 曾甯沒預料到的是,四個月之後,她便和單位的那位“婦女之友”結了婚。

    婚禮上,辦公室裡剛畢業天天吵着減肥的幾個小姑娘來了,隻有一面之緣、求她辦過事的阿姨來了,平時老愛哭喪臉的領導來了,蒼老枯瘦的母親挎着父親的胳膊也來了。

    他們比她更興奮。

    而她隻是扮演一個需要扮演的人,完成一份她必須完成的工作。

    當她從一系列繁複的禮儀中脫身,望向台階底下的人群,那個打過她、罵過她、讓她恨之入骨的父親,竟哭得像個孩子。

     婚姻拯救了她,沒人再用這件事煩她。

    她隻須安心打理家裡一切和感情無關的事,比如爐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