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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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期間單人推動的最大規模的救援行動。

     文字記錄的神聖性通常也會造成許多負面影響。

    1958-1961年,毛澤東領導的紅色中國實行“大躍進”,希望讓中國快速成為超級強國。

    為了把餘糧轉為财政金,并投入到工業和軍事計劃中,毛澤東下令将農業産量增加兩倍甚至三倍。

    這項不可能完成的命令,從中央到地方,一直下達到村。

    地方官員不敢提出批評,還希望拍拍上級馬屁,于是捏造出各種農業産量激增的假報告。

    這些虛假的數字又一路回傳,每到一級就又誇大一些,在這裡添上一筆、那裡加一個零。

    結果,中國遭受了史上嚴重的饑荒,大量人口死于非命。

     坦桑尼亞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Nyerere)是個理想主義者,為了讓坦桑尼亞的農業實現現代化,尼雷爾決心,建立集體農場。

    圖22阿裡斯蒂德·德·索薩·門德斯——拿着橡皮圖章的天使圖231940年6月,由索薩·門德斯簽發的幾千張救命簽證之一 政府宣傳把農場描繪得如同小天堂,但這些天堂多半隻存在于政府文件中。

    其第一大城市達累斯薩拉姆上交的方案和報告宣稱,在這天或那天,這個或那個村落重新安置到了這個或那個農場。

    但在現實中,村民到達目的地後卻發現那裡什麼都沒有,沒有房舍、沒有田地、沒有工具,但官員卻對自己和尼雷爾總統報告整個計劃無比成功。

    事實上,短短不到10年,坦桑尼亞就從非洲最大的食品出口國變成糧食淨進口國,如果沒有外援,已無法自給自足。

    1979年,坦桑尼亞農民有90%生活在集體農場,但生産的糧食隻占該國糧食産量的5%。

     雖然從文字曆史中處處可見這樣的悲劇,但對于更有效率的行政管理來說還是利大于弊,至少從政府的角度看來是如此。

    沒有統治者能夠抵擋得住文字改變現實的誘惑,而如果因此導緻災難,補救的辦法似乎也就是寫出更多的備忘錄,發布更多的準則、告示和命令。

     我們可能覺得書面文字隻是用來溫和地描述現實,但它卻逐漸變得威力無窮,因為它能夠重塑現實。

    如果官方報告與客觀現實有所沖突,最後讓步的往往是現實。

    隻要和稅務機關、教育體系或其他煩冗的官僚機構打過交道,你就知道幾乎沒人在意真相,表格上寫的反而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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