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快樂的權利
關燈
小
中
大
人類未來的第二大議題，可能是要找出幸福快樂的關鍵。
曆史上已有無數思想家、先知和一般大衆認為，所謂的“至善”與其說是擁有生命本身，還不如說是能夠幸福快樂。
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鸠魯就曾說過崇拜神是浪費時間，死後一切不複存在，而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享樂。
古代大多數人并不接受享樂主義，但今天這已經成為我們的預設思想。
由于對來世概念有所懷疑，讓人不隻想追求長生不死，也想追求俗世間的快樂。
畢竟，哪有人想活在永恒的苦難裡？ 對伊壁鸠魯來說，追求快樂是一件很個人的事。
但近代思想家則相反，認為這需要大家群策群力。
如果沒有政府規劃、經濟資源和科學研究，個人追求快樂并不會有太大成效。
如果你的國家戰火紛飛、經濟陷入危機、醫療護理求而不得，快樂就成為天方夜譚。
18世紀末的英國哲學家邊沁主張，所謂至善就是“為最多人帶來最大的快樂”，并認為國家、市場和科學界唯一值得追尋的目标就是提升全球的快樂。
政治家應該追求和平，商人應該促進繁榮，學者應該研究自然，但不是為了榮耀什麼國王、國家或神，而是為了讓你我都享有更快樂的生活。
在19世紀和20世紀，雖然許多政府、企業和實驗室也曾号稱追尋着邊沁的理想，但實際上仍然專注于更直接和明确的目标。
要評斷國家是否強大，看的是領土大小、人口增長、GDP（國内生産總值）增長，而不是國民是否幸福快樂。
德、法、日這些工業化國家雖然打造了巨大的教育、健康和福利系統，但仍然是為了國家強大，而不是确保個人福利。
之所以成立學校，是為了培養溫順而有技能的國民，忠實地為國家服務。
年輕人到了18歲去當兵，除了愛國也得識字，這樣才能讀懂将領的命令，制訂明天的作戰計劃。
他們還要懂數學，才能計算炮彈的軌迹或破解敵人的密碼。
另外還得了解一定的電子學、機械原理和醫藥知識，才能操作無線電設備、駕駛坦克，以及照顧受傷的戰友。
這些人離開軍隊後，會成為職員、教師或工程師，撐起一個現代經濟體，繳納大量稅金。
衛生系統也是如此。
19世紀末，法、德、日等國開始為大衆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為嬰兒提供疫苗，為兒童提供營養均衡的飲食，為青少年提供體育課程。
另外還将腐臭的沼澤排幹，消滅蚊害，并建立中央污水處理系統。
目的同樣不是為了讓人民快樂，而是讓國家更強大。
國家需要強健的士兵和工人；需要健康的婦女，這樣才能生養出更多的士兵和工人；也需要官員能夠在上午8點準時打卡上班，而不是病倒在家。
就連福利制度，最初也是為了滿足國家的利益而設計，而不是為了滿足個體的需求。
德意志帝國的鐵血宰相奧托·馮·俾斯麥于19世紀末率先開辦國家養老金及社會保障福利，但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國民忠誠，而不是增加國民福利。
你在18歲為國家打仗，在40歲願意納稅，是因為希望到70歲的時候能夠得到國家的照顧。
1776年，除了生命權和自由權以外，美國的開國元勳也把“追求幸福的權利”列為人人不可剝奪的權利。
但必須強調，美國《獨立宣言》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是“享有”幸福的權利。
關鍵的一點是，托馬斯·傑斐遜并未要求國家對國民的幸福負起責任，而隻是要限制國家的權力。
當時是希望讓人能夠享有選擇的權利，不用受國家監督。
如果我覺得自己和約翰結婚比和瑪麗結婚快樂、住在舊金山比住在鹽湖城幸福、當酒保比當奶農開心，那我就有權利去追求這些幸福，就算我做了錯的決定，國家也不該幹涉。
但在過去幾十年間，情況已有改變，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真思考邊沁的願景。
人們越來越相信，這些建立超過一個世紀、為了國家強大而設的巨大系統，其實應該為國民的幸福與福利而服務。
不是我們要服務國家，而是國家要服務我們。
“追求幸福的權利”原本隻是為了約束國家權力，但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幸福快樂的權利”，就像人類天生有權要求幸福快樂，如果有什麼讓我們不能滿足，就相當于違反了我們的基本人權，而國家此時就該介入。
在20世紀，想評估一個國家是否成功，公認的标準是人均國内生産總值。
根據這一标準，新加坡每一位公民每年生産的商品和服務平均總價值為56000美元，比起每位公民隻生産平均總值14000美元的哥斯達黎加，實在是成功太多。
但現在的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經濟學家，都呼籲要用GDH（grossdomestichappiness，國内幸福總值）來補充甚至取代GDP。
畢竟，人們到底想要什麼？他們不想總是忙着生産，而是想要幸福快樂。
生産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能夠為幸福提供物質基礎。
但這隻是手段，不是目的。
在一次又一次的調查中，哥斯達
曆史上已有無數思想家、先知和一般大衆認為，所謂的“至善”與其說是擁有生命本身，還不如說是能夠幸福快樂。
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鸠魯就曾說過崇拜神是浪費時間，死後一切不複存在，而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享樂。
古代大多數人并不接受享樂主義，但今天這已經成為我們的預設思想。
由于對來世概念有所懷疑，讓人不隻想追求長生不死，也想追求俗世間的快樂。
畢竟，哪有人想活在永恒的苦難裡？ 對伊壁鸠魯來說，追求快樂是一件很個人的事。
但近代思想家則相反，認為這需要大家群策群力。
如果沒有政府規劃、經濟資源和科學研究，個人追求快樂并不會有太大成效。
如果你的國家戰火紛飛、經濟陷入危機、醫療護理求而不得，快樂就成為天方夜譚。
18世紀末的英國哲學家邊沁主張，所謂至善就是“為最多人帶來最大的快樂”，并認為國家、市場和科學界唯一值得追尋的目标就是提升全球的快樂。
政治家應該追求和平，商人應該促進繁榮，學者應該研究自然，但不是為了榮耀什麼國王、國家或神，而是為了讓你我都享有更快樂的生活。
在19世紀和20世紀，雖然許多政府、企業和實驗室也曾号稱追尋着邊沁的理想，但實際上仍然專注于更直接和明确的目标。
要評斷國家是否強大，看的是領土大小、人口增長、GDP（國内生産總值）增長，而不是國民是否幸福快樂。
德、法、日這些工業化國家雖然打造了巨大的教育、健康和福利系統，但仍然是為了國家強大，而不是确保個人福利。
之所以成立學校，是為了培養溫順而有技能的國民，忠實地為國家服務。
年輕人到了18歲去當兵，除了愛國也得識字，這樣才能讀懂将領的命令，制訂明天的作戰計劃。
他們還要懂數學，才能計算炮彈的軌迹或破解敵人的密碼。
另外還得了解一定的電子學、機械原理和醫藥知識，才能操作無線電設備、駕駛坦克，以及照顧受傷的戰友。
這些人離開軍隊後，會成為職員、教師或工程師，撐起一個現代經濟體，繳納大量稅金。
衛生系統也是如此。
19世紀末，法、德、日等國開始為大衆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為嬰兒提供疫苗，為兒童提供營養均衡的飲食，為青少年提供體育課程。
另外還将腐臭的沼澤排幹，消滅蚊害，并建立中央污水處理系統。
目的同樣不是為了讓人民快樂，而是讓國家更強大。
國家需要強健的士兵和工人；需要健康的婦女，這樣才能生養出更多的士兵和工人；也需要官員能夠在上午8點準時打卡上班，而不是病倒在家。
就連福利制度，最初也是為了滿足國家的利益而設計，而不是為了滿足個體的需求。
德意志帝國的鐵血宰相奧托·馮·俾斯麥于19世紀末率先開辦國家養老金及社會保障福利，但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國民忠誠，而不是增加國民福利。
你在18歲為國家打仗，在40歲願意納稅，是因為希望到70歲的時候能夠得到國家的照顧。
1776年，除了生命權和自由權以外，美國的開國元勳也把“追求幸福的權利”列為人人不可剝奪的權利。
但必須強調，美國《獨立宣言》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是“享有”幸福的權利。
關鍵的一點是，托馬斯·傑斐遜并未要求國家對國民的幸福負起責任，而隻是要限制國家的權力。
當時是希望讓人能夠享有選擇的權利，不用受國家監督。
如果我覺得自己和約翰結婚比和瑪麗結婚快樂、住在舊金山比住在鹽湖城幸福、當酒保比當奶農開心，那我就有權利去追求這些幸福，就算我做了錯的決定，國家也不該幹涉。
但在過去幾十年間，情況已有改變，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真思考邊沁的願景。
人們越來越相信，這些建立超過一個世紀、為了國家強大而設的巨大系統，其實應該為國民的幸福與福利而服務。
不是我們要服務國家，而是國家要服務我們。
“追求幸福的權利”原本隻是為了約束國家權力，但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幸福快樂的權利”，就像人類天生有權要求幸福快樂，如果有什麼讓我們不能滿足，就相當于違反了我們的基本人權，而國家此時就該介入。
在20世紀，想評估一個國家是否成功，公認的标準是人均國内生産總值。
根據這一标準，新加坡每一位公民每年生産的商品和服務平均總價值為56000美元，比起每位公民隻生産平均總值14000美元的哥斯達黎加，實在是成功太多。
但現在的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經濟學家，都呼籲要用GDH（grossdomestichappiness，國内幸福總值）來補充甚至取代GDP。
畢竟，人們到底想要什麼？他們不想總是忙着生産，而是想要幸福快樂。
生産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能夠為幸福提供物質基礎。
但這隻是手段，不是目的。
在一次又一次的調查中，哥斯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