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叫德洛麗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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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會親自處理郵件。
她有秘書來處理，還有助手、抄寫員、研究員、顧問——天知道還有什麼——也許在東樓還有個編輯藏身處，就像舊時英國房子裡的司铎藏身處一樣。
我想象着一個世紀前的作家大多有秘書吧。
亨利·詹姆斯有，絕對的。
但亨利·詹姆斯并不是你所謂的那類作家，對吧？ 弗吉尼亞·伍爾夫就沒有。
在我私下認識的作家中，隻有一位有秘書處理郵件。
在我看來，這似乎是功成名就才享有的特權，是讓我望而卻步的耀眼成功。
同家人相處、完成工作，這些隐私是我的頭等大事。
因此一旦需要别人幫我回信，要說服自己我真的太需要幫助了，從而證明我雇用“某個人”、把陌生人帶進書房、把自己樹為老闆是正當的，我發現我真的做不到。
我始終沒辦法把德洛麗絲稱為我的秘書，這聽起來太浮誇了（讓我想到“我的管家”）。
如果不得不向陌生人提起她，我會說出她的名字，或者說“幫我處理郵件的朋友”。
但我知道後一種措辭是我們應對内疚的委婉迂回的手段，是我們試圖将人性重新引入雇傭關系的方式，無論程度如何輕微，雇傭關系都難免包含不平等，即捧高一方，踩低另一方。
民主制度強烈否認不平等的事實，從而使得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得好像它不存在，但不平等的确存在，我們對此心知肚明。
所以我們的任務是盡可能限制權力的不平等，拒絕我們共同的人性遭到貶低，不管這種貶低是多麼輕微，哪怕一次無心之言，哪怕一次對價值不平等的主張。
我對雇人處理郵件的作家的嫉妒，以及對認定我有這種助手的人的惱火，其實都相當溫和，但現在它們讓我感到痛苦，因為我确實有“某個人”，但我已經失去了她。
德洛麗絲·魯尼，後來改名為德洛麗絲·潘德爾，是我的助手，也是密友。
大約三十年前，我終于鼓起勇氣，遍尋一個有專業能力且謹言慎行之人幫我處理浩如煙海的信件。
我們的共同朋友瑪莎·韋斯特推薦了德洛麗絲，她們一起在某間辦公室裡做過秘書。
彼時德洛麗絲正為一家舞團做代理。
我們誠惶誠恐地試了試。
我從來沒向任何人口述過任何内容（除了法語入門課程，課上你要用龜速而清晰的法語給學生念聽寫，學生則用龜速不準确地寫下來）。
德洛麗絲自學過速記，簡直是速記奇才——我猜現在這項技能
她有秘書來處理，還有助手、抄寫員、研究員、顧問——天知道還有什麼——也許在東樓還有個編輯藏身處，就像舊時英國房子裡的司铎藏身處一樣。
我想象着一個世紀前的作家大多有秘書吧。
亨利·詹姆斯有，絕對的。
但亨利·詹姆斯并不是你所謂的那類作家，對吧？ 弗吉尼亞·伍爾夫就沒有。
在我私下認識的作家中，隻有一位有秘書處理郵件。
在我看來，這似乎是功成名就才享有的特權，是讓我望而卻步的耀眼成功。
同家人相處、完成工作，這些隐私是我的頭等大事。
因此一旦需要别人幫我回信，要說服自己我真的太需要幫助了，從而證明我雇用“某個人”、把陌生人帶進書房、把自己樹為老闆是正當的，我發現我真的做不到。
我始終沒辦法把德洛麗絲稱為我的秘書，這聽起來太浮誇了（讓我想到“我的管家”）。
如果不得不向陌生人提起她，我會說出她的名字，或者說“幫我處理郵件的朋友”。
但我知道後一種措辭是我們應對内疚的委婉迂回的手段，是我們試圖将人性重新引入雇傭關系的方式，無論程度如何輕微，雇傭關系都難免包含不平等，即捧高一方，踩低另一方。
民主制度強烈否認不平等的事實，從而使得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得好像它不存在，但不平等的确存在，我們對此心知肚明。
所以我們的任務是盡可能限制權力的不平等，拒絕我們共同的人性遭到貶低，不管這種貶低是多麼輕微，哪怕一次無心之言，哪怕一次對價值不平等的主張。
我對雇人處理郵件的作家的嫉妒，以及對認定我有這種助手的人的惱火，其實都相當溫和，但現在它們讓我感到痛苦，因為我确實有“某個人”，但我已經失去了她。
德洛麗絲·魯尼，後來改名為德洛麗絲·潘德爾，是我的助手，也是密友。
大約三十年前，我終于鼓起勇氣，遍尋一個有專業能力且謹言慎行之人幫我處理浩如煙海的信件。
我們的共同朋友瑪莎·韋斯特推薦了德洛麗絲，她們一起在某間辦公室裡做過秘書。
彼時德洛麗絲正為一家舞團做代理。
我們誠惶誠恐地試了試。
我從來沒向任何人口述過任何内容（除了法語入門課程，課上你要用龜速而清晰的法語給學生念聽寫，學生則用龜速不準确地寫下來）。
德洛麗絲自學過速記，簡直是速記奇才——我猜現在這項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