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後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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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有一種施于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
對于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将她關起來，或者将它縫起來。
近時好像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兇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
但婦科的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隻将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裡面裝着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
上面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１６〕式，見于屈大均的《安龍逸史》〔１７〕，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
其時是永曆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曆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為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禦史李如月就彈劾他“擅殺勳将，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闆。
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衆。
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
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
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阙再拜。
……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
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
随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賊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為秦王，後來降了滿洲，還是封為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
明初，永樂皇帝剝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１８〕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
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裡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揎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願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裡受傷，永不全愈的。
殘酷的事實盡有，最好莫如不聞，這才可以保全性靈，也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１９〕的意思。
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灑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
不過這一種心地晶瑩的雅緻，又必須有一種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臉孔向下，原是一個看書的好姿勢〔２０〕，但如果這時給他看袁中郎的《廣莊》〔２１〕，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
這時他的性靈有些兒不對，不懂得真文藝了。
然而，中國的士大夫是到底有點雅氣的，例如李如月說的“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就很富于詩趣。
臨死做詩的，古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
直到近代，譚嗣同〔２２〕在臨刑之前就做一絕“閉門投轄思張儉”，秋瑾〔２３〕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然而還雅得不夠格，所以各種詩選裡都不載，也不能賣錢。
三 清朝有滅族，有淩遲，卻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但後來脍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獄。
雖說文字獄，其實還含着許多複雜的原因，在這裡不能細說；我們現在還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删改了許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許多明清人的書。
《安龍逸史》大約也是一種禁書，我所得的是吳興劉氏嘉業堂〔２４〕的新刻本。
他刻的前清禁書還不止這一種，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還有蔡顯的《閑漁閑閑錄》〔２５〕，是作者因此“斬立決”，還累及門生的，但我細看了一遍，卻又尋不出什麼忌諱。
對于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為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雖然從雅人看來，隻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識。
但是到嘉業堂去買書，可真難。
我還記得，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好容易在愛文義路找着了，兩扇大鐵門，叩了幾下，門上開了一個小方洞，裡面有中國門房，中國巡捕，白俄镖師各一位。
巡捕問我來幹什麼的。
我說買書。
他說賬房出去了，沒有人管，明天再來罷。
我告訴他我住得遠，可能給我等一會呢？他說，不成！同時也堵住了那個小方洞。
過了兩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為此時賬房也許不至于出去。
但這回所得回答卻更其絕望，巡捕曰：“書都沒有了！賣完了！不賣了！” 我就沒有第三次再去買，因為實在回複的斬釘截鐵。
現在所有的幾種，是托朋友去輾轉買來的，好像必須是熟人或走熟的書店，這才買得到。
每種書的末尾，都有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先生的跋文，他對于明季的遺老很有同情，對于清初的文禍也頗不滿。
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卻滿是前清遺老的口風；書是民國刻的，“儀”字還缺着末筆〔２６〕。
我想，試看明朝遺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異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換朝代，倒還在其次。
所以要頂禮明末的遺民，必須接受他的民族思想，這才可以心心相印。
現在以明遺老之仇的滿清的遺老自居，卻又引明遺老為同調，隻着重在“遺老”兩個字，而毫不問遺于何族，遺在何時，這真可以說是“為遺老而遺老”，和現在文壇上的“為藝術而藝術”，成為一副絕好的對子了。
倘以為這是因為“食古不化”的緣故，那可也并不然。
中國的士大夫，該化的時候，就未必決不化。
就如上面說過的《蜀龜鑒》，原是一部筆法都仿《春秋》的書，但寫到“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贊”道：“……明季之亂甚矣！風終幽，雅終《召癋》，〔２７〕托亂極思治之隐憂而無其實事，孰若臣祖親見之，臣身親被之乎？是編以元年正月終者，非徒謂體元表正〔２８〕，蔑以加茲；生逢盛世，蕩蕩難名，一以寄沒世不忘之恩，一以見太平之業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沒有這種筆法的。
滿洲的肅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張獻忠〔２９〕，也感化了許多讀書人，而且改變了“春秋筆法”〔３０〕了。
四 病中來看這些書，歸根結蒂，也還是令人氣悶。
但又開始知道了有些聰明的士大夫，依然會從血泊裡尋出閑适來。
例如《蜀碧》，總可以說是夠慘的書了，然而序文後面卻刻着一位樂齋先生的批語道
對于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将她關起來，或者将它縫起來。
近時好像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兇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
但婦科的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隻将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裡面裝着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
上面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１６〕式，見于屈大均的《安龍逸史》〔１７〕，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
其時是永曆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曆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為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禦史李如月就彈劾他“擅殺勳将，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闆。
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衆。
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
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
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阙再拜。
……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
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
随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賊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為秦王，後來降了滿洲，還是封為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
明初，永樂皇帝剝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１８〕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
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裡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揎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願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裡受傷，永不全愈的。
殘酷的事實盡有，最好莫如不聞，這才可以保全性靈，也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１９〕的意思。
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灑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
不過這一種心地晶瑩的雅緻，又必須有一種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臉孔向下，原是一個看書的好姿勢〔２０〕，但如果這時給他看袁中郎的《廣莊》〔２１〕，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
這時他的性靈有些兒不對，不懂得真文藝了。
然而，中國的士大夫是到底有點雅氣的，例如李如月說的“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就很富于詩趣。
臨死做詩的，古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
直到近代，譚嗣同〔２２〕在臨刑之前就做一絕“閉門投轄思張儉”，秋瑾〔２３〕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然而還雅得不夠格，所以各種詩選裡都不載，也不能賣錢。
三 清朝有滅族，有淩遲，卻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但後來脍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獄。
雖說文字獄，其實還含着許多複雜的原因，在這裡不能細說；我們現在還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删改了許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許多明清人的書。
《安龍逸史》大約也是一種禁書，我所得的是吳興劉氏嘉業堂〔２４〕的新刻本。
他刻的前清禁書還不止這一種，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還有蔡顯的《閑漁閑閑錄》〔２５〕，是作者因此“斬立決”，還累及門生的，但我細看了一遍，卻又尋不出什麼忌諱。
對于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為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雖然從雅人看來，隻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識。
但是到嘉業堂去買書，可真難。
我還記得，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好容易在愛文義路找着了，兩扇大鐵門，叩了幾下，門上開了一個小方洞，裡面有中國門房，中國巡捕，白俄镖師各一位。
巡捕問我來幹什麼的。
我說買書。
他說賬房出去了，沒有人管，明天再來罷。
我告訴他我住得遠，可能給我等一會呢？他說，不成！同時也堵住了那個小方洞。
過了兩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為此時賬房也許不至于出去。
但這回所得回答卻更其絕望，巡捕曰：“書都沒有了！賣完了！不賣了！” 我就沒有第三次再去買，因為實在回複的斬釘截鐵。
現在所有的幾種，是托朋友去輾轉買來的，好像必須是熟人或走熟的書店，這才買得到。
每種書的末尾，都有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先生的跋文，他對于明季的遺老很有同情，對于清初的文禍也頗不滿。
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卻滿是前清遺老的口風；書是民國刻的，“儀”字還缺着末筆〔２６〕。
我想，試看明朝遺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異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換朝代，倒還在其次。
所以要頂禮明末的遺民，必須接受他的民族思想，這才可以心心相印。
現在以明遺老之仇的滿清的遺老自居，卻又引明遺老為同調，隻着重在“遺老”兩個字，而毫不問遺于何族，遺在何時，這真可以說是“為遺老而遺老”，和現在文壇上的“為藝術而藝術”，成為一副絕好的對子了。
倘以為這是因為“食古不化”的緣故，那可也并不然。
中國的士大夫，該化的時候，就未必決不化。
就如上面說過的《蜀龜鑒》，原是一部筆法都仿《春秋》的書，但寫到“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贊”道：“……明季之亂甚矣！風終幽，雅終《召癋》，〔２７〕托亂極思治之隐憂而無其實事，孰若臣祖親見之，臣身親被之乎？是編以元年正月終者，非徒謂體元表正〔２８〕，蔑以加茲；生逢盛世，蕩蕩難名，一以寄沒世不忘之恩，一以見太平之業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沒有這種筆法的。
滿洲的肅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張獻忠〔２９〕，也感化了許多讀書人，而且改變了“春秋筆法”〔３０〕了。
四 病中來看這些書，歸根結蒂，也還是令人氣悶。
但又開始知道了有些聰明的士大夫，依然會從血泊裡尋出閑适來。
例如《蜀碧》，總可以說是夠慘的書了，然而序文後面卻刻着一位樂齋先生的批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