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後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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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一點病，的确也是一種福氣。
不過這裡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麼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餓一天。
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閑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着一個大願。
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卻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說不出。
他們中最特别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隻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着，恹恹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
這種志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卻照顧得很周到。
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
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卻生了一點點。
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一禮拜不肯好，隻得看醫生。
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
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
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卻還不退。
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裡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
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裡沒有一粒傷寒菌；于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
這似乎很使他為難。
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隻是沉吟着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該低一點。
……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于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而已，這真無異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
因為既不必寫遺囑，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病”。
從這一天起，我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着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為“養病”。
像這樣的時候，我贊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
洋裝書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２〕——原是不為無見的。
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态度。
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着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隻好歎一口氣，将它放下。
所以，我在歎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面的《世說新語》〔３〕之類一大堆，躺着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潇灑的風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動。
由此想到阮嗣宗〔４〕的聽到步兵廚善于釀酒，就求為步兵校尉；陶淵明〔５〕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秔。
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的“站在雲端裡呐喊”〔６〕者們所能望其項背。
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
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
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煙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裡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
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
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隻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标點，洋文，空白除外。
那麼，單單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
吃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隻好“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并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并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抛幾本在地闆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裡，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裡。
此之謂“空靈”。
二 為了“雅”，本來不想說這些話的。
後來一想，這于“雅”并無傷，不過是在證明我自己的“俗”。
王夷甫〔７〕口不言錢，還是一個不幹不淨人物，雅人打算盤，當然也無損其為雅人。
不過他應該有時收起算盤，或者最妙是暫時忘卻算盤，那麼，那時的一言一笑，就都是靈機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間的利害，那可就成為“杭育杭育派”〔８〕了。
這關鍵，隻在一者能夠忽而放開，一者卻是永遠執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
我想，這和時而“敦倫”〔９〕者不失為聖賢，連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稱為“登徒子”〔１０〕的道理，大概是一樣的。
所以我恐怕隻好自己承認“俗”，因為随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S塾缭廄*池”〔１１〕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讨版稅，催稿費。
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面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
于是另換了幾本書，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時代較近，看起來也許較有趣味。
第一本拿在手裡的是《蜀碧》〔１２〕。
這是蜀賓〔１３〕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鑒》〔１４〕，都是講張獻忠〔１５〕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壞，錯字頗不少。
翻了一遍，在卷三裡看見了這樣的一條——“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
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 也還是為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
醫術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學和解剖學智識的。
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髒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
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
不過這裡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麼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餓一天。
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閑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着一個大願。
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卻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說不出。
他們中最特别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隻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着，恹恹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
這種志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卻照顧得很周到。
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
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卻生了一點點。
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一禮拜不肯好，隻得看醫生。
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
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
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卻還不退。
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裡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
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裡沒有一粒傷寒菌；于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
這似乎很使他為難。
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隻是沉吟着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該低一點。
……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于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而已，這真無異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
因為既不必寫遺囑，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病”。
從這一天起，我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着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為“養病”。
像這樣的時候，我贊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
洋裝書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２〕——原是不為無見的。
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态度。
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着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隻好歎一口氣，将它放下。
所以，我在歎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面的《
由此想到阮嗣宗〔４〕的聽到步兵廚善于釀酒，就求為步兵校尉；陶淵明〔５〕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秔。
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的“站在雲端裡呐喊”〔６〕者們所能望其項背。
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
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
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煙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裡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
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
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隻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标點，洋文，空白除外。
那麼，單單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
吃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隻好“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并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并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抛幾本在地闆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裡，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裡。
此之謂“空靈”。
二 為了“雅”，本來不想說這些話的。
後來一想，這于“雅”并無傷，不過是在證明我自己的“俗”。
王夷甫〔７〕口不言錢，還是一個不幹不淨人物，雅人打算盤，當然也無損其為雅人。
不過他應該有時收起算盤，或者最妙是暫時忘卻算盤，那麼，那時的一言一笑，就都是靈機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間的利害，那可就成為“杭育杭育派”〔８〕了。
這關鍵，隻在一者能夠忽而放開，一者卻是永遠執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
我想，這和時而“敦倫”〔９〕者不失為聖賢，連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稱為“登徒子”〔１０〕的道理，大概是一樣的。
所以我恐怕隻好自己承認“俗”，因為随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S塾缭廄*池”〔１１〕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讨版稅，催稿費。
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面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
于是另換了幾本書，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時代較近，看起來也許較有趣味。
第一本拿在手裡的是《蜀碧》〔１２〕。
這是蜀賓〔１３〕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鑒》〔１４〕，都是講張獻忠〔１５〕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壞，錯字頗不少。
翻了一遍，在卷三裡看見了這樣的一條——“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
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 也還是為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
醫術和虐刑，是都要
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髒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
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