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工作》〔1〕
關燈
小
中
大
1〕
畢力涅克（Boris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臯（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于伏爾迦沿岸的一個混有日耳曼、猶太、俄羅斯、鞑靼的血液的家庭裡。
九歲時他就試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歲。
“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成立後，他為其中的一員，一九二二年發表小說《精光的年頭》，遂得了甚大的文譽。
這是他将内戰時代所身曆的酸辛，殘酷，醜惡，無聊的事件和場面，用了随筆或雜感的形式，描寫出來的。
其中并無主角，倘要尋求主角，那就是“革命”。
而畢力涅克所寫的革命，其實不過是暴動，是叛亂，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後的農村，也隻有嫌惡和絕望。
他于是漸漸成為反動作家的渠魁，為蘇聯批評界所攻擊了，最甚的時候是一九二五年，幾乎從文壇上沒落。
但至一九三○年，以五年計劃為題材，描寫反革命的陰謀及其失敗的長篇小說《伏爾迦流到裡海》發表後，才又稍稍恢複了一些聲望，仍舊算是一個“同路人”。
《苦蓬》從《海外文學新選》〔2〕第三十六編平岡雅英所譯的《他們的生活之一年》中譯出，還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時候而論，是很舊的，但這時蘇聯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态度，也比成名後較為真摯。
然而也還是近于随筆模樣，将傳說，迷信，戀愛，戰争等零星小材料，組成一片，有嵌鑲細工之觀，可是也覺得頗為悅目。
珂剛教授以為畢力涅克的小說，其實都是小說的材料（見《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用于這一篇，也是評得很惬當的。
綏甫林娜（LidiaSeifullina）生于一八八九年；父親是信耶教的鞑靼人，母親是農家女。
高等中學第七學級完畢後，她便做了小學的教員，有時也到各地方去演劇。
一九一七年加入社會革命黨，但至一九年這黨反對革命的戰争的時候，她就出黨了。
一九二一年，始給西伯利亞的日報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說，竟大受讀者的歡迎，于是就陸續的創作，最有名的是《維裡尼亞》（中國有穆木天〔3〕譯本）和《犯人》。
（中國有曹靖華譯本，在《煙袋》中。
）《肥料》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馬的譯本譯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寫的是十月革命時一個鄉村中的貧農和富農的鬥争，而前者終于失敗。
這樣的事件，革命時代是常有的，蓋不獨蘇聯為然。
但作者卻寫得很生動，地主的陰險，鄉下革命家的粗魯和認真，老農的堅決，都曆曆如在目前，而且絕不見有一般“同路人”的對于革命的冷淡模樣，她的作品至今還為讀書界所愛重，實在是無足怪的。
然而譯她的作品卻是一件難事業，原譯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記》說： “真是用了農民的土話所寫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委實很難懂，聽說雖在俄國，倘不是精通鄉村的風俗和土音的人，也還是不能看的。
竟至于因此有了為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的特别的字典。
我的手頭沒有這樣的字典。
先前曾将這篇譯載别的刊物上，這回是從新改譯的。
倘有總難了然之處，則求教于一個熟知農民事情的鞑靼的婦人。
綏甫林娜也正是鞑靼系。
但求教之後，卻愈加知道這篇的難懂了。
這回的譯文，自然不能說是足夠傳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舊譯來，卻自以為好了不少。
須到坦波夫或者那裡的鄉下去，在農民裡面過活三四年，那也許能夠得到完全的翻譯罷。
” 但譯者卻将求教之後，這才了然的土話，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鄉下的土話了，于是隻得也求教于生長在日本鄉下的M君〔4〕，勉強譯出，而于農民言語，則不再用某一處的土話，仍以平常的所謂“白話文”了事，因為我是深知道決不會有人來給我的譯文做字典的。
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損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Liashko）〔5〕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裡珂夫的一個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農女。
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後來當了皮革制造廠，機器制造廠，造船廠的工人，一面聽着工人夜學校的講義。
一九○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團體，因此轉輾于捕縛，牢獄，監視，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這生活中開始了著作。
十月革命後，為無産者文學團體“鍛冶廠”之一員，著名的著作是《熔爐》，寫内亂時代所破壞，死滅的工廠，由工人們自己的團結協力而複興，格局與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頗相似。
《鐵的靜寂》還是一九一九年作，現在是從《勞農露西亞短篇集》内，外村史郎的譯本重譯出來的。
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寫的是革命直後的情形，工人的對于複興的熱心，小市民和農民的在革命時候的自利，都在這短篇中出現。
但作者是和傳統頗有些聯系的人，所以雖是無産者作家，而觀念形态卻與“同路人”較相近，然而究竟是無産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
對于農民的憎惡，也常見于初期的無産者作品中，現在的作家們，已多在竭力的矯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毀滅》，即為此費去不少的篇幅。
聶維洛夫（AleksandrNeverov）〔6〕真姓斯珂培萊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為薩瑪拉（Samara）州的一個農夫的兒子。
一九○五年師範學校第二級卒業後，做了村學的教師。
内戰時候〔7〕，則為薩瑪拉的革命底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赤衛軍》的編輯者。
一九二○至二一年大饑荒之際，他和饑民一同從伏爾迦逃往塔什幹，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鍛冶廠”，二二年冬，就以心髒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
他的最初的小說，在一九○五年發表，此後所作，為數甚多，最著名的是《豐饒的城塔什幹》，中國有穆木天譯本。
《我要活》是從愛因斯坦因（MariaEinstein）〔8〕所譯，名為《人生的面目》（DasAntlitzdesLebens）的小說集裡重譯出來的。
為死去的受苦的母親，為未來的将要一樣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們而戰鬥，觀念形态殊不似革命的勞動者。
然而作者還是無産者文學初期的人，所以這也并不足令人詫異。
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裡說： “出于‘鍛冶廠’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說家，不消說，是将崩壞時代的農村生活，加以傑出的描寫者之一的那亞曆山大·聶維洛夫了。
他全身浴着革命的吹噓，但同時也愛生活。
……他之于時事問題，是遠的，也是近的。
說是遠者，因為他貪婪的愛着人生。
說是近者，因為他看見站在進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實的路上的力量，覺到解放的力量。
…… “聶維洛夫的小說之一《我要活》，是描寫自願從軍的紅軍士兵的，但這人也如聶維洛夫所寫許多主角一樣，高興地爽快地愛着生活。
他遇見春天的廣大，曙光，夕照，高飛的鶴，流過窪地的小溪，就開心起來。
他家裡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小孩，他卻去打仗了。
他去赴死了。
這是因為要活的緣故；因為有意義的人生觀為了有意義的生活，要求着死的緣故；因為單是活着，并非就是生活的緣故；因為他記得洗衣服的他那母親那裡，每夜來些兵丁，腳夫，貨車夫，流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馬一般地毆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覺，呆頭呆腦的無聊的将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緣故。
” 瑪拉式庚（SergeiMalashkin）〔9〕是土拉省人，他父親是個貧農。
他自己說，他的第一個先生就是他的父親。
但是，他父親很守舊的，隻準他讀《聖經》和《使徒行傳》〔10〕等類的書： 他偷讀一些“世俗的書”，父親就要打他的。
不過他八歲時，就見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萊爾孟多夫〔11〕的作品。
“果戈理的作品給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于使我常常做夢看見魔鬼和各種各式的妖怪。
”他十一二歲的時候非常之淘氣，到處搗亂。
十三歲就到一個富農的家裡去做工，放馬，耕田，割草，…… 在這富農家裡，做了四個月。
後來就到坦波夫省的一個店鋪子裡當學徒，雖然工作很多，可是他總是偷着功夫看書，而且更喜歡“搗亂和頑皮”。
一九○四年，他一個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個牛奶坊裡找着了工作。
不久他就碰見了一些革命黨人，加入了他們的小組。
一九○五年革命的時候，他參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動，攻打過一個飯店，叫做“波浪”的，那飯店裡有四十個憲兵駐紮着：很打了一陣，所以他就受了傷。
一九○六年他加入了布爾塞維克黨，一直到現在。
從一九○九年之後，他就在俄國到處流蕩，當苦力，當店員，當木料廠裡的工頭。
歐戰的時候，他當過兵，在“德國戰線”上經過了不少次的殘酷的戰鬥。
他一直喜歡讀書，自己很勤懇的學習，收集了許多少見的書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歲，才“偶然的寫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斷的文學工作之中，我寫了一些創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經出版了）。
所有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滿意，尤其因為我看見那許多偉大的散文創作：普式庚，萊爾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甯。
研究着他們的創作，我時
九歲時他就試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歲。
“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成立後，他為其中的一員，一九二二年發表小說《精光的年頭》，遂得了甚大的文譽。
這是他将内戰時代所身曆的酸辛，殘酷，醜惡，無聊的事件和場面，用了随筆或雜感的形式，描寫出來的。
其中并無主角，倘要尋求主角，那就是“革命”。
而畢力涅克所寫的革命，其實不過是暴動，是叛亂，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後的農村，也隻有嫌惡和絕望。
他于是漸漸成為反動作家的渠魁，為蘇聯批評界所攻擊了，最甚的時候是一九二五年，幾乎從文壇上沒落。
但至一九三○年，以五年計劃為題材，描寫反革命的陰謀及其失敗的長篇小說《伏爾迦流到裡海》發表後，才又稍稍恢複了一些聲望，仍舊算是一個“同路人”。
《苦蓬》從《海外文學新選》〔2〕第三十六編平岡雅英所譯的《他們的生活之一年》中譯出，還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時候而論，是很舊的，但這時蘇聯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态度，也比成名後較為真摯。
然而也還是近于随筆模樣，将傳說，迷信，戀愛，戰争等零星小材料，組成一片，有嵌鑲細工之觀，可是也覺得頗為悅目。
珂剛教授以為畢力涅克的小說，其實都是小說的材料（見《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用于這一篇，也是評得很惬當的。
綏甫林娜（LidiaSeifullina）生于一八八九年；父親是信耶教的鞑靼人，母親是農家女。
高等中學第七學級完畢後，她便做了小學的教員，有時也到各地方去演劇。
一九一七年加入社會革命黨，但至一九年這黨反對革命的戰争的時候，她就出黨了。
一九二一年，始給西伯利亞的日報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說，竟大受讀者的歡迎，于是就陸續的創作，最有名的是《維裡尼亞》（中國有穆木天〔3〕譯本）和《犯人》。
（中國有曹靖華譯本，在《煙袋》中。
）《肥料》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馬的譯本譯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寫的是十月革命時一個鄉村中的貧農和富農的鬥争，而前者終于失敗。
這樣的事件，革命時代是常有的，蓋不獨蘇聯為然。
但作者卻寫得很生動，地主的陰險，鄉下革命家的粗魯和認真，老農的堅決，都曆曆如在目前，而且絕不見有一般“同路人”的對于革命的冷淡模樣，她的作品至今還為讀書界所愛重，實在是無足怪的。
然而譯她的作品卻是一件難事業，原譯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記》說： “真是用了農民的土話所寫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委實很難懂，聽說雖在俄國，倘不是精通鄉村的風俗和土音的人，也還是不能看的。
竟至于因此有了為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的特别的字典。
我的手頭沒有這樣的字典。
先前曾将這篇譯載别的刊物上，這回是從新改譯的。
倘有總難了然之處，則求教于一個熟知農民事情的鞑靼的婦人。
綏甫林娜也正是鞑靼系。
但求教之後，卻愈加知道這篇的難懂了。
這回的譯文，自然不能說是足夠傳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舊譯來，卻自以為好了不少。
須到坦波夫或者那裡的鄉下去，在農民裡面過活三四年，那也許能夠得到完全的翻譯罷。
” 但譯者卻将求教之後，這才了然的土話，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鄉下的土話了，于是隻得也求教于生長在日本鄉下的M君〔4〕，勉強譯出，而于農民言語，則不再用某一處的土話，仍以平常的所謂“白話文”了事，因為我是深知道決不會有人來給我的譯文做字典的。
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損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Liashko）〔5〕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裡珂夫的一個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農女。
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後來當了皮革制造廠，機器制造廠，造船廠的工人，一面聽着工人夜學校的講義。
一九○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團體，因此轉輾于捕縛，牢獄，監視，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這生活中開始了著作。
十月革命後，為無産者文學團體“鍛冶廠”之一員，著名的著作是《熔爐》，寫内亂時代所破壞，死滅的工廠，由工人們自己的團結協力而複興，格局與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頗相似。
《鐵的靜寂》還是一九一九年作，現在是從《勞農露西亞短篇集》内，外村史郎的譯本重譯出來的。
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寫的是革命直後的情形，工人的對于複興的熱心，小市民和農民的在革命時候的自利，都在這短篇中出現。
但作者是和傳統頗有些聯系的人，所以雖是無産者作家，而觀念形态卻與“同路人”較相近，然而究竟是無産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
對于農民的憎惡，也常見于初期的無産者作品中，現在的作家們，已多在竭力的矯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毀滅》，即為此費去不少的篇幅。
聶維洛夫（AleksandrNeverov）〔6〕真姓斯珂培萊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為薩瑪拉（Samara）州的一個農夫的兒子。
一九○五年師範學校第二級卒業後，做了村學的教師。
内戰時候〔7〕，則為薩瑪拉的革命底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赤衛軍》的編輯者。
一九二○至二一年大饑荒之際，他和饑民一同從伏爾迦逃往塔什幹，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鍛冶廠”，二二年冬，就以心髒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
他的最初的小說，在一九○五年發表，此後所作，為數甚多，最著名的是《豐饒的城塔什幹》，中國有穆木天譯本。
《我要活》是從愛因斯坦因（MariaEinstein）〔8〕所譯，名為《人生的面目》（DasAntlitzdesLebens）的小說集裡重譯出來的。
為死去的受苦的母親，為未來的将要一樣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們而戰鬥，觀念形态殊不似革命的勞動者。
然而作者還是無産者文學初期的人，所以這也并不足令人詫異。
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裡說： “出于‘鍛冶廠’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說家，不消說，是将崩壞時代的農村生活，加以傑出的描寫者之一的那亞曆山大·聶維洛夫了。
他全身浴着革命的吹噓，但同時也愛生活。
……他之于時事問題，是遠的，也是近的。
說是遠者，因為他貪婪的愛着人生。
說是近者，因為他看見站在進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實的路上的力量，覺到解放的力量。
…… “聶維洛夫的小說之一《我要活》，是描寫自願從軍的紅軍士兵的，但這人也如聶維洛夫所寫許多主角一樣，高興地爽快地愛着生活。
他遇見春天的廣大，曙光，夕照，高飛的鶴，流過窪地的小溪，就開心起來。
他家裡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小孩，他卻去打仗了。
他去赴死了。
這是因為要活的緣故；因為有意義的人生觀為了有意義的生活，要求着死的緣故；因為單是活着，并非就是生活的緣故；因為他記得洗衣服的他那母親那裡，每夜來些兵丁，腳夫，貨車夫，流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馬一般地毆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覺，呆頭呆腦的無聊的将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緣故。
” 瑪拉式庚（SergeiMalashkin）〔9〕是土拉省人，他父親是個貧農。
他自己說，他的第一個先生就是他的父親。
但是，他父親很守舊的，隻準他讀《聖經》和《使徒行傳》〔10〕等類的書： 他偷讀一些“世俗的書”，父親就要打他的。
不過他八歲時，就見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萊爾孟多夫〔11〕的作品。
“果戈理的作品給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于使我常常做夢看見魔鬼和各種各式的妖怪。
”他十一二歲的時候非常之淘氣，到處搗亂。
十三歲就到一個富農的家裡去做工，放馬，耕田，割草，…… 在這富農家裡，做了四個月。
後來就到坦波夫省的一個店鋪子裡當學徒，雖然工作很多，可是他總是偷着功夫看書，而且更喜歡“搗亂和頑皮”。
一九○四年，他一個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個牛奶坊裡找着了工作。
不久他就碰見了一些革命黨人，加入了他們的小組。
一九○五年革命的時候，他參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動，攻打過一個飯店，叫做“波浪”的，那飯店裡有四十個憲兵駐紮着：很打了一陣，所以他就受了傷。
一九○六年他加入了布爾塞維克黨，一直到現在。
從一九○九年之後，他就在俄國到處流蕩，當苦力，當店員，當木料廠裡的工頭。
歐戰的時候，他當過兵，在“德國戰線”上經過了不少次的殘酷的戰鬥。
他一直喜歡讀書，自己很勤懇的學習，收集了許多少見的書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歲，才“偶然的寫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斷的文學工作之中，我寫了一些創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經出版了）。
所有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滿意，尤其因為我看見那許多偉大的散文創作：普式庚，萊爾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甯。
研究着他們的創作，我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