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日本小說集》〔1〕
關燈
小
中
大
來，也就十分雅淡了。
我所以先介紹這一篇。
四月三十日譯者識。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晨報》副刊，《鼻子》的譯文即發表于十一日至十三日該刊。
後來譯文收入《現代日本小說集》時，本篇未收。
〔2〕内道場供奉内道場，即大内之道場，在宮中陳列佛像、念誦佛經的場所。
供奉，即内供奉，略稱内供，為供奉内道場的僧官。
《羅生門》譯者附記〔1〕 芥川氏的作品，我先前曾經介紹過了。
這一篇曆史的小說（并不是曆史小說），也算他的佳作，取古代的事實，注進新的生命去，便與現代人生出幹系來。
這時代是平安朝（就是西曆七九四年遷都京都改名平安城以後的四百年間），出典是在《今昔物語》裡。
二一年六月八日記。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晨報》副刊，《羅生門》的譯文即發表于十四至十七日該刊。
後來譯文收入《現代日本小說集》時，本篇未收。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譯者附記〔1〕 菊池寬氏是《新潮》派〔2〕的一個作家。
他自己說，在高等學校時代，是隻想研究文學，不預備做創作家的，但後來又發心做小說，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評論界的贊許，便做下去了。
然而他的著作卻比較的要算少作；我所見的隻有《無名作家的日記》，《報恩的故事》和《心之王國》三種，都是短篇小說集。
菊池氏的創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間性的真實來。
一得真實，他卻又怃然的發了感歎，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厭世的，但又時時凝視着遙遠的黎明，于是又不失為奮鬥者。
南部修太郎氏說，“Hereisalsoaman——這正是說盡了菊池寬氏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話。
……他們都有最像人樣的人間相，願意活在最像人樣的人間界。
他們有時為冷酷的利己家，有時為慘淡的背德者，有時又為犯了殘忍的殺人行為的人，但無論使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惡他們，不能呵罵他們。
這就因為他們的惡的性格或醜的感情，愈是深銳的顯露出來時，那藏在背後的更深更銳的活動着的他們的質素可愛的人間性，打動了我的緣故，引近了我的緣故。
換一句話，便是愈玩菊池寬氏的作品，我便被喚醒了對于人間的愛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Hereisalsoaman這一句話了。
”（《新潮》第三卷第三号《菊池寬論》）不但如此，武士道〔3〕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國的名教〔4〕，隻因為要争回人間性，在這一篇裡便斷然的加了斧钺，這又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來。
但他們古代的武士，是先蔑視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蔑視他人的生命的，與自己貪生而殺人的人們，的确有一些區别。
而我們的殺人者，如張獻忠〔5〕随便殺人，一遭滿人的一箭，卻鑽進刺柴裡去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楊太真〔6〕的遭遇，與這右衛門約略相同，但從當時至今，關于這事的著作雖然多，卻并不見和這一篇有相類的命意，這又是什麼緣故呢？我也願意發掘真實，卻又望不見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贊歎。
但這一篇中也有偶然失于檢點的處所。
右衛門已經上綁了——古代的綁法，一定是反剪的，——但乞命時候，卻又有兩手抵地的話，這明明是與上文沖突了，必須說是低頭之類，才合于先前的事情。
然而這是小疵，也無傷于大體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記。
※※※ 〔1〕本篇連同《三浦右衛門的最後》的譯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一年七月《新青年》月刊第九卷第三号。
後來譯文收入《現代日本小說集》時，本篇未收。
〔2〕新潮派應為新思潮派。
《新思潮》，日本雜志名，創刊于一九○七年十月，以後曾幾度停刊和複刊。
〔3〕武士道日本武士應盡的義務及職責。
興起于鐮倉幕府時代，明治維新後，武士等級在法律上被廢除。
〔4〕名教封建社會的等級、名分和禮教。
〔5〕張獻忠（1606—1646）延安柳樹澗（今陝西定邊東）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
崇祯三年（1630）起義，轉戰陝西、河南等地。
崇祯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國。
舊史書中常有關于他殺人的誇大記載。
據《明史·張獻忠傳》：“順治三年（1646），獻忠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衆出川北，……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我兵于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
于是我兵禽獻忠出，斬之。
” 〔6〕楊太真（719—756）即楊貴妃，名玉環，法号太真，蒲州永樂（今山西永濟）人。
初為唐玄宗子壽王妃，後入宮得玄宗寵愛。
她的堂兄楊國忠因她得寵而擅權跋扈，敗壞朝政。
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以誅國忠為名，于範陽起兵反唐，進逼長安，玄宗倉惶奔蜀，至馬嵬驿，将士歸罪楊家，殺國忠，玄宗為安定軍心，令楊妃缢死。
我所以先介紹這一篇。
四月三十日譯者識。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晨報》副刊，《鼻子》的譯文即發表于十一日至十三日該刊。
後來譯文收入《現代日本小說集》時，本篇未收。
〔2〕内道場供奉内道場，即大内之道場，在宮中陳列佛像、念誦佛經的場所。
供奉，即内供奉，略稱内供，為供奉内道場的僧官。
《羅生門》譯者附記〔1〕 芥川氏的作品，我先前曾經介紹過了。
這一篇曆史的小說（并不是曆史小說），也算他的佳作，取古代的事實，注進新的生命去，便與現代人生出幹系來。
這時代是平安朝（就是西曆七九四年遷都京都改名平安城以後的四百年間），出典是在《今昔物語》裡。
二一年六月八日記。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晨報》副刊，《羅生門》的譯文即發表于十四至十七日該刊。
後來譯文收入《現代日本小說集》時，本篇未收。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譯者附記〔1〕 菊池寬氏是《新潮》派〔2〕的一個作家。
他自己說，在高等學校時代，是隻想研究文學，不預備做創作家的，但後來又發心做小說，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評論界的贊許，便做下去了。
然而他的著作卻比較的要算少作；我所見的隻有《無名作家的日記》，《報恩的故事》和《心之王國》三種，都是短篇小說集。
菊池氏的創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間性的真實來。
一得真實，他卻又怃然的發了感歎，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厭世的，但又時時凝視着遙遠的黎明，于是又不失為奮鬥者。
南部修太郎氏說，“Hereisalsoaman——這正是說盡了菊池寬氏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話。
……他們都有最像人樣的人間相，願意活在最像人樣的人間界。
他們有時為冷酷的利己家，有時為慘淡的背德者，有時又為犯了殘忍的殺人行為的人，但無論使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惡他們，不能呵罵他們。
這就因為他們的惡的性格或醜的感情，愈是深銳的顯露出來時，那藏在背後的更深更銳的活動着的他們的質素可愛的人間性，打動了我的緣故，引近了我的緣故。
換一句話，便是愈玩菊池寬氏的作品，我便被喚醒了對于人間的愛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Hereisalsoaman這一句話了。
”（《新潮》第三卷第三号《菊池寬論》）不但如此，武士道〔3〕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國的名教〔4〕，隻因為要争回人間性，在這一篇裡便斷然的加了斧钺，這又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來。
但他們古代的武士，是先蔑視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蔑視他人的生命的，與自己貪生而殺人的人們，的确有一些區别。
而我們的殺人者，如張獻忠〔5〕随便殺人，一遭滿人的一箭，卻鑽進刺柴裡去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楊太真〔6〕的遭遇，與這右衛門約略相同，但從當時至今，關于這事的著作雖然多，卻并不見和這一篇有相類的命意，這又是什麼緣故呢？我也願意發掘真實，卻又望不見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贊歎。
但這一篇中也有偶然失于檢點的處所。
右衛門已經上綁了——古代的綁法，一定是反剪的，——但乞命時候，卻又有兩手抵地的話，這明明是與上文沖突了，必須說是低頭之類，才合于先前的事情。
然而這是小疵，也無傷于大體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記。
※※※ 〔1〕本篇連同《三浦右衛門的最後》的譯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一年七月《新青年》月刊第九卷第三号。
後來譯文收入《現代日本小說集》時，本篇未收。
〔2〕新潮派應為新思潮派。
《新思潮》，日本雜志名，創刊于一九○七年十月，以後曾幾度停刊和複刊。
〔3〕武士道日本武士應盡的義務及職責。
興起于鐮倉幕府時代，明治維新後，武士等級在法律上被廢除。
〔4〕名教封建社會的等級、名分和禮教。
〔5〕張獻忠（1606—1646）延安柳樹澗（今陝西定邊東）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
崇祯三年（1630）起義，轉戰陝西、河南等地。
崇祯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國。
舊史書中常有關于他殺人的誇大記載。
據《明史·張獻忠傳》：“順治三年（1646），獻忠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衆出川北，……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我兵于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
于是我兵禽獻忠出，斬之。
” 〔6〕楊太真（719—756）即楊貴妃，名玉環，法号太真，蒲州永樂（今山西永濟）人。
初為唐玄宗子壽王妃，後入宮得玄宗寵愛。
她的堂兄楊國忠因她得寵而擅權跋扈，敗壞朝政。
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以誅國忠為名，于範陽起兵反唐，進逼長安，玄宗倉惶奔蜀，至馬嵬驿，将士歸罪楊家，殺國忠，玄宗為安定軍心，令楊妃缢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