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關燈
上正是這樣;他說得早一點,大家都讨厭他。

    政治家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可平安。

    殊不知殺了文學家,社會還是要革命;俄國的文學家被殺掉的充軍的不在少數,革命的火焰不是到處燃着嗎?文學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會的同情,潦倒地過了一生,直到死後四五十年,才為社會所認識,大家大鬧起來。

    政治家因此更厭惡文學家,以為文學家早就種下大禍根;政治家想不準大家思想,而那野蠻時代早已過去了。

    在座諸位的見解,我雖然不知道;據我推測,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

     到了後來,社會終于變動了;文藝家先時講的話,漸漸大家都記起來了,大家都贊成他,恭維他是先知先覺。

    雖是他活的時候,怎樣受過社會的奚落。

    剛才我來講演,大家一陣子拍手,這拍手就見得我并不怎樣偉大;那拍手是很危險的東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為偉大不再向前了,所以還是不拍手的好。

    上面我講過,文學家是感覺靈敏了一點,許多觀念,文學家早感到了,社會還沒有感到。

    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還隻穿棉袍;××先生對于天寒的感覺比我靈。

    再過一月,也許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氣上的感覺,相差到一個月,在思想上的感覺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

    這個話,我這麼講,也有許多文學家在反對。

    我在廣東,曾經批評一個革命文學家(9)——現在的廣東,是非革命文學不能算做文學的,是非“打打打,殺殺殺,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學的——我以為革命并不能和文學連在一塊兒,雖然文學中也有文學革命。

    但做文學的人總得閑定一點,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學。

    我們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車,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當。

    古人雖有種田做詩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種田;雇了幾個人替他種田,他才能吟他的詩;真要種田,就沒有功夫做詩。

    革命時候也是一樣;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詩?我有幾個學生,在打陳炯明(10)時候,他們都在戰場;我讀了他們的來信,隻見他們的字與詞一封一封生疏下去。

    俄國革命以後,拿了面包票排了隊一排一排去領面包;這時,國家既不管你什麼文學家藝術家雕刻家;大家連想面包都來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學?等到有了文學,革命早成功了。

    革命成功以後,閑空了一點;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已不是革命文學。

    他們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就是頌揚有權力者,和革命有什麼關系? 這時,也許有感覺靈敏的文學家,又感到現狀的不滿意,又要出來開口。

    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

    割掉他的頭,前面我講過,那是頂好的法子*,——
0.09515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