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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寫。
除了單個堿基替換、即位點突變之外，基因組也會變化。
一個基因被複制，然後移動到别的部位，或者整條DNA鍊被複制兩次，這些在生物進化史上都曾經發生過。
這種劇烈的堿基序列變化便是生物進化的原動力。
此外，二十世紀末，又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即使DNA不發生變化，生物的性狀也會變化。
甲基和乙酰基等原子團，可以促進或抑制基因表達。
而且，因為這種化學修飾在親子間能準确遺傳，所以下一代将會繼承上一代的變異。
對這種DNA變異機制了解得越多，魯本斯就越是覺得，生物進化比從前認為的更迅猛劇烈。
換言之，生物進化的速度遠超過地質學變化。
正如《海斯曼報告》所指出的那樣：“生物在漫長的時間中積累着細小的變化，然後在某個時候，性狀突然發生巨大的改變。
” 對人類進化做一個總結吧。
六百萬年前，某靈長類分出兩條分支，一條黑猩猩分支，一條人類分支。
但不可思議的是，六百萬年間，黑猩猩基本沒發生進化，而從拉米達地猿進化到人屬期間，至少誕生了二十種以上的人類，最終演化為現在的智人。
但這種進化并非隻有一條線，而是有多條分支并行。
在太古時代，地球上同時存在多種人類。
五萬年前離開非洲大陸、擴散到整個地球的新人應該也遇到了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
與黑猩猩相比，人類的進化大大加速，對于這種現象，學界陸續提出了若幹解答。
在人類大腦的基因中，有許多提高進化速度的物質，其中有一種同大腦皮質形成有關的基因，叫作“人類加速區1”。
自從這個基因在生物進化過程中出現，在三億年的時間裡，就隻發生過兩次堿基替換。
但在六百萬年的人類進化過程中，該基因卻有十八個堿基發生了變異。
也就是說，在所有生物中，隻有人亞科的動物，朝智力爆發式增長的方向發生了進化。
魯本斯接着注意到了名為FOXP2的基因。
黑猩猩也具有這種基因。
盡管人類和黑猩猩的FOXP2基因相差甚微，但正是這細微的差别，導緻了人類在語言能力方面遠遠超過黑猩猩。
FOXP2被稱為轉錄因子，它能促進其他六十一個基因的表達，但同時也會抑制另外五十五個基因的表達。
單單一個基因發生變異，就可以改變上百個基因的功能。
正是FOXP2上的細微改變，使人類獲得了高度發達的語言能力。
鑒于人類DNA上的進化加速區及其細微的變異所帶來的巨大影響，不能判定皮爾斯博士報告中關于人類發生進化的論斷是謬誤的。
魯本斯正要撰寫分析報告時，發現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項研究。
大約二十萬年前出現的新人類，有十九萬年都過着原始生活，為什麼突然就構建出文明社會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存在于人類基因組中。
有迹象表明，六千年前出現的ASPM基因改造了人類的大腦。
後來又發生了趨同演化，即地理上相互分隔的群體演化出相似的能力，于是各地的文明相繼興起。
倘若這一假說成立，那麼新人類就經曆了大腦的進化，盡管新人類的規模并不大。
在判定皮爾斯的論斷是否正确之前，人類的進化就已經是既成事實了。
魯本斯在圖書館完成調查後，返回喬治敦郊外的家。
他打開電腦，一口氣完成了上級交辦的分析報告。
在結論部分，他措辭謹慎地寫道： 當前還不能斷定皮爾斯博士電子郵件中提及的姆布提人幼兒是新物種，将其判定為頭部形狀奇特的人更妥當。
不過，這種奇特形狀是堿基序列變異所緻，而且這種變異非但沒有對當事人造成傷害，反而促進了其智力發育。
就這點而論，稱其為“進化後的人類”或“新物種”也是恰當的。
分析報告如期交到對外協調部部長的手中。
部長當場就給魯本斯布置了一項新任務。
“這件事已經寫進總統簡報裡了。
總統可能會要求我們拟訂應對計劃，你提前作好準備吧。
” “應對計劃是指什麼？” “是指如何處理這種生物。
” 魯本斯面前又出現了一道難題。
因為總統要的不是從生物學觀點出發的應對方案，而是如何消除這個國家安全上的問題。
他頭腦中立即浮現出三個選擇：放任、捕獲和抹殺。
但無論作何選擇，都稱不上完美的解決方案。
魯本斯再次返回圖書館，收集應對計劃所需的信息。
他還沒有觸及那個根本性的問題：俾格米孩子的基因為什麼會變異？進一步說，他父母的生殖細胞出了什麼狀況？ 查閱所有資料之後，有參考價值的信息濃縮為三個假說。
魯本斯對這三個假說逐一作了仔細調查。
最先着手的，是DNA核小體結構方面的研究，即鳉魚的堿基替換周期性研究。
DNA并不是以雙螺旋的形态直接存在于細胞内，而是纏繞在被稱為組蛋白的球形蛋白質上，兩者是線與線軸的關系。
而且，因為DNA比組蛋白長，所以一條DNA在纏完一個組蛋白之後又會纏上另一個，就像一條長線有規律地纏繞在一列線軸上。
在鳉魚的DNA上觀察到的變異是，與組蛋白結構的周期性相呼應，變異每隔兩百個堿基就會發生。
如果将這一研究應用到人類的進化上，那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DNA上本來有些容易發生堿基替換的位點，人亞科生物大腦産生有關的基因，隻是偶然與這些區間重合而已。
随機的堿基替換反複進行，大部分受精卵都會因為基因錯誤而自然流産，而這一次，在剛果雨林生活的姆布提人中，出現了大腦成功進化的個體。
如果這一推測成立，那生殖細胞變異就不是發生在康噶遊群的所有成員身上，而僅限于變異孩子的父母某一方。
這樣一來，應對計劃隻需要針對這一對親子即可。
第二個假說涉及“通古斯大爆炸”。
1908年，西伯利亞深處的通古斯發生了神秘大爆炸。
空中出現巨大的火球，八千萬棵樹被掀倒，距爆炸中心六十公裡的人也被沖擊波卷飛。
其破壞力相當于一千五百萬噸TNT炸藥，也就是一千枚廣島原子彈的能量。
盡管還不明确是什麼引發了爆炸，但有人推測是彗星或小行星沖入地球大氣層後在空中爆炸。
爆炸地附近的植物，有的生長速度是普通植物的三倍，有的形态完全變異，這明顯是核輻射導緻基因異常引起的。
但不可思議的是，盡管現場附近沒有檢測出殘留的核輻射，但爆炸中心的植物變異率比核輻射引起的變異率高得多。
得知這一情況後，魯本斯通過對外協調部部長聯系上國家偵察局，取得了軍事偵察衛星的數據。
數據顯示，每年大緻有七次大氣圈内的小天體爆炸。
盡管其規模與通古斯大爆炸相差很遠，但也相當于長崎原子彈的破壞力，即兩萬噸TNT炸藥。
如果這種天文現象能導緻生物基因異常，而且發生在姆布提人居住的伊圖裡森林上空，那它很可能影響到附近的所有居民。
但國家偵察局再次确認，過去二十年間，從未觀測到剛果民主共和國上空發生過小天體爆炸。
這種天體現象大多發生在無人知曉的海洋上空。
于是，魯本斯放棄了這一假說。
最後剩下的，是決定了應對方案方向的“病毒進化說”。
盡管這隻是關于生物進化的許多假說中的一種，但這種假說中卻包含了魯本斯無法忽視的概念。
病毒沒有自我複制的能力，所以它們利用感染的生物細胞實現增殖，将自己的DNA整合到寄生的細胞DNA中，然後進行複制。
不過，在整合DNA時，病毒有可能停止活動。
于是被寄生的細胞中就加入了病毒的堿基序列，其變異在細胞分裂時被子細胞繼承，因此基因組也發生了變化。
或者，病毒也可以通過進入宿主生物的基因，作為其一部分實現增殖，而病毒在感染新的個體時停止活動，原來宿主的基因就被納入了新宿主的DNA中。
如果這種現象出現在生殖細胞中，而生殖細胞成為受精卵，添加的堿基序列獲得新的功能，那麼進化就發生。
倘若病毒進化說成立，那麼通過病毒感染，生物進化就會同時發生在多個地點。
将這一假說應用到這次的問題上，就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剛果雨林中出現了新型病毒，感染了姆布提人，促使其發生了進化。
接下來，魯本斯調查了針對姆布提人的病毒感染進行過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名為古賀誠治的日本病毒學者曾對姆布提人感染HIV病毒的情況作過實地調查，而調查對象恰好包括康噶遊群的四十名成員。
說不定，古賀博士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檢測出了導緻人類進化的未知病毒。
魯本斯的學術興趣被點燃，他立刻索要了日語書寫的原始論文，交給國家安全局翻譯。
但遺憾的是，結果令人失望。
古賀作調查的時間在可疑俾格米孩子出生七年前，也就是距今約十年前，而且康噶遊群的四十名成員都沒有感染病毒。
由于新型病毒可能是在古賀博士的調查後産生的，所以在拟訂應對計劃時，魯本斯沒有排除進化在若幹個體身上同時發生的可能性。
大量研究結束後，魯本斯暫時放下心來。
看樣子，“抹殺”這一最糟選擇可以避免。
隻要超人類可能通過病毒感染誕生，就不可能通過殺光康噶遊群的成員來根除威脅。
這樣的大屠殺應該是不會獲得允許的。
比較剩下的兩個選擇——“放任”和“捕獲”，就不得不放棄前者。
倘若可能破解最高強度密碼的高智能生物落入假想敵國手中，那将是極度危險的。
但不可否認，“捕獲”這個選擇也包含風險。
根據《海斯曼報告》，超人類擁有“憑我們的悟性無法理解的精神特質”。
面對我們發起的捕獲行動，對方将作何反應是無法預測的。
為了避免不測，就必須采取徹底的敵對行動，決不能心慈手軟。
所以，計劃的第一部分是調查。
将由特種部隊護衛的專家隊伍送進當地，确認皮爾斯發出的信息的真僞。
事實确認之後，計劃進入第二階段，即“将康噶遊群的成員及所有計劃執行者隔離”。
之所以連計劃執行者也要隔離，是因為他們有可能在當地的活動中感染病毒。
任務完成之時，必須捏造隔離理由欺瞞計劃執行者，比如為了避免埃博拉病毒或其他類似緻死性病毒的蔓延。
計劃的第三階段，是對所有被隔離的人員進行生化檢測，确定是否存在導緻進化的病毒。
如果檢測出病毒，那之後的處置就交給政治家，從政治角度判斷。
政治家恐怕會開發抗病毒藥物，将進化扼殺在搖籃之中吧。
如果病毒不存在，那就會釋放被隔離的人。
至于那個大腦發生變異的三歲孩子，應對辦法是讓他和他的父親都加入美國國籍，照顧其生活，并将其置于當局的寬松監視之下。
大前提是必須保證他作為一個人的權利，避免使用監禁等暴力手段，令其對現代人留下友好的印象，并利用其超人的智力為美國服務。
然而，魯本斯拟訂的計劃，在提交後的第二天就被退了回來。
“高層的意見是，你的計劃太拖泥帶水了。
”施耐德研究所會議室裡，對外協調部部長說，“必須盡快消除對美國的威脅。
” “消除？”魯本斯立即明白了這個詞的含義。
那就是抹殺。
“而且，你拟訂的計劃，無論是費用方面，還是實效性方面，都有問題。
中東進行的兩場戰争已經讓我們疲于應付了，沒有精力隔離紛争地帶的四十名俾格米人。
” “這件事可以不通過軍事方法解決，要用民事辦法。
隻要打着遏制緻死性病毒蔓延的旗幟，就可以僞裝為人道支援展開行動，在剛果戰鬥的各方勢力就不會以美國為敵了吧？” “我說，阿瑟……”部長放緩口氣，教育面前這位輕率無知的分析員，“你不知道本屆政府的脾氣嗎？即便你在這兒說服了我，他們也不會改變主意，隻會去找另一個聽他們話的機構辦事。
” 被上級點醒後，魯本斯對自己的幼稚感到羞恥。
沒錯，那些家夥的行事風格一貫如此。
給反對意見挑刺，然後加以摒棄，讓周圍遍布支持者。
這是披着民主決策外衣的獨裁。
萬斯政府就是這樣發動對伊拉克人民的殺戮的。
“高層的意見不會建立在你拟訂的計劃的适當性上，隻會基于他們自己的偏好。
本屆政府是典
除了單個堿基替換、即位點突變之外，基因組也會變化。
一個基因被複制，然後移動到别的部位，或者整條DNA鍊被複制兩次，這些在生物進化史上都曾經發生過。
這種劇烈的堿基序列變化便是生物進化的原動力。
此外，二十世紀末，又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即使DNA不發生變化，生物的性狀也會變化。
甲基和乙酰基等原子團，可以促進或抑制基因表達。
而且，因為這種化學修飾在親子間能準确遺傳，所以下一代将會繼承上一代的變異。
對這種DNA變異機制了解得越多，魯本斯就越是覺得，生物進化比從前認為的更迅猛劇烈。
換言之，生物進化的速度遠超過地質學變化。
正如《海斯曼報告》所指出的那樣：“生物在漫長的時間中積累着細小的變化，然後在某個時候，性狀突然發生巨大的改變。
” 對人類進化做一個總結吧。
六百萬年前，某靈長類分出兩條分支，一條黑猩猩分支，一條人類分支。
但不可思議的是，六百萬年間，黑猩猩基本沒發生進化，而從拉米達地猿進化到人屬期間，至少誕生了二十種以上的人類，最終演化為現在的智人。
但這種進化并非隻有一條線，而是有多條分支并行。
在太古時代，地球上同時存在多種人類。
五萬年前離開非洲大陸、擴散到整個地球的新人應該也遇到了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
與黑猩猩相比，人類的進化大大加速，對于這種現象，學界陸續提出了若幹解答。
在人類大腦的基因中，有許多提高進化速度的物質，其中有一種同大腦皮質形成有關的基因，叫作“人類加速區1”。
自從這個基因在生物進化過程中出現，在三億年的時間裡，就隻發生過兩次堿基替換。
但在六百萬年的人類進化過程中，該基因卻有十八個堿基發生了變異。
也就是說，在所有生物中，隻有人亞科的動物，朝智力爆發式增長的方向發生了進化。
魯本斯接着注意到了名為FOXP2的基因。
黑猩猩也具有這種基因。
盡管人類和黑猩猩的FOXP2基因相差甚微，但正是這細微的差别，導緻了人類在語言能力方面遠遠超過黑猩猩。
FOXP2被稱為轉錄因子，它能促進其他六十一個基因的表達，但同時也會抑制另外五十五個基因的表達。
單單一個基因發生變異，就可以改變上百個基因的功能。
正是FOXP2上的細微改變，使人類獲得了高度發達的語言能力。
鑒于人類DNA上的進化加速區及其細微的變異所帶來的巨大影響，不能判定皮爾斯博士報告中關于人類發生進化的論斷是謬誤的。
魯本斯正要撰寫分析報告時，發現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項研究。
大約二十萬年前出現的新人類，有十九萬年都過着原始生活，為什麼突然就構建出文明社會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存在于人類基因組中。
有迹象表明，六千年前出現的ASPM基因改造了人類的大腦。
後來又發生了趨同演化，即地理上相互分隔的群體演化出相似的能力，于是各地的文明相繼興起。
倘若這一假說成立，那麼新人類就經曆了大腦的進化，盡管新人類的規模并不大。
在判定皮爾斯的論斷是否正确之前，人類的進化就已經是既成事實了。
魯本斯在圖書館完成調查後，返回喬治敦郊外的家。
他打開電腦，一口氣完成了上級交辦的分析報告。
在結論部分，他措辭謹慎地寫道： 當前還不能斷定皮爾斯博士電子郵件中提及的姆布提人幼兒是新物種，将其判定為頭部形狀奇特的人更妥當。
不過，這種奇特形狀是堿基序列變異所緻，而且這種變異非但沒有對當事人造成傷害，反而促進了其智力發育。
就這點而論，稱其為“進化後的人類”或“新物種”也是恰當的。
分析報告如期交到對外協調部部長的手中。
部長當場就給魯本斯布置了一項新任務。
“這件事已經寫進總統簡報裡了。
總統可能會要求我們拟訂應對計劃，你提前作好準備吧。
” “應對計劃是指什麼？” “是指如何處理這種生物。
” 魯本斯面前又出現了一道難題。
因為總統要的不是從生物學觀點出發的應對方案，而是如何消除這個國家安全上的問題。
他頭腦中立即浮現出三個選擇：放任、捕獲和抹殺。
但無論作何選擇，都稱不上完美的解決方案。
魯本斯再次返回圖書館，收集應對計劃所需的信息。
他還沒有觸及那個根本性的問題：俾格米孩子的基因為什麼會變異？進一步說，他父母的生殖細胞出了什麼狀況？ 查閱所有資料之後，有參考價值的信息濃縮為三個假說。
魯本斯對這三個假說逐一作了仔細調查。
最先着手的，是DNA核小體結構方面的研究，即鳉魚的堿基替換周期性研究。
DNA并不是以雙螺旋的形态直接存在于細胞内，而是纏繞在被稱為組蛋白的球形蛋白質上，兩者是線與線軸的關系。
而且，因為DNA比組蛋白長，所以一條DNA在纏完一個組蛋白之後又會纏上另一個，就像一條長線有規律地纏繞在一列線軸上。
在鳉魚的DNA上觀察到的變異是，與組蛋白結構的周期性相呼應，變異每隔兩百個堿基就會發生。
如果将這一研究應用到人類的進化上，那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DNA上本來有些容易發生堿基替換的位點，人亞科生物大腦産生有關的基因，隻是偶然與這些區間重合而已。
随機的堿基替換反複進行，大部分受精卵都會因為基因錯誤而自然流産，而這一次，在剛果雨林生活的姆布提人中，出現了大腦成功進化的個體。
如果這一推測成立，那生殖細胞變異就不是發生在康噶遊群的所有成員身上，而僅限于變異孩子的父母某一方。
這樣一來，應對計劃隻需要針對這一對親子即可。
第二個假說涉及“通古斯大爆炸”。
1908年，西伯利亞深處的通古斯發生了神秘大爆炸。
空中出現巨大的火球，八千萬棵樹被掀倒，距爆炸中心六十公裡的人也被沖擊波卷飛。
其破壞力相當于一千五百萬噸TNT炸藥，也就是一千枚廣島原子彈的能量。
盡管還不明确是什麼引發了爆炸，但有人推測是彗星或小行星沖入地球大氣層後在空中爆炸。
爆炸地附近的植物，有的生長速度是普通植物的三倍，有的形态完全變異，這明顯是核輻射導緻基因異常引起的。
但不可思議的是，盡管現場附近沒有檢測出殘留的核輻射，但爆炸中心的植物變異率比核輻射引起的變異率高得多。
得知這一情況後，魯本斯通過對外協調部部長聯系上國家偵察局，取得了軍事偵察衛星的數據。
數據顯示，每年大緻有七次大氣圈内的小天體爆炸。
盡管其規模與通古斯大爆炸相差很遠，但也相當于長崎原子彈的破壞力，即兩萬噸TNT炸藥。
如果這種天文現象能導緻生物基因異常，而且發生在姆布提人居住的伊圖裡森林上空，那它很可能影響到附近的所有居民。
但國家偵察局再次确認，過去二十年間，從未觀測到剛果民主共和國上空發生過小天體爆炸。
這種天體現象大多發生在無人知曉的海洋上空。
于是，魯本斯放棄了這一假說。
最後剩下的，是決定了應對方案方向的“病毒進化說”。
盡管這隻是關于生物進化的許多假說中的一種，但這種假說中卻包含了魯本斯無法忽視的概念。
病毒沒有自我複制的能力，所以它們利用感染的生物細胞實現增殖，将自己的DNA整合到寄生的細胞DNA中，然後進行複制。
不過，在整合DNA時，病毒有可能停止活動。
于是被寄生的細胞中就加入了病毒的堿基序列，其變異在細胞分裂時被子細胞繼承，因此基因組也發生了變化。
或者，病毒也可以通過進入宿主生物的基因，作為其一部分實現增殖，而病毒在感染新的個體時停止活動，原來宿主的基因就被納入了新宿主的DNA中。
如果這種現象出現在生殖細胞中，而生殖細胞成為受精卵，添加的堿基序列獲得新的功能，那麼進化就發生。
倘若病毒進化說成立，那麼通過病毒感染，生物進化就會同時發生在多個地點。
将這一假說應用到這次的問題上，就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剛果雨林中出現了新型病毒，感染了姆布提人，促使其發生了進化。
接下來，魯本斯調查了針對姆布提人的病毒感染進行過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名為古賀誠治的日本病毒學者曾對姆布提人感染HIV病毒的情況作過實地調查，而調查對象恰好包括康噶遊群的四十名成員。
說不定，古賀博士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檢測出了導緻人類進化的未知病毒。
魯本斯的學術興趣被點燃，他立刻索要了日語書寫的原始論文，交給國家安全局翻譯。
但遺憾的是，結果令人失望。
古賀作調查的時間在可疑俾格米孩子出生七年前，也就是距今約十年前，而且康噶遊群的四十名成員都沒有感染病毒。
由于新型病毒可能是在古賀博士的調查後産生的，所以在拟訂應對計劃時，魯本斯沒有排除進化在若幹個體身上同時發生的可能性。
大量研究結束後，魯本斯暫時放下心來。
看樣子，“抹殺”這一最糟選擇可以避免。
隻要超人類可能通過病毒感染誕生，就不可能通過殺光康噶遊群的成員來根除威脅。
這樣的大屠殺應該是不會獲得允許的。
比較剩下的兩個選擇——“放任”和“捕獲”，就不得不放棄前者。
倘若可能破解最高強度密碼的高智能生物落入假想敵國手中，那将是極度危險的。
但不可否認，“捕獲”這個選擇也包含風險。
根據《海斯曼報告》，超人類擁有“憑我們的悟性無法理解的精神特質”。
面對我們發起的捕獲行動，對方将作何反應是無法預測的。
為了避免不測，就必須采取徹底的敵對行動，決不能心慈手軟。
所以，計劃的第一部分是調查。
将由特種部隊護衛的專家隊伍送進當地，确認皮爾斯發出的信息的真僞。
事實确認之後，計劃進入第二階段，即“将康噶遊群的成員及所有計劃執行者隔離”。
之所以連計劃執行者也要隔離，是因為他們有可能在當地的活動中感染病毒。
任務完成之時，必須捏造隔離理由欺瞞計劃執行者，比如為了避免埃博拉病毒或其他類似緻死性病毒的蔓延。
計劃的第三階段，是對所有被隔離的人員進行生化檢測，确定是否存在導緻進化的病毒。
如果檢測出病毒，那之後的處置就交給政治家，從政治角度判斷。
政治家恐怕會開發抗病毒藥物，将進化扼殺在搖籃之中吧。
如果病毒不存在，那就會釋放被隔離的人。
至于那個大腦發生變異的三歲孩子，應對辦法是讓他和他的父親都加入美國國籍，照顧其生活，并将其置于當局的寬松監視之下。
大前提是必須保證他作為一個人的權利，避免使用監禁等暴力手段，令其對現代人留下友好的印象，并利用其超人的智力為美國服務。
然而，魯本斯拟訂的計劃，在提交後的第二天就被退了回來。
“高層的意見是，你的計劃太拖泥帶水了。
”施耐德研究所會議室裡，對外協調部部長說，“必須盡快消除對美國的威脅。
” “消除？”魯本斯立即明白了這個詞的含義。
那就是抹殺。
“而且，你拟訂的計劃，無論是費用方面，還是實效性方面，都有問題。
中東進行的兩場戰争已經讓我們疲于應付了，沒有精力隔離紛争地帶的四十名俾格米人。
” “這件事可以不通過軍事方法解決，要用民事辦法。
隻要打着遏制緻死性病毒蔓延的旗幟，就可以僞裝為人道支援展開行動，在剛果戰鬥的各方勢力就不會以美國為敵了吧？” “我說，阿瑟……”部長放緩口氣，教育面前這位輕率無知的分析員，“你不知道本屆政府的脾氣嗎？即便你在這兒說服了我，他們也不會改變主意，隻會去找另一個聽他們話的機構辦事。
” 被上級點醒後，魯本斯對自己的幼稚感到羞恥。
沒錯，那些家夥的行事風格一貫如此。
給反對意見挑刺，然後加以摒棄，讓周圍遍布支持者。
這是披着民主決策外衣的獨裁。
萬斯政府就是這樣發動對伊拉克人民的殺戮的。
“高層的意見不會建立在你拟訂的計劃的适當性上，隻會基于他們自己的偏好。
本屆政府是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