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平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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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就是地鐵站，而我的左手邊就是出口。
或許是因為我覺得地鐵站裡會有藥房，或許是因為我想再回憶回憶這個地鐵站的樣子，我選擇走向右手邊，走下樓梯。
我願意在這種事情上浪費時間，因為這有助于我向前看，有助于我繼續生活，畢竟，整整一個半月，我什麼都沒幹。
于是，我朝地鐵站走去。
我身上有一張地鐵卡，還能用，我刷卡進了站。
這時，一輛列車正好進站，車輪在刹車時發出了尖厲的聲音，随後車門齊齊打開。
站台上沒幾個人，因為地鐵十一點就停止運營了。
有個人從第一節車廂探出頭看了看，可能是安保人員，正在揣測我到底要不要上車。
列車駛遠後，我在一條沒人坐的長凳上坐下。
車站内一片寂靜。
這時，長凳那邊有什麼東西動了動。
是一個坐在地闆上的老人。
他是個乞丐，他的雙腿隻剩下兩截殘肢，膝蓋和膝蓋以下的部分都消失了。
他在看軌道對面的洗發水廣告。
我婆婆收了錢，她告訴我，離開金店時她一直撫摩着自己空蕩蕩的無名指。
雨已經停了，但人行道上還有積水，濕漉漉的涼鞋弄得她的雙腳很難受。
幾天後，她用口袋裡的那三十美金買了一雙新涼鞋，但她一直沒有勇氣穿上。
賣了戒指後，她又拖了二十六個月，才終于離了婚。
她在餐廳裡跟我講了這個故事，一邊講一邊塗着指甲。
她說我們不必急着還她錢，她不缺那筆去西班牙的旅費，我們想什麼時候還給她都行。
她說她很想念她的孩子們，但她知道他們都各自有事要忙，她不能一想他們就給他們打電話，那會很讨人嫌的。
我想，我必須聽她說話，這是我的義務，因為我住在她家，因為她失去了價值三十美金的結婚戒指，這令我感到很愧疚。
因為她堅持要給我們燒飯，每次我們洗完衣服，她就非得幫我們燙，因為她從一開始就對我很好。
她還說，她問C室的鄰居讨來了周日的分類廣告專欄，幫我們看看有沒有合适的新公寓，因為她覺得我們現在住的這間不夠亮堂。
我願意聽她喋喋不休，因為我沒有其他事情可做；我看着她，因為她就坐在那棵聖誕樹前。
最後，她說她很喜歡跟我聊天，像今天這樣，像兩個朋友一樣。
她說她小時候會在廚房裡和母親聊個不停，她說要是她母親還在就好了。
她停了下來，于是我又翻開了我的雜志，這時她又開口說： “向上帝祈禱的時候，我會這樣說：‘上帝啊，請盡您所能地幫助我們吧。
’”她長歎了一口氣。
“真的，我從來不祈求具體的東西。
聽了那麼多别人的故事後，我已經學會不再為他們祈求對他們來說‘最好的’東西了。
” 就在這時，她說她的頭很痛，很暈，問我能不能幫她買幾片阿司匹林。
又一輛列車駛離站台。
那個乞丐看了我一眼，問： “您也不打算乘車嗎？” “我需要我的箱子。
”我說。
此時我忽然想起了它們，于是我知道了自己到底想要什麼，知道了我為什麼還坐在凳子上。
但我婆婆還說了些别的。
一句傻話，卻一直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她說，拿着三十美金走出那家店，她卻回不了家了。
她有打車的錢，記得家裡的地址，也沒有别的事要做，但她就是回不了家。
她走到街角的公交車站，坐在鐵制長椅上，就那麼一直坐着。
她看着往來的行人。
她不想，也不能思考任何事，她不能做出任何決定。
隻有她的身體機械地看着、呼吸着。
她陷入了一段循環往複、永無止境的時間中，公交車來了，又走了，車站的人走空了，又擠滿了。
每個等車的人都帶着東西。
他們把自己的東西放在手袋或公文包中，夾在胳膊底下，提在手裡，或放在地上，夾在兩腳之間。
他們就這樣謹慎地看管着自己的東西，而他們的東西則牢牢地支撐着他們。
那個乞丐朝我爬來。
我不清楚他是怎麼做到的，但看到他爬得那麼快，我不禁吓了一跳。
他散發出一股垃圾的味道，但他看起來很友善。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本街道導覽。
“您想要您的箱子，”他說着，打開那本導覽遞給我，“但您不知道怎麼走……” 盡管那是一本舊版的導覽，我還是找到了城市的地鐵線路圖。
從雷蒂羅站到憲法站，從中央車站到查卡裡塔站。
我婆婆說，她記得當時發生的一切，甚至能準确地說出車站裡的每個人帶的每一樣東西。
但她手裡什麼也沒有，所以她哪兒也去不了。
她說她就坐在四十平方厘米的空間中，這是她的原話。
很久之後我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很難想象我婆婆會說這樣的話，但這确實是她的原話，她說她就坐在四十平方厘米的空間中，這就是她的身體在這個世間占據的全部空間。
那個乞丐等着我。
有那麼一秒，他垂下了眼睛，于是，我看到他的眼皮上還有一對畫上去的眼睛，看起來就像是挂在聖誕樹上的聖誕老人的眼睛。
我知道我應該站起來，我知道一到行李寄存處，我就能找到我需要的那個箱子。
但我不能這麼做。
我甚至連動都不能動。
我要是站起來，就會不可避免地看到自己的身體所占據的空間。
我要是看地圖——那乞丐此刻又把地圖湊向我，仿佛想讓我看得更清楚——就會發現，我無法向他指出我想去的地方，因為，在整座城市中，竟沒有我的容身之所。
或許是因為我覺得地鐵站裡會有藥房，或許是因為我想再回憶回憶這個地鐵站的樣子，我選擇走向右手邊，走下樓梯。
我願意在這種事情上浪費時間，因為這有助于我向前看，有助于我繼續生活，畢竟，整整一個半月，我什麼都沒幹。
于是，我朝地鐵站走去。
我身上有一張地鐵卡，還能用，我刷卡進了站。
這時，一輛列車正好進站，車輪在刹車時發出了尖厲的聲音，随後車門齊齊打開。
站台上沒幾個人，因為地鐵十一點就停止運營了。
有個人從第一節車廂探出頭看了看，可能是安保人員，正在揣測我到底要不要上車。
列車駛遠後，我在一條沒人坐的長凳上坐下。
車站内一片寂靜。
這時，長凳那邊有什麼東西動了動。
是一個坐在地闆上的老人。
他是個乞丐，他的雙腿隻剩下兩截殘肢，膝蓋和膝蓋以下的部分都消失了。
他在看軌道對面的洗發水廣告。
我婆婆收了錢，她告訴我，離開金店時她一直撫摩着自己空蕩蕩的無名指。
雨已經停了，但人行道上還有積水，濕漉漉的涼鞋弄得她的雙腳很難受。
幾天後，她用口袋裡的那三十美金買了一雙新涼鞋，但她一直沒有勇氣穿上。
賣了戒指後，她又拖了二十六個月，才終于離了婚。
她在餐廳裡跟我講了這個故事，一邊講一邊塗着指甲。
她說我們不必急着還她錢，她不缺那筆去西班牙的旅費，我們想什麼時候還給她都行。
她說她很想念她的孩子們，但她知道他們都各自有事要忙，她不能一想他們就給他們打電話，那會很讨人嫌的。
我想，我必須聽她說話，這是我的義務，因為我住在她家，因為她失去了價值三十美金的結婚戒指，這令我感到很愧疚。
因為她堅持要給我們燒飯，每次我們洗完衣服，她就非得幫我們燙，因為她從一開始就對我很好。
她還說，她問C室的鄰居讨來了周日的分類廣告專欄，幫我們看看有沒有合适的新公寓，因為她覺得我們現在住的這間不夠亮堂。
我願意聽她喋喋不休，因為我沒有其他事情可做；我看着她，因為她就坐在那棵聖誕樹前。
最後，她說她很喜歡跟我聊天，像今天這樣，像兩個朋友一樣。
她說她小時候會在廚房裡和母親聊個不停，她說要是她母親還在就好了。
她停了下來，于是我又翻開了我的雜志，這時她又開口說： “向上帝祈禱的時候，我會這樣說：‘上帝啊，請盡您所能地幫助我們吧。
’”她長歎了一口氣。
“真的，我從來不祈求具體的東西。
聽了那麼多别人的故事後，我已經學會不再為他們祈求對他們來說‘最好的’東西了。
” 就在這時，她說她的頭很痛，很暈，問我能不能幫她買幾片阿司匹林。
又一輛列車駛離站台。
那個乞丐看了我一眼，問： “您也不打算乘車嗎？” “我需要我的箱子。
”我說。
此時我忽然想起了它們，于是我知道了自己到底想要什麼，知道了我為什麼還坐在凳子上。
但我婆婆還說了些别的。
一句傻話，卻一直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她說，拿着三十美金走出那家店，她卻回不了家了。
她有打車的錢，記得家裡的地址，也沒有别的事要做，但她就是回不了家。
她走到街角的公交車站，坐在鐵制長椅上，就那麼一直坐着。
她看着往來的行人。
她不想，也不能思考任何事，她不能做出任何決定。
隻有她的身體機械地看着、呼吸着。
她陷入了一段循環往複、永無止境的時間中，公交車來了，又走了，車站的人走空了，又擠滿了。
每個等車的人都帶着東西。
他們把自己的東西放在手袋或公文包中，夾在胳膊底下，提在手裡，或放在地上，夾在兩腳之間。
他們就這樣謹慎地看管着自己的東西，而他們的東西則牢牢地支撐着他們。
那個乞丐朝我爬來。
我不清楚他是怎麼做到的，但看到他爬得那麼快，我不禁吓了一跳。
他散發出一股垃圾的味道，但他看起來很友善。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本街道導覽。
“您想要您的箱子，”他說着，打開那本導覽遞給我，“但您不知道怎麼走……” 盡管那是一本舊版的導覽，我還是找到了城市的地鐵線路圖。
從雷蒂羅站到憲法站，從中央車站到查卡裡塔站。
我婆婆說，她記得當時發生的一切，甚至能準确地說出車站裡的每個人帶的每一樣東西。
但她手裡什麼也沒有，所以她哪兒也去不了。
她說她就坐在四十平方厘米的空間中，這是她的原話。
很久之後我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很難想象我婆婆會說這樣的話，但這确實是她的原話，她說她就坐在四十平方厘米的空間中，這就是她的身體在這個世間占據的全部空間。
那個乞丐等着我。
有那麼一秒，他垂下了眼睛，于是，我看到他的眼皮上還有一對畫上去的眼睛，看起來就像是挂在聖誕樹上的聖誕老人的眼睛。
我知道我應該站起來，我知道一到行李寄存處，我就能找到我需要的那個箱子。
但我不能這麼做。
我甚至連動都不能動。
我要是站起來，就會不可避免地看到自己的身體所占據的空間。
我要是看地圖——那乞丐此刻又把地圖湊向我，仿佛想讓我看得更清楚——就會發現，我無法向他指出我想去的地方，因為，在整座城市中，竟沒有我的容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