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人類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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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約好的信号:去叫救護車。

    他不想死……他才四十五歲……我打電話給急救站,他們也知道是我們家的情況,他們不願意來:“我們幫不了你丈夫。

    ”我隻好給他打針!給他麻醉劑。

    我自己給他打針,我已經學會了,隻是打針過後,他的皮膚上會留下淤青,不能散去。

    有一次,我打了電話,救護車來了……一個年輕的醫生走近他一看,馬上就退了回來:“請問,他是不是切爾諾貝利來的?是不是一直在那裡的人?”我回答:“是的。

    ”而他,我一點兒沒有誇張,他喊道:“親愛的,還是盡快讓他解脫吧!盡快!我看到過,切爾諾貝利回來的人都是怎麼死的。

    ”我覺得他會聽到這些話……好在,他不知道他已經是他們小隊留下的最後一個……還有一次,診所派來一位護士,她就站在樓道裡,連房門都沒有進去:“啊,我不進去!”而我不怕!隻要他需要,我什麼都願意做!但我該怎麼做?救贖在哪裡?他在呼喊……他很痛苦,整天在喊叫……後來我想了一個辦法:把伏特加通過注射器灌給他。

    他安靜了下來,忘記了疼痛。

    辦法也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是其他女人教我的……她們也遇到了與我一樣的難題。

    他媽媽來了:“你當初為什麼會同意他去切爾諾貝利啊?你怎麼會這樣做?”而我當時根本就沒有想過我能不讓他去,而他,也許,他也不會不去。

    那是什麼時代?是軍事政權時代,而我們當時都是另一類人,和現在不一樣。

    有一次我問他:“你後悔去那裡嗎?”他搖搖頭。

    他在筆記本上寫道:“我死後,你把汽車、備用輪胎賣掉,你不要嫁給托裡克。

    ”托裡克是他弟弟,也喜歡我…… 我還有許多秘密……我坐在他旁邊……他睡着了……他有一頭漂亮的頭發……我拿剪刀悄悄地剪了一绺下來……他睜開了眼睛,看着我手裡的頭發,笑了。

    我還留着他的手表、軍人證和切爾諾貝利勳章……(沉默)啊,我以前真的很快樂!我記得在産科病房,我在窗邊坐了好多天,每天都在等他,盼他。

    我怎麼也想不通:我這是怎麼了?我就這樣盼着……隻要看不到他,我就受不了。

    早上我給他做飯,看着他吃,看着他刮胡子,看着他出門。

    我是個認真負責的圖書館管理員,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去愛我的工作。

    我隻愛他。

    隻愛他一個人。

    我不能沒有他。

    夜裡,我會大聲呼喊……我會埋在枕頭裡呼喊,怕孩子聽見…… 我從來不去想,我們将要分離……我已經知道了,但我不願意想……我媽媽……他弟弟……他們都有所準備,都暗示我,醫生也勸我,要我想想下面的事情,在明斯克附近有一家專門醫院,從前那些殘疾人……經曆過阿富汗戰争的人……沒有手臂的人……都在那裡等死……而現在,他們把切爾諾貝利回來的人都送到那兒去。

    他們對我說:那兒對他最合适,醫生随時會貼身照看。

    但我不願意,我不願意聽他們說這個。

    于是,他們去說服他,讓他對我說:“送我去那裡吧!不要折磨你自己了。

    ”這時候我正去單位要求病假證,或者請求無薪休假。

    按照法規,病假證隻有在孩子生病才能準予,而無薪休假不能超過一個月。

    我們的筆記本都被他寫滿了。

    他要我答應他,要我送他去那兒。

    我和他弟弟一起坐車去了。

    那個地方在一個村子邊上,叫做格列賓卡,是一處好大的木頭房子,水井已經損壞,衛生間在室外,還有幾個虔誠的、頭戴黑紗的老婦女……我連車也沒下。

    夜裡我親吻他:“你怎麼能要我這樣做?我永遠不要這種事情發生!永遠不要這種事情發生!永遠不要!”我一直吻着他…… 最讓人恐懼的是最後那幾周……他把尿撒在半升的罐子裡,要用半個小時才解完。

    他沒有擡起眼睛,他害羞。

    “你怎麼會這麼想呢?!”我吻他。

    最後一天有這樣一個瞬間:他睜開眼,坐了起來,笑着對我說:“瓦柳什卡!……”聽到他的聲音……我興奮得說不出話來…… 單位打來電話:“我們帶着紅色證書過來。

    ”我問過他:“你單位的人要來,要發給你證書。

    ”他搖搖頭:不要,不要!但他們還是來了……帶了一些錢來,還有一個帶列甯頭像的紅本子。

    我接過證書,心想:“他為了什麼而死,就為這個嗎?報紙上說,爆炸的不僅是切爾諾貝利,還有……蘇維埃生活已經結束了。

    可紅皮證書裡面依然是……”那些人本來想對他說一些好聽的話,但他蓋上了毯子,隻把蓬亂的頭發露在外面。

    他們在他旁邊站了一會兒,就走了。

    他已經害怕見人……隻有我不會讓他害怕。

     但他就要走了……我呼喊他,但他的眼睛已經睜不開了,隻是在喘息……埋葬他的時候,我把兩塊手帕蓋在他的臉上。

    如果有人要看他,我會掀開……一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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