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裡可怕的事總是安靜而自然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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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才能理解這種改變,從原來的慣性思維中解脫出來……我是生物學家。

    我的論文研究的是黃蜂的行為。

    我在一個荒島上待了兩個月。

    我在那裡培育自己的蜂巢。

    我和黃蜂待了一周,它們才接受我去它們家裡進行觀察的。

    它們從來不允許任何外人靠近蜂巢三米以内的地方,而我一星期後近到了十厘米。

    我用火柴棍蘸着果醬給它們喂食。

    “不要弄壞蟻丘,這是一種很好的異種生物生活形态。

    ”這是我的老師最愛說的一句話。

    蜂巢與整個森林相關,而我也逐漸融入了這裡。

    老鼠跑來就坐在我運動鞋的邊上,那是一隻林子裡的野生老鼠,但是它已經把我當作這裡環境的一部分了。

    我們就這樣一直坐到晚上,我今天坐在這裡,明天還會坐在這裡…… 切爾諾貝利事故之後……舉行了一次兒童畫展。

    其中一張畫上,一隻鹳行走在黑色的春天田野上……标題是:《沒有人跟鹳說過什麼》。

    這就是我當時的感覺。

    我有自己的工作……我們去各地收集水樣、土樣,再送到明斯克。

    我們這兒的幾個女孩子在抱怨:“我們帶的才是真正的燙手山芋。

    ”沒有任何防護手段,也沒有任何防護服。

    人坐在車子的前排座位,後座就放着這些發亮的樣本。

    我們是按照編制好的程序處置這些放射性土壤的。

    我們把土埋進土裡……一項全新的工作……誰也不會明白的一項工作……按照處置規程,掩埋前必須進行地質勘探,距離地下水層的深度不得近于四至六米,埋藏深度不大,凹坑的四壁和底部要鋪塑料布。

    但是,這隻是規程寫的,實際操作自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往往是随便了事。

    根本沒有什麼地質勘探。

    手指一指:“就在這裡挖。

    ”挖掘機就開始挖了。

    “挖多深?”“鬼知道多深!等見到水,我就停。

    ”“嘩啦”一聲就倒進了地下水裡…… 正如人們所說的:神聖的是人民,犯罪的是政府……我來告訴你,我是怎麼想的……關于我們的人民,還有我自己…… 我出過最長的一次公差,是去克拉斯諾波爾區,我已經說過的,是我最長的一次公差。

    為了防止地表的放射性物質沖刷到河流裡,必須再次按照規程進行處理:雙犁溝,隔開來一段,再來一次雙犁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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