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兒的哲學：和别人一起吃污染的面包片，不用覺得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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惦記着他們。
也就是說，希望，還有。
整個世界都有響應……意大利、法國、德國已經同意接收我們的孩子進行治療……漢莎航空公司免費搭載他們去德國。
德國飛行員之間展開了一場比賽，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選拔，由最好的飛行員執行這次航班。
當孩子們走進機艙，他們看上去都面色蒼白，安安靜靜的。
但沒有必要不開心……（笑聲）一個男孩的父親沖到我的辦公室，要求返回他兒子的資料：“他們那裡要取我們孩子的血。
他們要拿孩子做實驗。
”當然，人們對那場可怕戰争的記憶還沒有消失……人們還記得……但在這裡是另外一回事：我們長時間生活在鐵絲網後面，在蘇聯社會主義裡。
我們害怕另一個世界。
他們不知道他們——切爾諾貝利的媽媽和爸爸——這時候已經有一個組織了。
還是繼續來談論我們的心态……蘇聯的心态。
轟然一聲，蘇聯解體了……然而，許多人還在等待來自那個已經不存在的大國、強國的援助。
我的診斷是：你想要的是什麼？是監獄和幼兒園的混合物——這就是蘇聯的社會主義。
人把靈魂、良心、忠心交給國家，換得他的口糧。
這裡有些人是那麼幸運——他得到一大份口糧，而另一些人卻隻有一小份。
但他們得到的靈魂上的回報是相同的。
最讓我們害怕的是，我們的基金會也去分配這一口糧——我們不能分配切爾諾貝利的口糧。
人們已經習慣了等待，而且在抱怨：“我是切爾諾貝利人。
這是應當應分的，我是切爾諾貝利人。
”正如我現在理解的……切爾諾貝利，這是一個對我們精神的重要考驗，對我們文化的重要考驗。
第一年我們把五千名兒童送到國外，第二年是一萬名，第三年是一萬五千名兒童…… 你和孩子們談過切爾諾貝利嗎？不是與成年人，而是與兒童談。
他們那裡會有你想象不到的議論。
我作為一個哲學家，對此總是有興趣的。
例如……一個女孩告訴過我，她們班一九八六年秋天如何被送到田野，去收割甜菜和胡蘿蔔。
她們到處都會碰到死老鼠，她們還在笑。
老鼠、昆蟲、蚯蚓都要死了，然後野兔、狼就該開始死了，它們之後就是我們了。
人會最後死的。
她們幻想着沒有了動物和鳥類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沒有了老鼠，即使蒼蠅也不再飛了，世界也不會有什麼不同。
她們當時是十二歲到十五歲左右。
她們想象的未來就是這樣的。
我與另一個女孩談話……她去了夏令營，在那裡與一個男孩成了朋友。
她回憶說：“多好的男孩啊，我們難分難舍，所有的時間都在一起。
”後來，他的朋友告訴他，她來自切爾諾貝利，他就再也沒有來見過她。
我們甚至與這個女孩子通了信。
她寫道：“我想到自己的未來，我現在的夢想是中學畢業後就遠走高飛，走到一個沒有人知道我來自哪裡的地方。
那裡會有人愛上我，我會忘掉一切……” 你要記下來，記下來……是的……是的！一切都會從記憶中清除，都會忘記的。
我希望你記下來……還有一個故事……我們來到一個受污染的村莊。
學校附近的孩子們在玩球。
球滾進花壇，孩子們圍着花壇，走來走去，但都害怕去撿球。
一開始，我也不明白怎麼會這樣。
理論上說，我知道，但我沒有在這裡生活過，我缺乏那種時刻保持的警惕性，因為我是從正常世界來的。
我朝着花壇走去，孩子們就叫起來：“别去！别去！叔叔，别去！”三年了（這是一九八九年的事），他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思維：不可以坐在草地上，不可以摘花，不可以爬樹。
當我們把他們送到國外，就告訴他們：“你們要去森林裡，要去河邊。
要去遊泳，曬日光浴。
”當時我看到，他們如何小心翼翼地走進水裡……如何撫摸花草……到後來……後來……他們感受了快樂！他們去潛水，躺在沙灘上……他們随時都可以去采鮮花，用野花編花環。
我在考慮的問題是什麼？……是的，我們可以送他們去治療，但是如何讓他們返回他們原來的世界？如何讓他們返回他們的過去，還有他們的未來？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我們回答的問題：我們是誰？不回答這個問題，什麼都不會發生，什麼也不會改變。
對我們來說，什麼是生活？對我們來說，什麼是自由？我們知道的自由隻在夢想中存在。
我們曾經可能成為自由的人，但并沒有成為自由人。
我們不曾得到過。
我們建設共産主義花了七十年，現在我們在建設資本主義。
從前崇拜馬克思，現在崇拜的是美元。
我們在曆史中迷失了。
當你思考切爾諾貝利時，就會返回到這裡，返回到這一點：我們是誰？我們如何理解自己？我們如何理解世界？我們的軍事博物館比藝術博物館要多。
在軍事博物館裡保存着老式槍械、刺刀、手榴彈，館外場地上停放着坦克和迫擊炮。
學生們可以來這裡遊覽，館員告訴他們：這就是戰争。
戰争過去是這樣的……而今天已經不一樣了……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們又經曆了一場戰争。
戰争還沒有結束…… 我們……我們是誰？ ——根納季·格魯舍沃伊，白俄羅斯議會議員，“切爾諾貝利兒童”基金會主席
也就是說，希望，還有。
整個世界都有響應……意大利、法國、德國已經同意接收我們的孩子進行治療……漢莎航空公司免費搭載他們去德國。
德國飛行員之間展開了一場比賽，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選拔，由最好的飛行員執行這次航班。
當孩子們走進機艙，他們看上去都面色蒼白，安安靜靜的。
但沒有必要不開心……（笑聲）一個男孩的父親沖到我的辦公室，要求返回他兒子的資料：“他們那裡要取我們孩子的血。
他們要拿孩子做實驗。
”當然，人們對那場可怕戰争的記憶還沒有消失……人們還記得……但在這裡是另外一回事：我們長時間生活在鐵絲網後面，在蘇聯社會主義裡。
我們害怕另一個世界。
他們不知道他們——切爾諾貝利的媽媽和爸爸——這時候已經有一個組織了。
還是繼續來談論我們的心态……蘇聯的心态。
轟然一聲，蘇聯解體了……然而，許多人還在等待來自那個已經不存在的大國、強國的援助。
我的診斷是：你想要的是什麼？是監獄和幼兒園的混合物——這就是蘇聯的社會主義。
人把靈魂、良心、忠心交給國家，換得他的口糧。
這裡有些人是那麼幸運——他得到一大份口糧，而另一些人卻隻有一小份。
但他們得到的靈魂上的回報是相同的。
最讓我們害怕的是，我們的基金會也去分配這一口糧——我們不能分配切爾諾貝利的口糧。
人們已經習慣了等待，而且在抱怨：“我是切爾諾貝利人。
這是應當應分的，我是切爾諾貝利人。
”正如我現在理解的……切爾諾貝利，這是一個對我們精神的重要考驗，對我們文化的重要考驗。
第一年我們把五千名兒童送到國外，第二年是一萬名，第三年是一萬五千名兒童…… 你和孩子們談過切爾諾貝利嗎？不是與成年人，而是與兒童談。
他們那裡會有你想象不到的議論。
我作為一個哲學家，對此總是有興趣的。
例如……一個女孩告訴過我，她們班一九八六年秋天如何被送到田野，去收割甜菜和胡蘿蔔。
她們到處都會碰到死老鼠，她們還在笑。
老鼠、昆蟲、蚯蚓都要死了，然後野兔、狼就該開始死了，它們之後就是我們了。
人會最後死的。
她們幻想着沒有了動物和鳥類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沒有了老鼠，即使蒼蠅也不再飛了，世界也不會有什麼不同。
她們當時是十二歲到十五歲左右。
她們想象的未來就是這樣的。
我與另一個女孩談話……她去了夏令營，在那裡與一個男孩成了朋友。
她回憶說：“多好的男孩啊，我們難分難舍，所有的時間都在一起。
”後來，他的朋友告訴他，她來自切爾諾貝利，他就再也沒有來見過她。
我們甚至與這個女孩子通了信。
她寫道：“我想到自己的未來，我現在的夢想是中學畢業後就遠走高飛，走到一個沒有人知道我來自哪裡的地方。
那裡會有人愛上我，我會忘掉一切……” 你要記下來，記下來……是的……是的！一切都會從記憶中清除，都會忘記的。
我希望你記下來……還有一個故事……我們來到一個受污染的村莊。
學校附近的孩子們在玩球。
球滾進花壇，孩子們圍着花壇，走來走去，但都害怕去撿球。
一開始，我也不明白怎麼會這樣。
理論上說，我知道，但我沒有在這裡生活過，我缺乏那種時刻保持的警惕性，因為我是從正常世界來的。
我朝着花壇走去，孩子們就叫起來：“别去！别去！叔叔，别去！”三年了（這是一九八九年的事），他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思維：不可以坐在草地上，不可以摘花，不可以爬樹。
當我們把他們送到國外，就告訴他們：“你們要去森林裡，要去河邊。
要去遊泳，曬日光浴。
”當時我看到，他們如何小心翼翼地走進水裡……如何撫摸花草……到後來……後來……他們感受了快樂！他們去潛水，躺在沙灘上……他們随時都可以去采鮮花，用野花編花環。
我在考慮的問題是什麼？……是的，我們可以送他們去治療，但是如何讓他們返回他們原來的世界？如何讓他們返回他們的過去，還有他們的未來？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我們回答的問題：我們是誰？不回答這個問題，什麼都不會發生，什麼也不會改變。
對我們來說，什麼是生活？對我們來說，什麼是自由？我們知道的自由隻在夢想中存在。
我們曾經可能成為自由的人，但并沒有成為自由人。
我們不曾得到過。
我們建設共産主義花了七十年，現在我們在建設資本主義。
從前崇拜馬克思，現在崇拜的是美元。
我們在曆史中迷失了。
當你思考切爾諾貝利時，就會返回到這裡，返回到這一點：我們是誰？我們如何理解自己？我們如何理解世界？我們的軍事博物館比藝術博物館要多。
在軍事博物館裡保存着老式槍械、刺刀、手榴彈，館外場地上停放着坦克和迫擊炮。
學生們可以來這裡遊覽，館員告訴他們：這就是戰争。
戰争過去是這樣的……而今天已經不一樣了……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們又經曆了一場戰争。
戰争還沒有結束…… 我們……我們是誰？ ——根納季·格魯舍沃伊，白俄羅斯議會議員，“切爾諾貝利兒童”基金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