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兒的哲學：和别人一起吃污染的面包片，不用覺得尴尬
關燈
小
中
大
一樣可以。
我一樣能做到！就是這樣……我告訴自己：既然我無法改變一個人的生活，那麼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和他一起吃被污染的面包片，不要讓場面難堪，一起分享命運。
我們就是這樣看待自己的生活的。
我有妻子，還有兩個孩子，我要對他們負責。
我口袋裡有一個劑量檢測計……正如我現在理解的……這是我們的世界，這就是我們。
十年前，我喜歡這樣，我為此感到自豪；而今天，我喜歡這樣，我為此感到慚愧。
但是，我一樣會坐在桌子旁邊，一樣會吃這個該死的面包片。
我在想……在想，我們想過這些人嗎？這個該死的面包片并沒有從我的頭腦中消失。
應該用心，而不是用理智去吃掉它。
有人寫道，在二十世紀——現在我們已經生活在二十一世紀，而教導我們的依然是十九世紀的文學。
主啊！這個問題依然經常困擾着我……我和很多人讨論過……我們是誰？是誰？ 我和我的前妻有過一次有趣的談話，她現在是已故直升機飛行員的寡婦。
一個聰明的女人。
我們坐了很長時間。
她也想理解并發現她丈夫死亡的意義。
她在忍受，但是她難以忍受。
我在報紙上多次讀到過直升機飛行員在反應堆上空工作的報道。
一開始他們抛下鉛闆，但是鉛闆立即消失在洞裡，當時有誰會想到，那裡的溫度有兩千攝氏度，而鉛在七百攝氏度就會變成蒸氣。
然後他們又抛下裝着白雲石和砂子的麻袋。
漆黑的夜晚，煙塵飛騰。
為了“投中”目标，他們必須打開駕駛室的窗口，探出頭去用眼睛瞄準：向左向右，向上向下。
他們受到的輻射劑量高得不可思議！我還記得那些報道的名字：《空中英雄》《切爾諾貝利獵鷹》。
就是這個女人，她向我講述了自己的疑惑：“他們寫道，我的丈夫現在是英雄了。
是的，他是英雄。
但英雄是什麼？我知道，我的丈夫是一個誠實、勤勉的軍人。
是一個守紀律的軍人。
他從切爾諾貝利回來幾個月後就生病了。
他在克裡姆林宮受到嘉獎，他在那裡見到了戰友們，他們也都生病了，但是大家都為了重逢而高興。
他們帶着勳章高高興興地回家了……我當時問他：‘你們是不是就一定得受這麼多痛苦？執行任務之後就不能保持健康嗎？’他回答：‘也許可以，如果當時想的多一些就好了。
需要很好的防護服，佩戴特殊眼鏡和面罩。
但我們既沒有第一項，也沒有第二項，也沒有第三項。
我們自己也沒有遵守個人安全規則。
我們沒有多想……’我們當時很少去考慮這些……很遺憾，我們完全沒想到……”我同意她的觀點。
從我們的文化上看，這麼考慮自己是自私。
是精神上的弱點。
但總有一樣東西對你來說是更重要的，那就是你的生命。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三周年紀念日。
這場災難已經過去三年了……人們被遷移到三十公裡以外的隔離區，但仍然有超過二百萬名白俄羅斯人生活在污染地區，他們被遺忘了。
白俄羅斯反對派計劃在那一天發動遊行，而當局的回答是宣布當天為義務勞動星期六。
城裡到處懸挂着紅旗，流動小吃亭推出了當時緊缺的産品：薩拉米香腸、巧克力、罐裝速溶咖啡。
街頭随處都可以看到警車。
警察穿着便衣……在拍照……不過，出現了新的現象：沒有人去注意他們，也不再害怕他們。
人們開始在切柳斯金采夫公園附近聚集……行進，行進。
到十點鐘，已經有兩三萬人（我使用了随後在電視上報道的警方數據），每分鐘，人群都在增加。
我們自己也不希望是這樣的……一切都在上升……誰能夠阻止這大海一樣的人群？十點整，按我們的計劃，隊伍沿着列甯大道向市中心移動，将那裡舉行一次集會。
一路上，不斷有新的人群加入，他們就在旁邊平行的街上、胡同裡、門洞裡等待着。
傳來一個消息：警察和軍人巡邏封鎖了通往市内的道路，阻止了運送其他地方的遊行隊伍的大客車和卡車，迫使他們返回。
但是沒有人驚慌，人們停下車，步行前往集會地點。
他們用擴音器通知全體隊伍。
人群頭頂的“烏拉！”四處回響。
陽台上擠滿了人……加入的人越來越多……陽台上擠滿了，他們打開窗戶，爬上窗台，朝着我們揮手，揮着頭巾歡呼，揮着兒童的小旗子。
我這時注意到，四周的人在議論……警察在後撤，包括那些身穿便衣、帶着照相機的小夥子……我馬上就想到：他們得到命令，退走了，回到蓋着篷布的汽車裡躲了起來。
當局躲起來了……我們在觀望……當局害怕了……人們邊走邊哭，大家手拉着手。
他們戰勝了自己的恐懼，從恐懼中解脫了出來。
集會開始了……雖然我們準備了很長時間，讨論過演說者的名單，但沒有人記得住。
這些來自切爾諾貝利地區的普通人，自己走到倉促搭好的講台上，不用講稿，就開始講起來。
他們排隊輪流發言。
這是證人的發言……證人在作證。
發言人中的隻有韋利霍夫院士一位名人，他曾經是事故現場清理總部的領導人之一。
但是他的發言，我沒有記住。
我記得别人的發言…… 帶着兩個孩子的母親……女孩和男孩…… 婦女帶着兩個孩子走上講台：“我的兩個孩子從小就不會笑。
不會玩耍。
不
我一樣能做到！就是這樣……我告訴自己：既然我無法改變一個人的生活，那麼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和他一起吃被污染的面包片，不要讓場面難堪，一起分享命運。
我們就是這樣看待自己的生活的。
我有妻子，還有兩個孩子，我要對他們負責。
我口袋裡有一個劑量檢測計……正如我現在理解的……這是我們的世界，這就是我們。
十年前，我喜歡這樣，我為此感到自豪；而今天，我喜歡這樣，我為此感到慚愧。
但是，我一樣會坐在桌子旁邊，一樣會吃這個該死的面包片。
我在想……在想，我們想過這些人嗎？這個該死的面包片并沒有從我的頭腦中消失。
應該用心，而不是用理智去吃掉它。
有人寫道，在二十世紀——現在我們已經生活在二十一世紀，而教導我們的依然是十九世紀的文學。
主啊！這個問題依然經常困擾着我……我和很多人讨論過……我們是誰？是誰？ 我和我的前妻有過一次有趣的談話，她現在是已故直升機飛行員的寡婦。
一個聰明的女人。
我們坐了很長時間。
她也想理解并發現她丈夫死亡的意義。
她在忍受，但是她難以忍受。
我在報紙上多次讀到過直升機飛行員在反應堆上空工作的報道。
一開始他們抛下鉛闆，但是鉛闆立即消失在洞裡，當時有誰會想到，那裡的溫度有兩千攝氏度，而鉛在七百攝氏度就會變成蒸氣。
然後他們又抛下裝着白雲石和砂子的麻袋。
漆黑的夜晚，煙塵飛騰。
為了“投中”目标，他們必須打開駕駛室的窗口，探出頭去用眼睛瞄準：向左向右，向上向下。
他們受到的輻射劑量高得不可思議！我還記得那些報道的名字：《空中英雄》《切爾諾貝利獵鷹》。
就是這個女人，她向我講述了自己的疑惑：“他們寫道，我的丈夫現在是英雄了。
是的，他是英雄。
但英雄是什麼？我知道，我的丈夫是一個誠實、勤勉的軍人。
是一個守紀律的軍人。
他從切爾諾貝利回來幾個月後就生病了。
他在克裡姆林宮受到嘉獎，他在那裡見到了戰友們，他們也都生病了，但是大家都為了重逢而高興。
他們帶着勳章高高興興地回家了……我當時問他：‘你們是不是就一定得受這麼多痛苦？執行任務之後就不能保持健康嗎？’他回答：‘也許可以，如果當時想的多一些就好了。
需要很好的防護服，佩戴特殊眼鏡和面罩。
但我們既沒有第一項，也沒有第二項，也沒有第三項。
我們自己也沒有遵守個人安全規則。
我們沒有多想……’我們當時很少去考慮這些……很遺憾，我們完全沒想到……”我同意她的觀點。
從我們的文化上看，這麼考慮自己是自私。
是精神上的弱點。
但總有一樣東西對你來說是更重要的，那就是你的生命。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三周年紀念日。
這場災難已經過去三年了……人們被遷移到三十公裡以外的隔離區，但仍然有超過二百萬名白俄羅斯人生活在污染地區，他們被遺忘了。
白俄羅斯反對派計劃在那一天發動遊行，而當局的回答是宣布當天為義務勞動星期六。
城裡到處懸挂着紅旗，流動小吃亭推出了當時緊缺的産品：薩拉米香腸、巧克力、罐裝速溶咖啡。
街頭随處都可以看到警車。
警察穿着便衣……在拍照……不過，出現了新的現象：沒有人去注意他們，也不再害怕他們。
人們開始在切柳斯金采夫公園附近聚集……行進，行進。
到十點鐘，已經有兩三萬人（我使用了随後在電視上報道的警方數據），每分鐘，人群都在增加。
我們自己也不希望是這樣的……一切都在上升……誰能夠阻止這大海一樣的人群？十點整，按我們的計劃，隊伍沿着列甯大道向市中心移動，将那裡舉行一次集會。
一路上，不斷有新的人群加入，他們就在旁邊平行的街上、胡同裡、門洞裡等待着。
傳來一個消息：警察和軍人巡邏封鎖了通往市内的道路，阻止了運送其他地方的遊行隊伍的大客車和卡車，迫使他們返回。
但是沒有人驚慌，人們停下車，步行前往集會地點。
他們用擴音器通知全體隊伍。
人群頭頂的“烏拉！”四處回響。
陽台上擠滿了人……加入的人越來越多……陽台上擠滿了，他們打開窗戶，爬上窗台，朝着我們揮手，揮着頭巾歡呼，揮着兒童的小旗子。
我這時注意到，四周的人在議論……警察在後撤，包括那些身穿便衣、帶着照相機的小夥子……我馬上就想到：他們得到命令，退走了，回到蓋着篷布的汽車裡躲了起來。
當局躲起來了……我們在觀望……當局害怕了……人們邊走邊哭，大家手拉着手。
他們戰勝了自己的恐懼，從恐懼中解脫了出來。
集會開始了……雖然我們準備了很長時間，讨論過演說者的名單，但沒有人記得住。
這些來自切爾諾貝利地區的普通人，自己走到倉促搭好的講台上，不用講稿，就開始講起來。
他們排隊輪流發言。
這是證人的發言……證人在作證。
發言人中的隻有韋利霍夫院士一位名人，他曾經是事故現場清理總部的領導人之一。
但是他的發言，我沒有記住。
我記得别人的發言…… 帶着兩個孩子的母親……女孩和男孩…… 婦女帶着兩個孩子走上講台：“我的兩個孩子從小就不會笑。
不會玩耍。
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