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兒的哲學：和别人一起吃污染的面包片，不用覺得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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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在書堆裡……我在大學教了二十年書……
科學院的學者……他們是這樣的人，為自己選擇了曆史，就在曆史中生活。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學術之中。
理想……理想，當然……因為哲學在我們那個時代就是馬克思列甯主義，論文的題目都是這樣的：“論馬克思列甯主義在農業發展或處女地開發中的作用”。
強調世界無産階級的領袖作用……總之，這裡不需要笛卡爾學派的思考。
不過，我是幸運的……我大學時代的科研成果被送到莫斯科參加競賽，而且那裡發了話：“不要打擾這個年輕人，讓他去寫作。
”而我寫了那個想從理性思維的角度來解釋《聖經》的法國宗教哲學家馬勒伯朗士。
十八世紀是一個啟蒙時代，崇信理性的時代，相信我們能夠解釋世界，就像我現在理解的……我是走運的……我沒有落到打掉牙齒的機器裡……沒有落到混凝土攪拌機裡……奇迹！在那之前，他們多次警告過我：對于大學生的科研著作來說，馬勒伯朗士也許是有趣的研究對象。
但是對于論文是必須思考題目的，這是嚴肅的。
我們要把你留在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教研室做研究人員……放在從前，你是要移民國外的……你應該明白……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始了……我們一直在等待這一刻。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人們的表情立即開始改變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突然又冒出來另一些表情。
生活發生了一些變化，他們會看着對方微笑了，感覺整個社會有了生機。
有些事情發生了變化。
我現在還感到驚訝，變化的速度竟然會這麼快。
而我……總算把自己從笛卡兒生活中拔了出來。
我不再讀哲學，看起了最新的報紙和雜志，焦急地等待着改革後的每一期《火星》雜志。
一大早，人們就在“中央報刊零售”報刊亭前排起長隊，這是以前從來看不到的現象，也是人們從來不敢相信的現象。
信息像雪崩一般接踵而來……半個世紀以來保存在專門檔案館的列甯政治遺囑公布了。
索爾仁尼琴的書出現在書架上，緊接其後又有了沙拉莫夫、布哈林……就是不久之前，藏有這些書還是要被逮捕，會被判刑的。
他們還解除了薩哈羅夫院士的流放。
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第一次在電視上播放。
整個國家，屏息靜氣坐在屏幕前面……我們說啊，說啊……大家在廚房裡大聲地談論着那些不久前還要輕聲耳語的話題。
我們多少代人都是在廚房裡說話！全都一去不複返了！全部蘇聯曆史……就是這七十年多一點兒的時間啊……現在所有人都去參加集會，參加遊行。
可以贊成，也可以投票反對。
我記得，一個曆史學家出現在電視上……他帶來一張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分布圖……整個西伯利亞在紅旗中燃燒。
我們知道了庫羅帕特森林慘案[庫羅帕特森林慘案：1930年末至1940年初，在白俄羅斯明斯克東北部庫羅帕特森林裡，蘇聯内務部殺害了數萬當地人。
——譯者注]的真相。
令人震撼！多麼麻木的社會！白俄羅斯的庫羅帕特，一九三七年的烈士墓。
那裡埋葬着數萬白俄羅斯人、俄羅斯人、波蘭人、立陶宛人……兩米深的壕溝中，堆着兩三層屍體。
這裡本來離明斯克很遠，後來劃入了市區，通了電車。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這裡長成了一片新森林，栽種的松樹長高了，城裡的人什麼也沒有去懷疑，“五一”假日在這裡舉行野外活動，冬天在這裡滑雪。
挖掘工作開始了……當局……當局在說謊，竭力為自己開脫。
一到夜裡，警察就去把挖開的墓穴填平，白天，人們接着再去開挖。
我看到過紀錄片的鏡頭：一排排擦掉了泥土的頭骨……每個頭骨後面都有一個孔…… 當然，我們現在就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場革命之中，一場新的曆史下的革命…… 我沒有脫離我們談話的主題……你别擔心……我想記住我們切爾諾貝利發生的那些事情。
因為它們會一起留在曆史上——社會主義崩潰和切爾諾貝利災難，它們永遠相伴。
切爾諾貝利加速了蘇聯的崩潰，切爾諾貝利炸毀了整個帝國。
而政策就是對我們制定的…… 五月四日……事故之後第九天戈爾巴喬夫才出面講話，實在是怯懦。
手忙腳亂。
就像一九四一年戰争剛開始的日子裡，報紙上說這是敵人的陰謀和西方的歇斯底裡，這是反蘇活動和我們的敵人散布的挑釁性謠言。
都是來自國外的謠言。
我記得，在那些日子裡，我們惶恐不安，幾乎一個月的時間裡每個人都在盼望，政府最終對我們宣布：在共産黨的領導下，我們的科學家……我們英勇的消防隊員和士兵……再次征服了災難，赢得了空前的勝利。
宇宙之火被他們趕進了試管，恐懼沒有出現，我們永遠不會允許它出現。
這一點确信無疑……是的！我現在理解了……我們的意識無法與和平的原子能聯系在一起，與學校的教科書，與讀過的書籍聯系在一起……在我們的概念裡，世界的圖景是這樣的：軍事的原子能，那是廣島和長崎上空不祥的蘑菇雲，人們在瞬間就化成灰燼；而和平的原子能，那是無害的電燈泡。
我們頭腦裡的和平就像是一幅兒童畫。
我們渾渾噩噩地活着。
不隻是我們這些人，整個人類在切爾諾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學術之中。
理想……理想，當然……因為哲學在我們那個時代就是馬克思列甯主義，論文的題目都是這樣的：“論馬克思列甯主義在農業發展或處女地開發中的作用”。
強調世界無産階級的領袖作用……總之，這裡不需要笛卡爾學派的思考。
不過，我是幸運的……我大學時代的科研成果被送到莫斯科參加競賽，而且那裡發了話：“不要打擾這個年輕人，讓他去寫作。
”而我寫了那個想從理性思維的角度來解釋《聖經》的法國宗教哲學家馬勒伯朗士。
十八世紀是一個啟蒙時代，崇信理性的時代，相信我們能夠解釋世界，就像我現在理解的……我是走運的……我沒有落到打掉牙齒的機器裡……沒有落到混凝土攪拌機裡……奇迹！在那之前，他們多次警告過我：對于大學生的科研著作來說，馬勒伯朗士也許是有趣的研究對象。
但是對于論文是必須思考題目的，這是嚴肅的。
我們要把你留在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教研室做研究人員……放在從前，你是要移民國外的……你應該明白……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始了……我們一直在等待這一刻。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人們的表情立即開始改變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突然又冒出來另一些表情。
生活發生了一些變化，他們會看着對方微笑了，感覺整個社會有了生機。
有些事情發生了變化。
我現在還感到驚訝，變化的速度竟然會這麼快。
而我……總算把自己從笛卡兒生活中拔了出來。
我不再讀哲學，看起了最新的報紙和雜志，焦急地等待着改革後的每一期《火星》雜志。
一大早，人們就在“中央報刊零售”報刊亭前排起長隊，這是以前從來看不到的現象，也是人們從來不敢相信的現象。
信息像雪崩一般接踵而來……半個世紀以來保存在專門檔案館的列甯政治遺囑公布了。
索爾仁尼琴的書出現在書架上，緊接其後又有了沙拉莫夫、布哈林……就是不久之前，藏有這些書還是要被逮捕，會被判刑的。
他們還解除了薩哈羅夫院士的流放。
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第一次在電視上播放。
整個國家，屏息靜氣坐在屏幕前面……我們說啊，說啊……大家在廚房裡大聲地談論着那些不久前還要輕聲耳語的話題。
我們多少代人都是在廚房裡說話！全都一去不複返了！全部蘇聯曆史……就是這七十年多一點兒的時間啊……現在所有人都去參加集會，參加遊行。
可以贊成，也可以投票反對。
我記得，一個曆史學家出現在電視上……他帶來一張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分布圖……整個西伯利亞在紅旗中燃燒。
我們知道了庫羅帕特森林慘案[庫羅帕特森林慘案：1930年末至1940年初，在白俄羅斯明斯克東北部庫羅帕特森林裡，蘇聯内務部殺害了數萬當地人。
——譯者注]的真相。
令人震撼！多麼麻木的社會！白俄羅斯的庫羅帕特，一九三七年的烈士墓。
那裡埋葬着數萬白俄羅斯人、俄羅斯人、波蘭人、立陶宛人……兩米深的壕溝中，堆着兩三層屍體。
這裡本來離明斯克很遠，後來劃入了市區，通了電車。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這裡長成了一片新森林，栽種的松樹長高了，城裡的人什麼也沒有去懷疑，“五一”假日在這裡舉行野外活動，冬天在這裡滑雪。
挖掘工作開始了……當局……當局在說謊，竭力為自己開脫。
一到夜裡，警察就去把挖開的墓穴填平，白天，人們接着再去開挖。
我看到過紀錄片的鏡頭：一排排擦掉了泥土的頭骨……每個頭骨後面都有一個孔…… 當然，我們現在就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場革命之中，一場新的曆史下的革命…… 我沒有脫離我們談話的主題……你别擔心……我想記住我們切爾諾貝利發生的那些事情。
因為它們會一起留在曆史上——社會主義崩潰和切爾諾貝利災難，它們永遠相伴。
切爾諾貝利加速了蘇聯的崩潰，切爾諾貝利炸毀了整個帝國。
而政策就是對我們制定的…… 五月四日……事故之後第九天戈爾巴喬夫才出面講話，實在是怯懦。
手忙腳亂。
就像一九四一年戰争剛開始的日子裡，報紙上說這是敵人的陰謀和西方的歇斯底裡，這是反蘇活動和我們的敵人散布的挑釁性謠言。
都是來自國外的謠言。
我記得，在那些日子裡，我們惶恐不安，幾乎一個月的時間裡每個人都在盼望，政府最終對我們宣布：在共産黨的領導下，我們的科學家……我們英勇的消防隊員和士兵……再次征服了災難，赢得了空前的勝利。
宇宙之火被他們趕進了試管，恐懼沒有出現，我們永遠不會允許它出現。
這一點确信無疑……是的！我現在理解了……我們的意識無法與和平的原子能聯系在一起，與學校的教科書，與讀過的書籍聯系在一起……在我們的概念裡，世界的圖景是這樣的：軍事的原子能，那是廣島和長崎上空不祥的蘑菇雲，人們在瞬間就化成灰燼；而和平的原子能，那是無害的電燈泡。
我們頭腦裡的和平就像是一幅兒童畫。
我們渾渾噩噩地活着。
不隻是我們這些人，整個人類在切爾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