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方濟各曾給鳥兒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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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告别儀式……最荒唐的想法:“他們從哪裡弄到我的照片?是在人事處嗎?”這個傳言從何而起?因為并沒有出現相應的大規模死亡。

    就像庫爾斯克大會戰,數千人死亡……這很明确。

    而在這裡頭幾天似乎就死了七個消防隊員……然後又有幾個人……然後,對我們的意識而言是太抽象的概念:“幾代人以後”、“永遠”、“不詳”。

    于是流言四起:三頭鳥在天上飛,雞群啄了狐狸,刺猬掉了刺…… 那麼後來呢……後來需要派人再去一趟隔離區。

    有位攝影師拿來了假條,說他有胃潰瘍,第二位跑去休假了……他們就把我叫去說:“你應該去!”“我剛回來呀。

    ”“你知道,你都去過一次了,反正都一樣。

    還有,你已經有孩子了。

    可他們還年輕。

    ”我的天哪,我沒準想要五六個孩子呢!他們開始施壓,說是很快就要評定工資等級,你夠資格漲工資……悲喜交加的故事。

    我記不清了…… 我曾經拍過集中營的人。

    一般來說,這些人回避與集中營裡的其他人見面。

    見面和回憶戰争有某種反常的東西:需要回憶别人被殺和他們殺人。

    了解并經曆屈辱的人們,這些人相互逃避。

    他們在逃避自己,逃避他們所知道的人……逃避因為他而浮出水面的事情。

    從皮膚下面冒出來。

    在切爾諾貝利……也有某種東西在那裡……我也會感受到那些人們不想說出的話。

    比如說,我們所有的人道主義概念都是相對的……人在極端情況下的本質上完全不像書裡寫的那樣。

    我在書中沒有找到過這樣的人,我沒有遇到過,一切都是相反的。

    人不是英雄。

    我們都是《啟示錄》的傳播者。

    大大小小的傳播者。

    各種事件的片段和畫面在腦海中閃過:集體農莊主席想用兩輛汽車将自己的家小和物件運走,黨小組長給自己要了一輛汽車。

    公平在哪裡?我可以做證,那時因為沒有交通工具,已經好幾天不能把孩子們運走了,一群托兒所的孩子。

    而這邊的兩輛汽車還不夠運送家裡的物件,包括幾個三升罐裝的腌菜。

    我看見他們第二天運走了這些東西。

    我也沒拍……(突然笑起來)我們在商店裡買了香腸和罐頭,可是不敢吃。

    又覺得扔了可惜,就帶在身邊。

    (變得嚴肅起來)《啟示錄》惡的機制将會啟動。

    我懂得這點。

    人們會在領導面前造謠中傷和阿谀奉承,為的是拯救自家的電視機和卡拉庫裡羔皮大衣。

    人在世界末日前與現在無異。

    永遠如此。

     我有點兒不好意思,因為我從沒給自己的攝影隊争取過任何優待。

    我們有位小夥子要住房,我就去找工會:“幫個忙吧,我們在隔離區蹲了半年了。

    應該享受優待。

    ”“可以啊,”他們回答說,“拿證明來。

    證明要蓋章。

    ”我們就去了隔離區的工會,隻有娜斯佳阿姨拿着拖把在走廊走來走去,大家都跑光了。

    但我們有個導演,他有一摞證明:去過哪兒,拍過什麼。

    真是個英雄! 我的記憶中有一部宏大的長電影,有很多集。

    不過我沒有真正把它拍出來……(沉默)我們所有人都是《啟示錄》的傳播者…… 有一次,我們和士兵來到農舍。

    這裡住着一位大娘。

     “怎麼樣?大娘,我們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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