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切爾諾貝利：被忽略的曆史與對我們世界圖景的質疑</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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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切爾諾貝利的見證者……它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盡管可怕的戰争和革命将使這個世紀永載史冊。
災難雖已過去二十餘載，但有個問題至今萦繞在我心裡——我在見證什麼，過去還是未來？談論這個問題，很容易淪為老生常談……淪為危險的陳詞濫調……但在我看來，切爾諾貝利猶如新曆史的開端，它不僅是知識，也是預見，因為人類對自己與世界的認知産生了争論。
當我們談論過去或未來的時候，我們會将自己對時代的認知帶入其中，但切爾諾貝利不僅是一個時代的災難，散布于我們地球上的放射性核素，還将存留五十年，一百年，一萬年，甚至更長時間……從人類生命的角度說，它是永恒的。
我們該怎樣理解它？我們可能破解我們尚不可知的恐懼的含義嗎？ 本書講的是什麼？我為何要寫它？ 本書并不是在寫切爾諾貝利，而是在寫切爾諾貝利世界。
有關事件本身，已經有人寫過數千頁文字，拍攝過數十萬米的電影膠片。
我所寫的，是那些被忽略的曆史，在地球和時光裡那些我們存留時悄悄留下的印記。
我邊寫，邊搜集情感、思想、語言的日常生活。
我想捕捉心靈的常态，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這裡的一切都不尋常，無論事件還是人，他們在努力适應新的生活空間。
切爾諾貝利對他們而言，不是比喻，不是象征，它是他們的家園。
藝術家多少次排演了《啟示錄》，表現不同版本的世界末日，現在我們才真正地知道，生活是什麼樣子！令人難以想象。
有人在災難發生一年後問我：“所有人都在寫，而你生活在這兒卻不寫，為什麼？”我那個時候不知道怎麼寫，用什麼方法寫，以及如何接近它。
要是從前，我寫書的時候，會去觀察别人的痛苦，可是現在我和我的生命已成為事件的一部分，它與我融為一體，沒有距離。
我那渺小的湮沒于衆多歐洲國家中的祖國的名字，它已經變成魔鬼般的切爾諾貝利實驗室；而我們，白俄羅斯人，也成為切爾諾貝利人。
現在無論我去哪裡，人們都會好奇地打量着我：“啊，您從那兒來？那裡怎麼樣？”當然可以很快寫本書，那種将來可以一本接一本出下去的書——那天夜裡電站發生了什麼，是誰的過錯，政府如何對世界和自己的人民隐瞞事故，用了多少噸沙子和水泥在死亡的呼吸之上建成石棺，——但是我卻被某種隐藏的力量攔住了，我的手被按住了。
一種隐秘感。
我們心中驟然升起的這種感覺籠罩了一切：我們的談話、行為和恐懼，可怕的事件，緊随事件而發生的恐懼。
所有人都産生了可以說出與不可說出的情感，因為我們觸碰了尚不可知的東西。
切爾諾貝利是有待于我們破解的秘密，是未解讀的符号。
或許，這是二十一世紀之謎，是對這個時代的挑戰。
也就是說，在我們的生活中，除了我們生活其中的政治、民族主義和新宗教的挑戰外，前面還有其他挑戰在等待我們。
它們是更加兇殘和全面的挑戰，盡管它們暫時還隐于視線之外，但在切爾諾貝利之後已初露端倪……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夜……我們一夜之内便轉移到了另一段曆史中，我們完成了向新現實的躍進。
它，這一現實原來不僅超越我們的知識，而且超越我們的想象。
時代的聯系被割裂了，過去突然變得軟弱無力，令人無所依托，無所不在的人類檔案中找不到開啟這扇門的鑰匙。
我在那些天裡不止一次聽到：“我難以找到合适的詞句，來表達所看到的和所經曆的”，“此前誰也沒有對我講過這樣的事情”，“我沒在任何一本書中讀到過，也沒在
災難雖已過去二十餘載，但有個問題至今萦繞在我心裡——我在見證什麼，過去還是未來？談論這個問題，很容易淪為老生常談……淪為危險的陳詞濫調……但在我看來，切爾諾貝利猶如新曆史的開端，它不僅是知識，也是預見，因為人類對自己與世界的認知産生了争論。
當我們談論過去或未來的時候，我們會将自己對時代的認知帶入其中，但切爾諾貝利不僅是一個時代的災難，散布于我們地球上的放射性核素，還将存留五十年，一百年，一萬年，甚至更長時間……從人類生命的角度說，它是永恒的。
我們該怎樣理解它？我們可能破解我們尚不可知的恐懼的含義嗎？ 本書講的是什麼？我為何要寫它？ 本書并不是在寫切爾諾貝利，而是在寫切爾諾貝利世界。
有關事件本身，已經有人寫過數千頁文字，拍攝過數十萬米的電影膠片。
我所寫的，是那些被忽略的曆史，在地球和時光裡那些我們存留時悄悄留下的印記。
我邊寫，邊搜集情感、思想、語言的日常生活。
我想捕捉心靈的常态，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這裡的一切都不尋常，無論事件還是人，他們在努力适應新的生活空間。
切爾諾貝利對他們而言，不是比喻，不是象征，它是他們的家園。
藝術家多少次排演了《啟示錄》，表現不同版本的世界末日，現在我們才真正地知道，生活是什麼樣子！令人難以想象。
有人在災難發生一年後問我：“所有人都在寫，而你生活在這兒卻不寫，為什麼？”我那個時候不知道怎麼寫，用什麼方法寫，以及如何接近它。
要是從前，我寫書的時候，會去觀察别人的痛苦，可是現在我和我的生命已成為事件的一部分，它與我融為一體，沒有距離。
我那渺小的湮沒于衆多歐洲國家中的祖國的名字，它已經變成魔鬼般的切爾諾貝利實驗室；而我們，白俄羅斯人，也成為切爾諾貝利人。
現在無論我去哪裡，人們都會好奇地打量着我：“啊，您從那兒來？那裡怎麼樣？”當然可以很快寫本書，那種将來可以一本接一本出下去的書——那天夜裡電站發生了什麼，是誰的過錯，政府如何對世界和自己的人民隐瞞事故，用了多少噸沙子和水泥在死亡的呼吸之上建成石棺，——但是我卻被某種隐藏的力量攔住了，我的手被按住了。
一種隐秘感。
我們心中驟然升起的這種感覺籠罩了一切：我們的談話、行為和恐懼，可怕的事件，緊随事件而發生的恐懼。
所有人都産生了可以說出與不可說出的情感，因為我們觸碰了尚不可知的東西。
切爾諾貝利是有待于我們破解的秘密，是未解讀的符号。
或許，這是二十一世紀之謎，是對這個時代的挑戰。
也就是說，在我們的生活中，除了我們生活其中的政治、民族主義和新宗教的挑戰外，前面還有其他挑戰在等待我們。
它們是更加兇殘和全面的挑戰，盡管它們暫時還隐于視線之外，但在切爾諾貝利之後已初露端倪……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夜……我們一夜之内便轉移到了另一段曆史中，我們完成了向新現實的躍進。
它，這一現實原來不僅超越我們的知識，而且超越我們的想象。
時代的聯系被割裂了，過去突然變得軟弱無力，令人無所依托，無所不在的人類檔案中找不到開啟這扇門的鑰匙。
我在那些天裡不止一次聽到：“我難以找到合适的詞句，來表達所看到的和所經曆的”，“此前誰也沒有對我講過這樣的事情”，“我沒在任何一本書中讀到過，也沒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