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孤獨的人類之聲</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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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說死亡還是說愛情？或者說這是一碼事……應該說什麼呢？
……我們結婚時間不長。
逛街的時候還牽手呢，甚至逛商店也是。
到哪兒都成雙入對。
我對他說：“我愛你。
”但我不知道，我有多愛他。
我無法想象……我們住在他服役的消防隊宿舍，住在二層。
那裡還住着三個新婚之家，大家共用一個廚房。
一層停放着消防車，紅色的消防車。
這是他的工作。
我對他了如指掌：他在哪裡，他情況如何。
我半夜聽到嘈雜聲，喊叫聲。
我隔窗張望。
他看見了我：“把小窗關上，躺下睡覺。
電站失火。
我一會兒就回來。
” 我沒有看見爆炸，隻看見火焰。
一切仿佛都映得通亮……整個天空……高高的火焰，黑煙。
可怕的火災。
而他始終不見蹤迹。
冒黑煙是因為瀝青被點燃了，電站頂層鋪了瀝青。
後來他回憶說，就像走在焦油上。
人們在撲火，他們卻蹒跚而行，用腳将滾燙的石墨踢開……他們去的時候，沒有穿帆布防護服，隻穿了一件襯衫，就這樣走了。
沒人提醒他們，他們是奉命奔赴普通火情的…… 四點……五點……六點……我和他原本六點鐘要去他父母家，去種土豆。
從普裡皮亞季鎮到他父母住的斯佩裡熱村有四十公裡。
播種，耕地……他喜歡做這些事……母親經常回憶說，她和父親都不希望他留在城裡，甚至要為他蓋一間新房。
後來他應征入伍，在莫斯科消防部隊服役，他回來以後，隻想去當消防員！不想幹别的。
（沉默） 我有時仿佛聽到他的聲音……鮮活的聲音……甚至照片都不曾如聲音那樣給我強烈的感受。
可他從來沒有呼喚過我。
甚至在夢中……都是我呼喚他…… 七點鐘……七點鐘我被告知，他被送到醫院了。
我跑過去，可是醫院四周被警察團團圍住，一個人都不讓進去。
隻有救護車駛入。
民警們高喊：“别靠近救護車，輻射爆表了！”不隻我一個人，而是那夜所有丈夫在電站的妻子們都跑了過去。
我撲過去尋找一個熟人，她在這家醫院上班。
她從救護車裡出來的時候，我揪住她的大褂：“讓我進去吧！”“不行！他情況不好。
他們所有人都不好。
”我抓住她：“就看一眼。
”“那好吧，”她說，“那我們快去。
隻能十五到二十分鐘。
”我見到了他……眼睛幾乎看不到了……“得喝牛奶，喝很多牛奶！”熟人對我說，“哪怕他們喝三升也好。
”“可是他不喝牛奶。
”“現在他會喝的。
”很多醫生、護士，特别是這家醫院的衛生員，過了一段時間便患病、死亡。
但當時沒人知道内情…… 上午十點，攝影師希申諾克死了。
他是第一個死者……就在第一天……我們得知，廢墟下面還有第二個死者——瓦列拉·霍捷姆丘克。
他沒有被挖出來，被混凝土埋在了裡面。
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他們隻是第一批死者…… 于是我問：“瓦先卡，怎麼辦？”“離開這兒吧！走吧！你還要照顧孩子。
”我懷孕了。
可我怎能抛下他？他在求我：“走吧！救救孩子！”“我先給你弄牛奶去，然後再說。
” 我的閨密塔尼娅·基貝諾克跑來了……她的丈夫也在這間病房。
她父親跟她一道來的，他留在車裡。
我們坐車去到附近的村裡買牛奶，在城外三公裡……我們買了很多三升裝的罐裝牛奶……買了六罐——希望足夠所有人喝……但他們喝完牛奶嘔吐不止……并且一直昏厥，醫院就給他們輸液。
不知為什麼，醫生确診他們是煤氣中毒，誰也沒提輻射的事。
城裡停滿軍車，所有道路都被封鎖了。
到處都是士兵。
火車全部停運。
人們在用一種粉末洗滌街道……我擔心，明天怎麼去村裡給他買新鮮牛奶？沒人提輻射的事。
所有的軍人都戴着防毒面具……市民還在從商店裡購買面包、敞口的袋裝糖，餡餅就放在托盤裡……就像平常一樣。
隻是……人們在用一種粉末洗滌街道…… 晚上，醫院不讓進了。
四周人山人海……我站在他窗戶對面，他挪近窗戶對我呼喊。
我是那麼絕望！人群中有人聽說：他們将在夜裡被送往莫斯科。
妻子們聚集起來，她們想：我們要和他們一起走。
讓我們到我們的丈夫身邊吧！你們無權阻止！她們推搡着，撕扯着。
士兵們已經站成兩道防線，将我們推開。
那時，有個醫生站出來說，他們是要乘飛機去莫斯科，但是我想給他們帶換洗衣服——他們在電站時穿的衣服都已經燒光了。
公交車已經停駛，于是我們跑步穿過整個城區……我們拿着行李跑回來的時候，飛機已經飛走了。
我們被蒙騙了。
他們不希望我們在那裡又喊又哭…… 夜晚……街道的一邊是大客車，數百輛大客車（已經準備疏散城市），另一邊是數百輛消防車。
到處在趕人。
整條大街滿是白色泡沫。
我們踩着泡沫前行……我們罵街，哭泣。
廣播裡說：全城疏散三到五天，請你們随身攜帶保暖衣物和運動套裝，你們将住在樹林裡。
住在帳篷中。
人們甚至很開心——我們要走進大自然了！我們要在那裡迎接一個非比尋常的五一節。
人們為此準備了烤肉串，買了葡萄酒，還随身帶上了吉他、錄音機。
五月裡那些可愛的節日啊！隻有那些丈夫受傷的女人在哭泣。
我不記得當時是怎麼走到家的……似乎一見到他媽媽，我就清醒了過來。
“媽媽，瓦夏在莫斯科！專機送走的！”可我們還是種完了菜園子——土豆、卷心菜（一周之後農村也疏散了）。
誰能料到？那時候誰能料到？傍晚我開始嘔吐。
我懷了六個月身孕。
我真難受……夜裡做夢，他叫我。
他活着的時候，曾在夢裡叫我：“柳霞！柳先卡！”他死了以後，就一次都沒叫過。
一次都沒……（哭泣）早晨起床時我閃過一個念頭，我要去趟莫斯科……媽媽哭着說：“你這樣怎麼去啊？”于是就讓父親和我一起去：“讓他開車送你過去。
”我們拿着存折取了存款，取了所有的錢。
我不記得那些路了……路從記憶中消失了……我們問第一位警察，切爾諾貝利消防員住在哪家醫院，他告訴了我們。
我甚至很吃驚，因為他們一直吓唬我們：那是國家機密，絕密。
休金大街第六醫院…… 這所專門治療放射病的醫院，沒有通行證不得入内。
我給值班員塞了錢，她就說“進去吧”。
還說了是幾樓。
我還找過人，也求過别人……就這樣，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裡耶夫娜·古西科娃的辦公室。
那時我不知道怎麼稱呼她，我什麼都想不起來，我隻知道應該見到他，找到
逛街的時候還牽手呢，甚至逛商店也是。
到哪兒都成雙入對。
我對他說：“我愛你。
”但我不知道，我有多愛他。
我無法想象……我們住在他服役的消防隊宿舍，住在二層。
那裡還住着三個新婚之家，大家共用一個廚房。
一層停放着消防車，紅色的消防車。
這是他的工作。
我對他了如指掌：他在哪裡，他情況如何。
我半夜聽到嘈雜聲，喊叫聲。
我隔窗張望。
他看見了我：“把小窗關上，躺下睡覺。
電站失火。
我一會兒就回來。
” 我沒有看見爆炸，隻看見火焰。
一切仿佛都映得通亮……整個天空……高高的火焰，黑煙。
可怕的火災。
而他始終不見蹤迹。
冒黑煙是因為瀝青被點燃了，電站頂層鋪了瀝青。
後來他回憶說，就像走在焦油上。
人們在撲火，他們卻蹒跚而行，用腳将滾燙的石墨踢開……他們去的時候，沒有穿帆布防護服，隻穿了一件襯衫，就這樣走了。
沒人提醒他們，他們是奉命奔赴普通火情的…… 四點……五點……六點……我和他原本六點鐘要去他父母家，去種土豆。
從普裡皮亞季鎮到他父母住的斯佩裡熱村有四十公裡。
播種，耕地……他喜歡做這些事……母親經常回憶說，她和父親都不希望他留在城裡，甚至要為他蓋一間新房。
後來他應征入伍，在莫斯科消防部隊服役，他回來以後，隻想去當消防員！不想幹别的。
（沉默） 我有時仿佛聽到他的聲音……鮮活的聲音……甚至照片都不曾如聲音那樣給我強烈的感受。
可他從來沒有呼喚過我。
甚至在夢中……都是我呼喚他…… 七點鐘……七點鐘我被告知，他被送到醫院了。
我跑過去，可是醫院四周被警察團團圍住，一個人都不讓進去。
隻有救護車駛入。
民警們高喊：“别靠近救護車，輻射爆表了！”不隻我一個人，而是那夜所有丈夫在電站的妻子們都跑了過去。
我撲過去尋找一個熟人，她在這家醫院上班。
她從救護車裡出來的時候，我揪住她的大褂：“讓我進去吧！”“不行！他情況不好。
他們所有人都不好。
”我抓住她：“就看一眼。
”“那好吧，”她說，“那我們快去。
隻能十五到二十分鐘。
”我見到了他……眼睛幾乎看不到了……“得喝牛奶，喝很多牛奶！”熟人對我說，“哪怕他們喝三升也好。
”“可是他不喝牛奶。
”“現在他會喝的。
”很多醫生、護士，特别是這家醫院的衛生員，過了一段時間便患病、死亡。
但當時沒人知道内情…… 上午十點，攝影師希申諾克死了。
他是第一個死者……就在第一天……我們得知，廢墟下面還有第二個死者——瓦列拉·霍捷姆丘克。
他沒有被挖出來，被混凝土埋在了裡面。
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他們隻是第一批死者…… 于是我問：“瓦先卡，怎麼辦？”“離開這兒吧！走吧！你還要照顧孩子。
”我懷孕了。
可我怎能抛下他？他在求我：“走吧！救救孩子！”“我先給你弄牛奶去，然後再說。
” 我的閨密塔尼娅·基貝諾克跑來了……她的丈夫也在這間病房。
她父親跟她一道來的，他留在車裡。
我們坐車去到附近的村裡買牛奶，在城外三公裡……我們買了很多三升裝的罐裝牛奶……買了六罐——希望足夠所有人喝……但他們喝完牛奶嘔吐不止……并且一直昏厥，醫院就給他們輸液。
不知為什麼，醫生确診他們是煤氣中毒，誰也沒提輻射的事。
城裡停滿軍車，所有道路都被封鎖了。
到處都是士兵。
火車全部停運。
人們在用一種粉末洗滌街道……我擔心，明天怎麼去村裡給他買新鮮牛奶？沒人提輻射的事。
所有的軍人都戴着防毒面具……市民還在從商店裡購買面包、敞口的袋裝糖，餡餅就放在托盤裡……就像平常一樣。
隻是……人們在用一種粉末洗滌街道…… 晚上，醫院不讓進了。
四周人山人海……我站在他窗戶對面，他挪近窗戶對我呼喊。
我是那麼絕望！人群中有人聽說：他們将在夜裡被送往莫斯科。
妻子們聚集起來，她們想：我們要和他們一起走。
讓我們到我們的丈夫身邊吧！你們無權阻止！她們推搡着，撕扯着。
士兵們已經站成兩道防線，将我們推開。
那時，有個醫生站出來說，他們是要乘飛機去莫斯科，但是我想給他們帶換洗衣服——他們在電站時穿的衣服都已經燒光了。
公交車已經停駛，于是我們跑步穿過整個城區……我們拿着行李跑回來的時候，飛機已經飛走了。
我們被蒙騙了。
他們不希望我們在那裡又喊又哭…… 夜晚……街道的一邊是大客車，數百輛大客車（已經準備疏散城市），另一邊是數百輛消防車。
到處在趕人。
整條大街滿是白色泡沫。
我們踩着泡沫前行……我們罵街，哭泣。
廣播裡說：全城疏散三到五天，請你們随身攜帶保暖衣物和運動套裝，你們将住在樹林裡。
住在帳篷中。
人們甚至很開心——我們要走進大自然了！我們要在那裡迎接一個非比尋常的五一節。
人們為此準備了烤肉串，買了葡萄酒，還随身帶上了吉他、錄音機。
五月裡那些可愛的節日啊！隻有那些丈夫受傷的女人在哭泣。
我不記得當時是怎麼走到家的……似乎一見到他媽媽，我就清醒了過來。
“媽媽，瓦夏在莫斯科！專機送走的！”可我們還是種完了菜園子——土豆、卷心菜（一周之後農村也疏散了）。
誰能料到？那時候誰能料到？傍晚我開始嘔吐。
我懷了六個月身孕。
我真難受……夜裡做夢，他叫我。
他活着的時候，曾在夢裡叫我：“柳霞！柳先卡！”他死了以後，就一次都沒叫過。
一次都沒……（哭泣）早晨起床時我閃過一個念頭，我要去趟莫斯科……媽媽哭着說：“你這樣怎麼去啊？”于是就讓父親和我一起去：“讓他開車送你過去。
”我們拿着存折取了存款，取了所有的錢。
我不記得那些路了……路從記憶中消失了……我們問第一位警察，切爾諾貝利消防員住在哪家醫院，他告訴了我們。
我甚至很吃驚，因為他們一直吓唬我們：那是國家機密，絕密。
休金大街第六醫院…… 這所專門治療放射病的醫院，沒有通行證不得入内。
我給值班員塞了錢，她就說“進去吧”。
還說了是幾樓。
我還找過人，也求過别人……就這樣，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裡耶夫娜·古西科娃的辦公室。
那時我不知道怎麼稱呼她，我什麼都想不起來，我隻知道應該見到他，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