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孤獨的人類之聲</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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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了陣痛。

    我剛開始跟他說上話……有人幫我叫了救護車。

    我給了他醫院的地址。

    我就在那兒分娩……在安格林娜·瓦西裡耶夫娜·古西科娃那裡……她那時就提醒過我:“生孩子得上我們這兒來。

    ”我這樣還能去哪兒?我比預産期提前了兩周生産…… 他們給我看……女孩兒……“娜塔申卡,”我喊她,“爸爸給你起的娜塔申卡。

    ”看上去是個健康的嬰兒。

    小胳膊,小腿兒……可她有肝硬化……肝上有二十八倫琴輻射……先天性心髒病……四個小時後我被告知,女孩死了。

    又是那一套……我們不會把她交給您!你們怎麼能不給我呢?!我不會把她交給你們!你們又想把她拿去做科學實驗,我恨死你們的科學了。

    我恨!科學先從我手裡奪走了他,現在又想……我不給!我自己安葬了她。

    在他身邊……(她轉而低語) 我跟您講的都不應該講……我中風後不能喊叫,不能哭泣。

    可是我想……我想讓人知道……還沒有人認識她。

    我還沒有把我的小女兒交給他們的時候,我們的女兒……那時他們給我送來一隻小木盒:“她在那裡面。

    ”我看了一眼:她被襁褓包着,好像睡在裡面。

    我哭了:“把她安葬在他的腳下。

    請告訴他,這是我們的娜塔申卡。

    ” 在那裡,墓碑上沒寫娜塔莎·伊格納堅科……那裡隻有他的名字……她還沒有自己的名字……什麼都沒有……隻有靈魂……我将她的靈魂安葬在那裡…… 我去看他的時候總是捧着兩束花:一束給他,第二束給她放在角落裡。

    我在墓旁跪着,總是跪着……(語無倫次)我殺了她……我……她……救了我……我閨女救了我,她将所有輻射都吸收了,替我承受了。

    她還是那麼弱小,是個小不點兒。

    (喘不上氣來)她保全了我。

    可是我愛他們兩個人……難道……難道可以用愛殺人嗎?多麼濃烈的愛啊!愛與死,為什麼近在咫尺?它們常在一起。

    誰來解釋?誰來說明?我在墓旁跪着爬……(長時間沉默) 他們在基輔給了我一套居室,在一幢大樓裡,住着所有離開核電站的人。

    大家都是熟人。

    房子很大,是我和瓦夏夢想的兩居室。

    我住在那裡快要瘋了!我目光所及的每個角落——都是他,他的眼睛……我開始裝修,我不想坐着,想把這些全都忘記。

    就這樣過了兩年……我夢見……我和他走着,他光着腳走。

    “你幹嗎老打赤腳?”“因為我什麼都沒有。

    ”我去了教會……神父告訴我:“你應該買雙大号拖鞋,放在一個人的棺椁上。

    寫個紙條——是給他的。

    ”我照辦了,我去了莫斯科,并且立即去了教會。

    在莫斯科我離他近……他就躺在那兒,躺在米京墓地裡……我對墓地管理員說如何如何,我想放一雙拖鞋。

    他就問我:“你知道這該怎麼做嗎?”他又講了一遍……正巧送來一個老爺爺安葬。

    我走到棺椁跟前,掀起蒙着的單子,就放進去一雙拖鞋。

    “條子寫好了嗎?”“是,寫好了,但沒寫他在哪個墓地。

    ”“他們那兒是同一個世界。

    會找到他的。

    ” 我沒有任何活下去的願望。

    我夜裡站在窗前,望着天:“瓦先卡,我該怎麼辦?我不想活着沒有你。

    ”白天我路過一所幼兒園,停下來看……看啊,看着孩子們……我要瘋了!于是半夜問道:“瓦先卡,我要生個孩子。

    我已經害怕一個人待着了。

    我再也撐不下去了。

    瓦先卡!!”還有一回我祈求說:“瓦先卡,我不需要男人,沒有比你再好的了。

    但我想要個孩子。

    ” 那年我二十五歲…… 我找了個男人……跟他說了一切……說了所有實情:我隻有一個愛人,我愛他一輩子。

    我對他坦陳一切……我們約會,可我從來沒有讓他到我這裡來過,我沒辦法讓他來我家。

    瓦夏在家呢…… 我在糖果廠上班。

    我一邊做蛋糕,一邊淚流不止。

    我不哭,隻是流淚。

    有一次我對姑娘們說:“請别憐憫我。

    你們要是憐憫,我就走。

    ”用不着憐憫我……我曾經是幸福的…… 瓦夏的勳章送來了。

    紅色的……我好久都不能看它,一看就會流淚,止不住…… 我生了個男孩。

    叫安德烈……安德烈伊卡……閨密曾經勸阻我:“你不能生孩子。

    ”醫生也吓唬我:“你的身體承受不住。

    ”然後……然後他們又說,他沒有手臂……沒有右手……儀器顯示……“那又怎麼樣?”我想,“我會教他用左手寫字。

    ”可是我生了一個正常的……漂亮的男孩……他已經上學了,成績全是五分。

    現在我已經有了一個為之呼吸和活着的人。

    我的生命之光。

    他很懂事:“媽媽,要是我到奶奶那兒待兩天的話,你能呼吸嗎?”我不能!跟他分開一天我都害怕。

    我們走在街上……我覺得不舒服,跌倒了……那時我經受了第一次中風……在那裡,在街上……“媽媽,我給你弄點兒水喝?”“不要,你站在我身邊,哪兒也别去。

    ”我抓着他的手。

    後來就不知道了……我在醫院睜開眼睛……我把安德烈伊卡的手抓得那麼緊,醫生好不容易才掰開我的手指。

    他的手青了很久。

    現在我們外出時,他會對我說:“媽媽,别抓我的手。

    我不會離開你的。

    ”他也經常生病:兩周在學校,兩周在家看醫生。

    我們就這樣過日子。

    我們為彼此擔驚受怕。

    每個角落都是瓦夏……他的照片……我半夜就和他說呀說……有時候,他在夢中對我說:“讓我看看我們的孩子。

    ”我和安德烈伊卡來了……可他卻牽着女兒的手。

    他老是跟女兒在一起,隻和她玩耍…… 我就這樣活着……同時活在現實和非現實的兩個世界。

    我不知道,哪個對我更好……(起身,走到窗邊)我這樣的人很多,整條街都是,它被稱作切爾諾貝利大街。

    這些人在電站工作了一輩子,很多人至今還去那裡值班,現在電站實行值班制。

    誰也不住在那兒了,以後也不會了。

    他們所有人都得了重病,落下殘疾,但沒有放棄工作,想都不敢想。

    他們沒有除了反應堆之外的生活——反應堆就是他們的生活。

    今天在其他地方,還有誰,還有什麼單位需要他們呢?死亡經常發生。

    死亡就在刹那間。

    他們在不知不覺中死去——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睡着了便再也沒有醒來。

    去給護士送花,心髒就不跳了。

    站在公共汽車站……他們正在死去,卻沒人真正過問。

    問我們經曆過什麼……看見過什麼……人們不想傾聽死亡,不想傾聽恐怖…… 但是我給您講述了愛情……我是怎麼愛的…… ---柳德米拉·伊格納堅科,犧牲的消防員瓦西裡·伊格納堅科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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